“第二届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论坛——2017’关于劳动的哲学、伦理学及跨学科研究高端学术论坛”学术综述
作者：张蕾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和原点，在当下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劳动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劳动问题也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需要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探讨。2017年4月14-16日，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第二届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论坛——2017’关于劳动的哲学、伦理学及跨学科高端学术论坛”。论坛以“劳动”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南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大、中国社科院、湖北社科院、四川社科院、上海市社联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代表和10家学术报刊代表共计120余人出席。与会专家学者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围绕“劳动”这一主题进行了多视角、全面而深入的跨学科探讨，所涉及的劳动问题十分广泛，诸如劳动人权的概念和学理诠释、劳动幸福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马克思劳动观、马克思的人学构建、劳动的伦理价值、劳动至上与工匠精神、劳动与腐败、新时期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新时代劳动形式和内容的特点等。

一、对劳动人权理论的思考与阐发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何云峰教授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劳动人权理论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主张用劳动来说明社会一切权利和合理性的来源和根据。此次会议上，何云峰教授对劳动人权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阐发，并将劳动幸福问题作为价值导向引入劳动人权理论，在主题为《劳动幸福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发言中，首先对劳动人权概念做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并运用劳动人权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劳动幸福的问题。他强调，劳动人权不仅是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实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将劳动作为社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的终极来源，而且是一种用劳动作为社会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唯一尺度的方法论。按照劳动人权理论，尊重劳动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劳动幸福是社会最初始的信念和基础性法则，但是劳动幸福不是一个个人感知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整体发展状态。劳动幸福的程度取决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程度，也取决于人与劳动关系的发展程度，随着人的解放而不断提高；劳动幸福是最高的人权问题，体现了人的劳动价值是否得以充分保护和劳动创造性是否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劳动幸福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幸福超越道德和法律的辩护，是不同于劳动权利或劳动权益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应该上升到劳动人权的高度去理解的涉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问题。劳动幸福的程度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和人的解放的程度。劳动幸福是劳动人权理论的价值导向，具有最高的普适性。而劳动幸福的最根本标志是创造性诚实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存在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主张 ，尊重劳动有其特殊的含义，即尊重劳动展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是一切平等的根源、一切自由的根源，以及人的价值的根源。因此，尊重劳动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如果说资本主义坚持的是天赋人权，那么社会主义就坚持的是劳动人权。这是因为尊重劳动反映了社会主义不同资本主义之最根本的核心要旨。资本主义强调资本，甚至唯资本至上。社会主义则把尊重劳动当作社会立法、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自由的根源和终极说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对劳动的普遍尊重，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就是虚假的社会主义。所谓尊重劳动，就是要尊重劳动活动本身。只有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社会才能达到劳动幸福的整体状态。”［1］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首先肯定了劳动人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这是关涉到人类向何处去，人类如何构建自己的存在状态，以及人类如何选择自己应有的存在方式等问题，在《维护劳动人权、实现劳动解放必须澄清六个问题》这一发言中，陈学明教授指出，劳动人权理论的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维护劳动人权、实现劳动解放需要对劳动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澄清，因此必须对六个问题进行推敲和思考：（1）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何种程度上让劳动力进入市场？（2）人为什么要劳动，劳动是目的还是手段？（3）人应当在消费中还是在劳动中实现幸福？（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批判的是生产方式还是人的存在方式，抑或对两者的批判相结合？（5）劳动是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社会财富形成中劳动者的主体作用有没有改变？（6）劳动向非物质劳动转化，是否意味着劳动向劳动解放跨出了重大的一步？这一列问题的提出和思考，涉及劳动的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对于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完善极具启发意义。
东华大学贺善侃教授在《劳动人权，共享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主题发言中指出：“劳动人权”学说的提出另辟蹊径，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从“劳动人权”出发可以为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论证角度。对于公平正义来说，既然人的一切权利都可以最终从劳动加以解释，人类社会任何合理性的根据和最终解释也都是劳动，那么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可以最终由劳动得到解释。也就是说，公平正义的合理性是完全可以从劳动人权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劳动人权理论内含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它的一切权利的诉求就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资本逻辑还在起作用，劳动的异化并未真正消除，因此各种劳动不公正现象仍然存在。这就是说，劳动人权所涵盖的劳动者权利的实现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享发展正是克服这些社会不公正现象，保障劳动人权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共享发展是当代保障劳动人权、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导理念，它是对“以人为本”基本原则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共享发展也表现为一种发展制度，是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的民生领域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这也是保障劳动人权、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不过，也要注意到共享发展的目标是历史的、相对的，因为公平正义以及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本身也是历史的、相对的。除了理念和制度层面外，保重劳动人权，实现公平正义还需要一种方法论原则——底线思维和问题意识，它是创新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思维方式。这一阐释在在劳动人权的解释框架中理清了劳动人权、公平正义和共享发展三者的关系，同时立足共享发展从指导理念、制度安排、思维方式三个层面对保障劳动人权，实现公平正义进行了系统且富有启发的论证。
上海师范大学周书俊教授在《劳动人权理论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发言中认为，劳动人权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秘密，正是因为劳动人来才由猿变成人，也正是因为劳动，人类社会才不断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才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劳动人权是对当下人们漠视劳动、不尊重劳动者现象的一种反叛。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忘记了真正体现人本质属性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劳动。人不关注财富真正的来源，不再关怀劳动者的生存方式，不再关照劳动的整个实现过程，而只关心如何随心所欲享受劳动成果，关注劳动的最终结晶——货币量的扩张。劳动人权理论的提出是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人民性、不忘初心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重要理论基石。
上海师范大学高惠珠教授在《当代视域中的劳动与人权》发言中认为，要将劳动放在当代的社会发展中进行考察，把握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劳动形式。首先，只有读懂世界才能很好的研究劳动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鲜明的问题。当今世界，劳动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之后的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全球化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知识劳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其次，从中国来讲，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里，在政治经济学中，他实际把知识劳动作为资本家的附庸。在当今社会主义中，新的现实和问题需要我们有新的思路和视野。再次，在全球化、信息化视野下，要对劳动有新的认识。政府、工会、劳动主体、管理者这四个方面都要努力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劳动理论的构建符合当下中国和世界的趋势，才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劳动本体论研究
劳动作为哲学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马克思的哲学看作是劳动哲学。
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以《劳动展现作为人的存在的相互性特征》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劳动幸福概念内涵丰富，它是劳动人权的核心，需要进一步展开对劳动概念的理解。从劳动的角度出发可以挖掘到人权的普遍基础，人权最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同时是价值观念。发展人的劳动本质是最大的劳动幸福，劳动幸福是最高价值标准，劳动幸福程度体现在人的解放程度之中。劳动人权将劳动同人权在内在学理上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劳动是劳动得到彰显的高层次的活动，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这体现了人权的人性根据。只有创造性活动同人的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创造活动是人的真正展开。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创造力解放不仅是社会的问题，也是人的发展的问题。个人和社会是一个整体，人权的保障跟人的发展和创造的保障联系在一起。通过劳动创造人同上帝创造人进行类比，劳动创造人是具有普遍性的，它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人类进化而言的，因此个体并不体现为由狭隘的劳动所创造，一个人只有在社会化中才能成为人。社会化包含着劳动人权，所有处于社会中的个体都必然同劳动有关联。人本来就是以相互性为基本特征的存在，而恰恰是信息本身以相互性为基本特征，这两个基本特征在当代社会叠加，为劳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空间，所以劳动应该在关联中进行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张允熠教授在《浅论马克思劳动观》这一主题发言中认为，劳动这个词在古汉语中不常用，它是近现代时期才开始被普遍使用的，但是古代有与劳动相联系的词，比如说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中的“耕作”就是劳动。劳动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三国志·华佗传》里面，意思是锻炼身体、活动筋骨可以延年益寿，这与传统社会的耕耘是两码事。所以在传统古汉语中劳动不具有今天劳动作为生产实践的涵义。现代西化主义的思潮盛行，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挖掘得不够深入，例如最早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进行区分的是中国的哲学家孟子，孟子提出“劳心劳力”，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这个词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的概念，马克思的劳动可以从哲学的视域中进行观察，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视域中进行理解，还可以从社会学的视域中进行理解，最后也可以将其归结为政治学的概念。在哲学视域中，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的劳动是一个纯粹哲学的概念，这一概念从黑格尔那里发展而来，带有浓厚的思辨哲学的色彩。劳动是精神观念外化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所以劳动是人类的类本质。在经济学视域中，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引用出商品的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就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最重要的是阐述了剩余劳动时间产生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独创性理论成果。在社会学视域中，劳动不是一个孤立的的单个人的劳动，而是类劳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个方面，在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异化理论从哲学经济领域扩大到道德、心理、病理、技术、文学、艺术等各个文化思想领域，渗透到各个学科，成为观察社会总体性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工具。在政治学领域中，由于劳动异化造成人的本质的异化，异化状态就成为人类解放和自由的障碍，劳动的发展趋势就是要消除异化现象，并通过劳动解放达到人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劳动解放理论是和马克思的“社会科学论”政治学说紧密联系的。从总体上来讲，马克思的劳动观虽然继承了黑格尔等人的思想，但更凸显了他自己的独创性，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与他的实践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劳动就是实践的最基本的形态，劳动在本义上就是实践，唯一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劳动主要指生产劳动观，是生产实践。
北京大学徐春教授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主题发言中认为，马克思在哲学意义上提劳动是在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论述的时候，他对黑格尔思想有一个继承和超越。劳动本质的一个基本的内涵在于人和动物的区别（劳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类生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很大方面在论述黑格尔的劳动观念。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把人的手看成劳动的结果，手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人用双手去劳动，改变了世界，也创造了自己。黑格尔看到了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但他有劳动的概念，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异化劳动的概念。关于劳动，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在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首先，人的物质生产劳动与动物的活动具有根本区别，人的活动是有自我意识的、有目的的，动物是完全出于本能。其次，人的活动不是仅根据肉体需要进行的生产，只有超出肉体需要的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这种生产包括物质活动，也包括人类精神创造。再次，人类在改造世界的时候，不但改造自然，也在改变人本身，使人自身不断得到完善。最后，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只是维持生命的存活，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不仅按照物的尺度进行生产，更是按照美的尺度进行塑造。但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无论如何展示劳动的丰富性，如果不能克服异化劳动，很难去建立劳动的幸福观。
上海师范大学毛勒堂教授在《劳动正义：马克思正义的思想内核和价值旨趣》这一主题发言中认为，由“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发的所谓“马克思拒斥正义”的观点成为流行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种见解。这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正义不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性概念，而是一个负面的否定性概念；马克思不仅没有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性的，而且肯定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马克思始终对正义持拒斥态度，反对“正义一般”，否定真意本身；马克思没有自己的正义思想和观念，其思想中存在“正义空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和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事业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理论尴尬和实践困惑，因此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正义的内核与实质，消除对其的迷思和误解。马克思并没有一般地反对正义，也没有拒斥和否定正义本身。在马克思那里，正义是一个与资本批判和劳动解放深刻关联在一起的辩证概念和历史范畴，马克思既有对资本正义的深刻批判，又在这种批判中积极建构自己的劳动正义思想，并在这种批判和建构中本质地诉求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他竭力批判“资本永恒正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谎言，反对 “资本正义”的抽象话语；另一方面他批判地建构了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和生产劳动实践基础上的劳动正义观，从而把劳动正义作为其正义思想的内核和价值旨趣。由此可见马克思思想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正义空场”，而是内含丰富而深刻的正义思想，它集中而隐性地存在于马克思对“资本正义”的批判以及对其超越的劳动正义的思考中。总的来说，马克思对正义问题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批判和人类解放问题而展开的，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论者，而是在对正义进行历史的辩证的把握中，在对抽象资本正义的批判以及对劳动正义的建构中追求正义的真正实现。
盐城师范学院徐海红教授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反自然还是亲自然》中指出，鲍德里亚的《生产之境》向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发起了总攻，这种攻击是从劳动的三个层面来展开的。在概念层面，鲍德里亚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仅仅理解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地位层面，鲍德里亚将马克思作为“建立在生产基础上的概念帝国主义”予以批判；在价值层面，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是一种支配自然的活动，“劳动的价值在于使人类超越自然界的其他万物，以主人的姿态支配自然”。在鲍德里亚的理解中，马克思的劳动是一种反自然、反生态的劳动，马克思并未真正超越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并不是根本性的。但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批判是站不住脚的，其每一个层面的批判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错误。在对劳动概念的理解中，他并未抓住劳动的本质。马克思的劳动改变不是一种单向性概念，“它不仅指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和改造自然，还有人与自然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之义”。“无论在对劳动的浅层还是深层意义的理解上，马克思劳动概念最终都具有亲自然的属性”。在劳动地位层面，鲍德里亚犯了常识错误和逻辑错误。常识错误在于鲍德里亚企图用象征交换来取代劳动的基础地位，而真正的现实是“物质变换是比象征交换更为根本性的存在”。而其逻辑错误就在于他企图用“猴体解剖猿体”，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僭越。因此，在现实中只有劳动是处于根本地位的，而劳动又是亲自然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应当是亲自然的。在价值层面，马克思虽然强调人“应该超越非人的自然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是其所说的超越并不是凌驾自然之上。“以物质变换定义劳动，意味着人类要控制盒支配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鲍德里亚恰恰是从其对劳动的单向性理解中，错误地将劳动理解为对自然单纯的支配，事实上从生态学视角来看，资本主义才是反自然的存在。［2］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王江松教授在主题为《劳动哲学是劳动文化学的理论基础》发言中指出，劳动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劳动哲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是劳动科学的基础学科。劳动哲学作为应用哲学，是打通哲学和劳动科学的桥梁和中介，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还具有社会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劳动文化作为劳动哲学的实践层面，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唐爱军博士在题为《马克思劳动观及其现实意义》发言中认为，马克思劳动观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劳动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可以有三种不同表述——“自由劳动、物质劳动、雇佣劳动”。这三种不同表述从解释模式上看，又可以理解为两种模式——哲学解释模式和经济学解释模式。两种解释模式下的劳动并不代表两者的相互对立，相反它们都是马克思劳动观的应有之义。“唯物史观把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活动规定为劳动的本质内涵，但这并不意味马克思放弃了早期的劳动概念”。事实上，马克思通过两种不同劳动概念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而在批判中，马克思劳动观的现实意义也随之展开，具体表现为：劳动的伦理向度，即它“对当下中国社会具有规范和指导意义”；劳动的价值向度，即它不仅为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基石，同时也“从价值观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物化本质”；劳动的自治向度，即它对于“当前中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体面劳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刘严宁博士在以《批判资本逻辑，实现体面劳动》为主题的发言中认为，资本逻辑形成的历史就是奴役劳动向谋生劳动转变的历史，谋生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劳动形态。当代社会只具有实现体面劳动的抽象可能，因为虽然资本主义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劳动者生活的改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谋生劳动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劳动形态；劳动、工人阶级的结构变化并不意味着这一阶级分化及其劳动形态的改变。而这种条件下的体面劳动只能是抽象的形式。相反，中国道路为体面劳动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实践基础。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利用和规制资本逻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劳动即表现为谋生性劳动，同时又是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重要方式。此外，社会主义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劳动创造的社会剩余是服务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因此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体面劳动与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
南开大学孙旭博士在以《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劳动的意蕴》为主题的发言中认为，劳动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它具有三大意蕴：功能意蕴，这意味着劳动是人在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并固定下来的能力；属性意蕴，这意味着劳动是人先天具有的基本属性；社会关系意蕴，意味着人天生是劳动的动物。而所谓的“劳动诅咒论”是对劳动的狭隘认识，认为劳动只具有工具性而不具有目的性。劳动的三大意蕴对“劳动诅咒论”的解答就在于劳动是人类的天性，而认为劳动是对人诅咒这一观点的错误就在于其片面地强调了劳动的异化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方面，其并未真正把握劳动的本质。

三、劳动和谐与劳动幸福研究
劳动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和理论问题，更是关涉到每个人以至整个社会的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通过劳动才能实现，对于社会而言也是如此，构建能够使人从中体验到幸福的和谐劳动关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武汉大学李斌雄教授在以《马克思主义劳动原理视阈中腐败的根源、特征和治理路径》为主题的发言中指出，“腐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它以剥削劳动人民成果为重要特征，因而也是“劳动走向完全解放的‘寄生毒瘤’”。直言之，腐败现象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产物”。一方面，分工和私有制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根源，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劳动产品成为商品，这为劳动者失去对产品支配权提供了可能性。而私有制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向分离，从而使得社会上某一些人可以借生产资料而侵占他人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运用公权占有劳动成果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也是一部分人产生腐败性为的思想根源和行为取向”。由于腐败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之必然，因此，从制度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则为根本上克服腐败创造了条件，更具体地说，就是要依靠劳动，它是克服腐败的“锁钥”。而对领导干部来说，必须以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作为防止其腐败变质的基本途径。总之，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却绝不是对社会历史的肯定性力量。在研究腐败过程中，在思想层面要坚决同那些将腐败歪曲为社会积极力量的思潮作斗争，揭示腐败是阻碍人类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寄生毒瘤”；应当坚持诚实劳动，用劳动这一根本途径来克服腐败，实现人本质的真正复归。［4］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贺汉魂教授在《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根本指导》主题发言中指出，劳动总是在一定关系下的劳动，因此劳动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劳动关系，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阐述了劳动关系和谐是影响劳动者劳动积极性、劳动效果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必须呼唤马克思劳动伦理思的复活。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对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揭示了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根本意义与基本特征。从国家或社会总体看，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你要求；从企业发展来说，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是企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内在要求；从劳资双方来看，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是维护劳资双方合理权益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和谐劳动关系应具有三个特征：劳动关系双方主体地位平等，构建一种合作共赢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主体共享劳动成果，平等分配劳动权利和义务；劳动关系纠纷应尽量内部消除。其次，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阐述了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根本方面——和谐的劳资关系。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劳资关系，并且劳资地位不平等性还非常明显，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为我们建设和谐劳资关系提供了原则性启示——建设和谐劳资关系要以利益公平分配、共享为主要方式，以集体谈判为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途径。再次，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解释了和谐劳动的根本主体及其道德责任。在劳动伦理关系中，劳资伦理关系是核心，政府、资方及代其行使权力的管理者、劳动者、工会是劳动伦理关系的根本主体，他们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中各自承担着相应的道德责任，多方的协调统一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保证。
湖南师范大学刘永春博士在《SOHO——工作领域中的一场道德革命》主题发言中认为，SOHO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这是工作领域中正在进行的一场道德革命。因为其凸显了工作者的主体性，即通过赋予普通工作者以工作自主性使他们成了工作的主人；改变了工作的谋生性、强制性与等级性；在工作中使得平等理念得以真正实现；结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形成的工作与休闲、工作与家庭二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工作与生活的有机融合。但是由于SOHO还在起步阶段，因此不免可能还存在某些质疑。这些质疑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SOHO的革命性、道德性和对物质财富的作用。SOHO本身还在起步阶段，因此对SOHO作为道德革命这一作用的彰显过程仍需要不断研究。
盐城师范学院赵云伟博士在《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唤醒劳动的力量》发言中认为，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对生产方式变化的文化层面的思考。劳动作为人本质的体现，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却一直处在异化的状态下，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提倡人人平等，由此唤醒了劳动者渴望平等的本能。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劳动世界构建的不断探索和尝试，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爆发，其对当代之启示就在于要重视和发展劳动的力量。

四、劳动关系问题研究
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劳动力整合的状况对于劳动者及劳动活动都具有重要影响，从实践层面来看，劳动关系问题是劳动中的重要问题，被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因此与会者就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在题为《当代中国为何缺少劳动至上与工匠精神》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在中国，相比于企业家，我们更缺乏高端制造业以及将这些高端制造业支撑起来的那些具有工匠精神的产业工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中国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没有具备工匠精神的产业工人的创造，那将是很难实现的。中国之所以缺乏工匠精神以及具备工匠精神的产业工人，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崇尚工匠精神、崇尚劳动的氛围。因为在根本上，中国社会就没有一种崇尚工匠精神、崇尚劳动的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和等级制为核心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剥削关系，具体表现为其剥削了人民的剩余劳动，而劳动者在此情况下只能维持简单的生产——即人口繁殖。因此，一方面普通下层人民因为以繁衍后代为中心，从而淡化了劳动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真正的属于人并且体现人本质的劳动并不是目的本身，相反却沦为其繁衍后代的工具。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以维护其统治为核心，因此必然从劳动者群体中将精英和工匠抽离，从而压制了工匠精神的产生。50年代是中国工匠精神发展的黄精时期，但是由于社会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并未获得真正的发展。改革开房后，工匠精神重新获得了新的有利环境，但是品牌重心以及金融重心在某种程度上又形成了对工匠精神的遏制。因此，在新时代要想培育工匠精神，就必须要去金融化，创造一个制度环境、文化环境使我们本来就存在的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得到自由成长的空间，鼓励工人踏踏实实参与建设，把整个经济引向崇尚实体经济的方向，同时开展对劳动人民技能进行奖励的政策。总之，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内在的主体支撑与外部环境支撑。
上海师范大学刘诚教授在《警惕自由化趋势 解决劳动问题》主题发言中提出，国际劳动关系现状主要表现为自由市场席卷全球，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自由化和原教旨主义，我们应当对此予以警惕。劳动关系现状和趋势启示我们要尽可能借助各种方式来克服劳动问题。
宜春学院常胜博士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习总书记劳动观》发言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其一是在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中肯定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其二是从实现体面劳动中认识劳动的伦理精神；其三是从创建劳动自治、民主管理的目标中获得劳动自治，进而阐释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将劳动的价值向度、伦理向度以及自治向度统一起来，共同作用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中，也只有三者实现真正统一，实现自由劳动和人的解放才成为可能。
上海师范大学赵福浩博士在《美国两极分化的现实启示》发言中提出，美国是发达国家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的国家，一方面工人因为资本家对劳动成本的控制、压制工会力量等因素收入得不到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减税、股票买卖特权等因素使资本家收入不断增加。这种分化导致美国借贷消费盛行、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引发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究其根源，乃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当代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不断作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
南京大学刘强博士在《构建劳动人本主义工时观》中认为，劳动应当由“力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因为“劳动力本主义”的核心在于将劳动看作生产的一个要素，从工时制角度看，其用时间的计量物化了生命、时间的安排消磨了意志以及时间的利用压抑了人性。劳动人本主义则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它强调一种社会化的、人性化的工时观，因此应当构建一种劳动人本主义工时观并使之与劳动密度、社会生活、劳动活力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当代社会，劳动已经逐渐成了排斥人性的纯粹生产工具，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用“人本主义”工时观取代“力本主义”工时观可以看成是对恢复劳动中人文关怀的有意义的尝试。

五、劳动其他问题研究
此外，与会学者还从异化劳动、国外学者对劳动问题的研究等方面对劳动问题进行了探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潘宁教授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中提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异化问题的关注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思考之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中心，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日益贫困的生活状况，深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形式，提出了人的本质异化思想。异化劳动理论中投射出的人本思想为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5］重温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于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司晓静博士在《洛克对私有财产及其权利之自然性的双重证明》中认为，洛克通过“人类需求”和“劳动占有”这两条途径“完成了私有财产及其权利之自然醒的证明，确立了作为自然权利的私有财产权”，这种论证虽然受到很多质疑，但其“对自我所有权以及外部资源如何摆占有和分配的讨论”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牛涛博士在《从制度供给达致职业教育与资本的平衡》发言中认为：工业4.0时代的产业升级要求培养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由此产生了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因为资本逻辑在于追求自我增值，而职业教育本质上是要通过对劳动者潜能的全面开发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如果偏向资本增值，便会导致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重技术轻文化、重操作请理论、重当下轻未来、重效率轻公平，从而遮蔽职业教育的本质；如果偏向职业教育本质的实现，又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资本投入的积极性。由此观之，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制度层面看，达成两者平衡的重要路径就在于在宏观制度供给以及微观制度构建来实现。即将具有普适性、系统性、协同性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具体教育治理模式、办学资源及要素供给体系建构紧密结合。
在这次论坛上，学者们就劳动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大家从不同视角的阐发涉及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的内容，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激发了学者们对劳动问题的讨论和思考，这也非常有助于对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何云峰.尊重劳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幸福的根基.［J］.理论经纬.2014,(0)，第1-10页.
［2］徐海红.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反自然还是亲自然.［J］.当代是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01)，第44-50页.
［3］唐爱军.马克思劳动观及其现实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03)，第57-62、92页.
［4］李斌雄.马克思主义劳动原理视阈中腐败的根源、特征和治理路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第12-20页.
［5］潘宁，丁丽丽.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当代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10(3)，第7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