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的游记可以说是欧洲对中国伊斯兰教所记述的最早文献，但是它并不具有当今学术研究上的意义。学术上所公认的国外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的。
19世纪下半叶
1840年，,被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被西方的炮舰打开。此后，大批西方传教士、学者、探险家跟随着军队和商人进入中国腹地,亲眼目睹了中国穆斯林的生活并与他们进行了接触,在此过程之中，他们逐渐关注起中国伊斯兰教，除了少量的游记如：法国路易·卡乃(LouisCarne)的《印度支那及中华帝国之行》以外。最为主要是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和东方学家对中国伊斯兰教进行较为认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出版发行的一批相应的著作和研究成果。
传教士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关注一方面来源于传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伊斯兰教是传教士们熟悉并视为重要竞争者的宗教。最开始收集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的是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华西里夫(VasiliP1Vasilev)和帕拉迪(Palladii)。进入20世纪以后,英美传教士也在此方面给予了关注。其中，美国伊斯兰学者斯维默和布教团的传教士访华时在与中国的穆斯林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后,向中国基督教会提出的最急待解决的三个问题（调查中国的穆斯林人口，确定教会在华从事布道的中心任务以及文化教育活动的战略中心；搜集汉文伊斯兰教著作以了解中国穆斯林的观点并研究基督教义与其相同点；在华的基督教会应与埃及开罗、新加坡、印度、马德拉斯的传教会加强联系并交流在穆斯林中从事布道和劝解改宗的经验。）就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一情况。
在欧洲东方学(Orientalism)领域,法国人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是非常有成就的。法国东方学家维希尔(Vissieres)、奥龙(Ollone)、梯尔桑(DabrydeThiersant)和考迪尔(G1Cordier)等都对中国伊斯兰教有所研究。其中,于1895年出版于巴黎的德弗瑞(GabrielDevria)的著作《中国伊斯兰教的源头》(OriginedeI.islamismeenChine.Paris:－ImprimerieNationale,1895),被布鲁姆霍尔评价为在他之前出版的最严谨和有价值的著作（MarshallBroomhall.IslaminChina:aNeglectedProblem［M］.London:DARFPublishers－Limited,1987.308）。王建平教授在其《国外学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著作简介》一文中也认为,法文资料的宝贵价值在于它收集了一些中国清真寺碑文资料包括阿文拓片、照片,对当时中国穆斯林生活作了直观描写（王建平.国外学界研究中国伊斯兰著述简介［J］.上海穆斯林,2001,(1)）。
20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英美传教士在中国伊斯兰教领域的研究达到了顶峰,其标志有两个:一是英国传教士布鲁姆霍尔于1910年出版的著作《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二是1911年由基督教会创办的《穆斯林世界》(Mos2lemWorld)季刊。
布鲁姆霍尔(MarshallBroomhall),中文名字为海思波,是一名英国内地会的传教士。1891年,他第一次在河南和安徽交界处访问一座清真寺,其中干净，整洁的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没有任何偶像,又与通常的中国传统庙宇形成鲜明对比。1910年,他出版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IslaminChina:aNeglectedProblem)一书,成为西方学界迄今为止进行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必读书。但周传斌认为，该译本对地名、术语等的把握不好,学者们在引用、参考时尤其应该慎重。（周传斌.他山之石——西方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述评［J］. 西北民族研究2005.(1)）尽管如此，作者通过与中国各地区的基督教会的通信收集到的大量的资料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1911年创刊的《穆斯林世界》季刊,从1911年至1949年,共刊发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文章约一百三十三篇, 论文、动态、书评和通迅约133篇,其中有玫逊的《中国回教书目》(1925年,该书搜集了318本著作书目)，鲁道夫依据多人的成果汇集的《中国伊斯兰教出版物》(1938年)等。（沈青.国外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A］.中国伊斯兰文化［C］.北京:中华书局,1996.58~63.）。
除了布鲁目霍尔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和基督教会创办的《穆斯林世界》(Mos2lemWorld)季刊，多伦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1911年,巴黎)、奥基勒维的《中国穆斯林文献》(1918年)以及辟肯司在四十年代创立的《穆斯林之友》等。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完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是一种战略的考虑。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在20世纪初的前三十年中，日本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不仅存在纯学术的研究，而且存在日本穆斯林处于兴趣而对中国穆斯林进行的探索。期间，桑原鹭藏的《蒲寿庚考》(1922年初刊、1935年再版，1968年(全集)第五卷本)、日木穆斯林佐佐间次郎1922年的《中国回教问题》1923年的《中国穆斯林的过去、现在与学社的前进运动》,1924年的《中国穆斯林的研究》、太宰松三郎的《支那回教徒的研究》(1924年)都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
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鉴于战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对我国的伊斯兰教以及回族穆斯林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相应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在若林半的《回教世界与日本》(1937年)、岩村忍的《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1937年)、回教圈研究所的《回教圈史要》(1940年)、加藤久的《回教的历史与现状》(1941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回教圈提要》(1942年)、笠间杲雄的《大东亚的回教徒》(1943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田坂兴道，他于1941、1942、1943、1944年分别发表的《一件大食与唐朝交往的史料》、《中国回教问题的历史研究》、《<回回馆译语>考释》、《回教与中国思想》等二十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对当时中国与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至今
从1950年起至今，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书目和论文。50年代，主要有前苏联发表的《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俄文资料》(1957年),美国的《伊斯兰教在中国》(1960年,华盛顿);60年代主要有拉斐格汗的《伊斯兰教在中国》(1963年,德里)、莫尔太的《黑帽伊斯兰教》(1964年)、田坂兴道的《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1964年)、今永清二的《中国回教史序说》(1966年)等;70年代有福布斯的《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概观》(1976年)等;80年代有拉法勒·以斯拉里的《穆斯林在中国》(1980年,伦敦)、莱斯利的《汉文伊斯兰教文献》(1981年)等。现将这一时期发表出版的有影响的论文及专著按年份顺序进行梳理。
1、列文塔尔(RudolfLoewenthal):《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俄文文献,初步书目》Russian－MaterialsonIslaminChina:APreliminaryBibliography)载MonumentsSerica,1957年,第16卷,p.449-479。该文列举俄文文献142篇,概括为四个条目分别介绍了书志、历史、经济、民族志与人口,文末附有人名和论文索引，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俄国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贡献》(RussianContributionstotheHistroyofIslaminChina)载CentraAsiatic－Journal,1962年第7卷,p.312~315。该文主要介绍了沙皇俄国时期的四种著作和苏联时期的两种著作。
2、摩尔根(KennethW.Morgan):《伊斯兰教——笔直之路,穆斯林所解释的伊斯兰教》(IslamtheStraightPath;IslamInterpretedbyMuslims)1958年由NewYork,Ronald出版。其中第九章题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IslamicCultureinChina),由廷(DawoodC.M.Ting)执笔。该章简明汇总了中国穆斯林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伊斯兰教与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宗教组织、礼拜形式等等。但对历史的叙述价值不大。
3、乔约(FrancoisJoyaux):《中国穆斯林,关于对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社会与经济政策,1950—1960》(LesMusulmansenChinePopulaire,ProblmsPolitiquesSociauxetConomi－quesdesMinoritsMusulmansdelaChinePopulaire,1950—1960)载法国政府出版的《文献之评论与研究》1962年2915号,共76页。该文有历史与地理的叙述,但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伊斯兰教的状况。相对于有关中国内地回族的记叙来说,更多的篇幅记叙了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各民族的状况。《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LesMinorits－MusulmansenChinePopulaire)发表 在L.AfriqueetL.Asie杂志1964年第68号,P.3~12，该文叙述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诸民族,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特别是区域自治政策。《中国穆斯林与北京的政策》(LesMusulmansdeChineetlaDiplomatiede－Pkin) 同样发表在L.AfriqueetL.Asie杂志1967年第77号,p.17-24，主要叙述了中国对伊斯兰教各民族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包尔汉等人所起的作用。
4、弗兰克(H.Franke):《中国中世纪针对伊斯兰教徒的讽刺作品》(EineMittelaterliche－ChinesischeSatireaufdieMohamedaner),载《奥托·斯皮斯纪念文集·东方研究》1967年,p.202-262。该文通过元明时期的相关历史资料的研究，列举了各种歧视汉人穆斯林的看法与观点。
5、德丽叶(JuneTeufelDreyer)女士的《中国的四千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与民族一体化》(China.sForthMillions;MinorityNationalitiesandNationalIntegration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p.333。该书在研究了中国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同时,也介绍了其相关的信仰，其中就包含了中国伊斯兰教，但有些观点不够正确。
6、伊斯莱利(RaphaelIsraeli):《中国穆斯林,文化对抗之一研究》(MuslimsinChina;A－StudyinCulturalConfrontation)(UneasyCoexistence)(ConfrontationandRebellion)伦敦克札恩书店1980年出版,p.272。该书由“不易之共存”(UneasyCoexistence)和“对抗与起义”(Confrontation－andRebellion)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对于回民与汉人的关系、穆斯林的特征、汉人对回民的看法、穆斯林与犹太教徒的比较等等问题,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值得注意。第二部由于分着重推论而史料基础薄弱, 所以缺乏说服力。
7、约瑟夫·弗莱彻的《中国和伊斯兰教的亚洲腹地研究》(JosephF1Fletcher,Beatrice－ForbesManzed,StudiesonChineseandIslamicInnerAsia,Aldershot:Variorum,1995)特别值得一提，本书以丰富的语言知识和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对中国伊斯兰教苏非派中的纳格什班底耶教团和西北回民等族的虎非耶派、哲赫林耶派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由于弗莱彻英年早逝,他收集的大量资料并没有得到作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本书展示的只是其学术成果的一部分。其余部分由他的学生李普曼(JonathanLipman)继承并发展。
8、拉斐尔·以色拉利于1979年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穆斯林在中国：文化冲突研究》(MuslimsinChina:AStudyinCulturalConfrontation,London:CurzonPress,1979)。本书在运用社会学方法详细分析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与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之间关系的同时，将中国伊斯兰教放在世界伊斯兰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和研究。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被看作是50年代至70年代诞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94年，他又出版了一个详尽论述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工性具书：《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书目索引》(IslaminChina:ACritical－Bibliography,WiththeassistanceofLynGorman.London:GreenwoodPress,1994)。这本书提供的详尽的目录、细致的分类和便捷的检索方式使它成为本研究领域重要的参考书。对于那些需要了解西方学界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的学者来说，此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9、唐纳德·莱斯利于1981年出版了《伊斯兰汉籍考》(IslamicLiteraturein－ChineseLatMingandEarlyQing:Books,AuthorsandAssociates,CanberraCollegeofAdvancedEducation,1981) 。正是由于本书，使他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回族学者杨大业曾将其翻译成汉文,但未正式出版。1986年,莱斯利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出版了其代表作:《传统中国的伊斯兰教:1800年前的简史》(IslaminTraditionalChina:A－ShortHistoryto1800,CanberraCollegeofAdvancedEducation,1986)。该书的主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中国和西亚”,考证了唐及其以前中国与西亚的关系;第二部分“伊斯兰在中国的开端”,主要考证了唐宋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第三部分“蒙古人统治下”,考证了元代伊斯兰教史;第四部分：“汉化:明和清”,考证了明清时代的伊斯兰教史。该书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书写有独特的体例,并且充分反映了作者解读汉文、阿拉伯文、日文和欧洲文字文献的能力。
10、杜磊(DruC1Gladney)于1990年出版的《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民族主义》(MuslimChinese:EthnicNationalismInThePeople.sRepublic,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是以其1981年作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来到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为开端，经过1983年到1985年间,作为富布莱(Fulbright)和国家科学(NationalAcademyofScience)的学者再次来到中国进行田野工作，以及自那以后的六年里每年在中国旅行,并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后。最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成就此书。他的这部著作以其极其相似的第一手资料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当之无愧地成为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奠定了他在西方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界的地位。1998年,他在这一著作的基础上又出版了《中国的族群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缔造》(EthnicI2dentityinChina:TheMaking－ofAMuslimMinorityNationality,Orlando:HardcourtBrace&Company,1998)一书。
这段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有所减弱，但还有一定的成果出炉：中田吉信197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诸问题》、片冈一忠1980出版的《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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