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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农村孝道衰落的原因探析 |
添加时间:2007/11/2 18:50:20 所在栏目：『劳动与感恩文化研究室』 阅读：3905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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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松
笔者在付村调查期间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村民的孝道整体而言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势，即北片孝道较差而南片孝道较好，从北到南基本上有着递减的态势，而这个递减又与离公路的远近相一致，离公路越近的村民组，似乎老人的情况就越糟糕。这是为什么呢？
离公路的远近之所以能与老人待遇出现相关关系，其实质应是土地的倒逼，越临近公路的村民组土地被征用越多，这就使得剩下的土地越少的村庄，村民外出务工的比例也就越高，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无法生活。另外越临近公路信息便越灵通，出行更方便，也更适合做些小生意。然而，外出打工与孝道衰落之间竟然会有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呢？它们之间的变量又是什么？
在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村，普通农民的寿命大概只有六十岁，过了六十就要做好随时死亡的准备，而传统文化给予农民的信仰就是在子孙绵延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自己得以不朽，所以“四世同堂”就成为了传统中国人的梦想。一个人对寿命的预期只有六十年，而在在他六十岁之前又想要见到重孙，所以，他的儿子和孙子至少都要在二十岁时结婚才可以实现这个梦想。同样，他的儿子也梦想着能够“四世同堂”，于是他的儿子的儿子和孙子又要在二十岁之前就要结婚。这就是传统的中国人早婚和多子（婴儿死亡率很高，必须多生）的逻辑。如今的城市市民恐怕要对此嗤之以鼻，不光是因为现代人的寿命预期提高了，而且人的生活观念也改变了，现代人认为克服人生的短暂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活着的时候多挣钱、多享乐、多多体会“个人的自由”。
这里暂且不讲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反差，先来看看传统中国人因这种观念而产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中国人因为都想看到重孙，所以早婚，女子十六岁就要出嫁，换句话说，女子嫁到婆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她还要在公公婆婆的照顾体恤之下生活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脱离这个大家庭而独立（许多小家庭可能直到孙子出世也未脱离大家庭）。一方面由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所谓“封建伦常”，妇女束缚了自己的身心，但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妇女和他们的丈夫在还不能自食其力的情况下必须仰仗父母的帮助才能生活。在这段需要依靠父母而生活的时期，她们与公公婆婆在长期的日常生产生活形成一种相依为命的强烈感情，而且，在公公婆婆仍是权威的情况下的长期磨合可以让这些妇女知道哪些事情会讨父母的喜欢，哪些会惹他们生气。这种磨合中甚至可以改变妇女在娘家就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从而更好地与公公婆婆相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生活的环境相似，文化背景相同，年轻一代与父母之间的观念差别尽管也有，但并不是太大，这种差别和叛逆多半被老人视为年轻气盛和少不更事，并在长期的日常劳作中被磨平。换句话说，传统时代存在着外在道德与“地方性规范”内在化的机制，这种可以使得代际之间实现有效衔接的机制可以保持社区内民风的淳朴与单一，使得民间的“孝道”得以较好地维持。
如今，尽管城里人的人生观念已经随着革命与现代化大潮的冲击而改变，但农村人的改变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以外出打工、人口流动为起点的。往往，社区成员的观念改变要落后于社区成员的实际行动之后若干年，虽然这个观念改变的过程已经开始了，但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农民依然生活在农村里。他们尽管每天在现代传媒的狂轰滥炸之下生活，但仍然保有一个相对封闭的心境，许多在少年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结构是牢固而不可改变的，这种深层的结构可以排斥掉许多与其并不吻合的现代传播内容，而仅仅接收与其内在观念相符的东西。比如老年农民喜欢看皇帝惩处贪官的清宫剧，老太太喜欢看“孝子为母亲捐肾的片子”。那么这些持有传统观念的农民在面对大众传媒时不仅没有实现观念上的“转型”，反而强化了以前本来就有的各种观念。但是，这种选择性接受的过程在青年一代中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他们就是在现代传媒的狂轰滥炸之下社会化的。7岁的农村男孩就要穿名牌，14岁的农村小姑娘就要去当“超女”，这足以说明他们在现代传媒影响下的社会化过程已经与城市小孩无甚差别。差别也许只在于，初中毕业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就要踏上外出打工的路途，继续自己在现代传媒的熏染下没有完成的社会化过程。如此一来，现在刚刚结婚的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母这两代人之间的“观念沟”就很难仅仅用“代沟”来加以定义，它其实是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国粹”与“西化”等深层的文化类型上的差别，这种反映巨大差别的“观念沟”在大众传媒的长期作用下不断加深。
与“观念沟”的出现相伴随的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上巨大改变。农村现在的年轻一代的结婚年龄与传统时代相比稍有拖后，但总体而言在“自我认同”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而且他们在婚后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要相对短暂许多，往往是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又到城里打工了。这一代人是没有归属感的，他们初中毕业之后就自食其力，靠着自己的体力劳动在城市的水泥丛林里闯荡。对于他们来说，农村里的房子不是家，是旅馆；城市也不是家，是打工挣钱的地方；他们在城中村里的出租屋更不是家，是暂住所，说不定下个月就要搬到另一个工厂附近，或者搬到另一个城市。作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飘荡游移的两栖人，他们没有明确的归属感，女子在婚后对自己的公公婆婆没有太深厚的感情，更别说尊敬与服从了。而男子在自己处于成长期的打工过程中却是与自己的女朋友、未婚妻、直至后来的妻子在外面长期打拼、相濡以沫，他们对妻子的感情非常珍惜，而且他与妻子组成的小家庭才是自己的家，才是自己的未来所在，父母的家与自己的关系毕竟已经不是那么密切，所以一旦妻子与父母发生矛盾，多半是帮着妻子而不是帮着父母。传统的尊敬父母的观念当然还在，但这种传统观念的约束力与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利害权衡相比，实在是不堪一击。在现代人的西化了的观念系统里，“老人”在社会中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他几乎与保守、封闭是同义语，父母与子女应该是基于感情基础上的朋友关系，而非其他。而子女在父母眼里也是“上帝暂时放在我这里托管的羔羊，它长大了就要回到大自然中去”。年轻的打工者们所形成的观念世界无疑是与此看法相吻合的。
由于村里的年轻人可以过早地外出独立生活，不必依靠自己的父母，而且他们从学校到工厂的社会化过程与父母农耕式的传统教导有较大区别，这就使他们从父母及从父辈村民那里接受的一些观念和规范在成年之后渐渐失去吸引力并被判断为过时、落后、保守、“封建”等等。婚后忽然又回来居住以生下孩子的那段时间，他们就更不可能接受父母的人生观念、看待世界的方式。缺少了成年后与父母的磨合，缺少了父辈传统的内在化过程，这些打工的年轻人在三十五岁左右回村居住的时候再想与父母较好地相处，确实难度很大。
随着年轻人在打工过程中恋爱而自然形成的通婚圈的扩大更加剧了这种日常观念与生活方式上的差别，增大了媳妇与丈夫的父母（特别是母亲）之间发生矛盾的几率，因为这些外地媳妇对丈夫所在的村庄是极不熟悉的，对村中一些特有的“规矩”多有隔膜，而这些“规矩”在公公婆婆的眼中是必须明白的，“连这都不知道简直就是没有教养……”。不光如此，他们之间还有语言上的隔膜，生活习惯上的隔膜，所有的隔膜都导致他们难以沟通进而缺乏交流，而缺乏交流反过来又加强了他们之间的隔膜，于是这些外地媳妇与父母之间要么关系冷淡，要么吵架吵得厉害。外地媳妇们最想跟丈夫一起在城市里生活，即使租住在城中村里做点小生意。当地的计生干部还提到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夫妇是“未婚先孕”，他们在外地结婚后不敢回到家乡，因为他们是在没有领到准生证的情况下怀孕的，无论是一胎还是二胎，回到家乡来就要被计生部门抓住并处以罚款。
下面再谈谈“观念沟”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由于家庭矛盾冲突主要发生在婆媳之间，此处就主要分析婆媳间的一些观念差别。根据调查期间的体会，笔者列举三点最为常见的观念分歧，即关于“懒与勤”、“脏与洁”、“奢与俭”不同看法。刚过门的新媳妇一般都要回到农村来生孩子，然后再出去打工，她们的作息时间就与婆婆大不相同。一个小媳妇说，自己头天晚上看电视看晚了第二天当然要多睡一会儿，平时在厂里要上班确实没有办法了才按时起床，周末如果放假不上班那肯定是要多睡的，在家里婆婆看到自己早上七点多还不起来吃早饭就老大地不喜欢，心里的不满挂在脸上。她说：“睡个懒觉也看不惯，你要吃饭你自己吃好了，就因为这个说我懒，简直是神经病！”在媳妇看来，懒不懒是体现在工厂的机器旁，日常生活尽可以随意一些，但是老一辈人养成的习惯可不是这样，他们的作息是随着地球而运转的，日常劳作也与土地的气息有关。一个小青年说，“我平时都不想回来，在家活脏，也没啥活干，都靠体力，是些掏地的活，说实在话，长这么大我没下过地呢。”这个小青年是家中独子，家里地少，又是机械化耕作，父母一直没让他下地，初中读完就去一个电子厂打工了，一直到结婚才知道自家的地在哪里。等媳妇生完孩子他又要去其他地方打工，也许这辈子他也不会以土地为生了，他想着打工攒了些钱以后到本地附近的县城做小生意。而像他这个年纪的小青年很多都持有与此相同的想法。这一代人视土地里的劳动是“脏”活，同时认为农村是脏地方，到处都是臭水和垃圾。可以展望一下等到他们的子女成人，而他们的父母生活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那些“脏”活谁来干呢？年轻一辈不愿意干，老人又干不动，两代人互相指责，矛盾势必就要发生。
而关于“奢与俭”的不同看法可能是两代人之间矛盾最大的。青年一代在传媒的消费主义鼓动和城市的繁华场景中接受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他们对消费的看法与城里人趋同，“价格高的东西质量就是好些，卖得贵的衣服确实漂亮些，买大件的东西还得买贵的，这样用得舒服，用的时间也长”。但是老一辈人的观念却是“细水长流”，省一分是一分，东西只要能用就行，“手纸以前都是草做的还不是一样用，也没见长痔疮啊，现在的年轻人上厕所都用那么好的纸，真是浪费”。经历过困难时期、饥荒年代的中老年农民对物质生活的看法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确实有着极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一旦体现在“钱”上面，就很容易触动现代人敏感的神经，引起矛盾和冲突。
不光是日常观念、生活习惯、消费方式方面的差别，事实上，青年村民与中老年村民在平时生活中的关注点也是不一样的，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们关注的新闻。中老年农民关注中央新闻，因为“讲的都是政策”（具体分析见前揭），而青年村民认为“中央新闻恶心、作秀，只有汝南新闻说发钱才是真发钱，中央新闻说发钱谁知道有没有钱发下来，你以为中央新闻能起啥作用，照样是唬人的！”青年农民对中央政权的看法与中老年农民大异其趣，他们没中央没有一种对待“恩人”般的认同与崇敬，相反，他们倒真的有点公民意识的成分：能够为我提供服务的政府我就认同，能够给我带来好处的机构我就称赞，除此无它。现在的年轻人与老年人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举打牌为例，打牌本来就是一个聊天的场合，但年轻人因为“嫌老的出牌慢”就可以不顾及老年人的感受不予迁就，那就不但可以说明年轻人的主体地位更说明他们觉得自己和老年人一起会觉得很没意思，观念差得太远了，不论是谈论国家的时政还是经济形势，社会状况还是国际风云，都觉得老年人所知甚少或者理解有误，和他们讨论问题只会让人心情烦躁。
各个方面的“观念沟”的出现，确实让生活中的矛盾更容易出现，矛盾越多，发生的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往往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是老人年老体衰处于弱势的时候，为了避免冲突，只有老人做出让步，于是就出现了老年人住在院子门口的门房里或者干脆搬出去搭上小棚子居住的局面。这样一来，矛盾和冲突确实是少了，但是生活却一片空白，感情无处寄托，心头的孤独感、落魄感油然而生，他们在经济能力有限而文化生活贫乏的情况下就根本感受不到人生的温暖。然而问题是，这种现象怎么会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现象呢？个别违背传统赡养模式的“不孝”的情况难道得不到村庄的舆论的制约吗？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究竟是怎样衰落的呢？笔者曾在第二节“村庄生活”中的“人伦关系”部分提及李东村民组一个“噘”得很有名的媳妇，自从这个媳妇出现了之后，庄里的媳妇都开始变得强硬起来。村里的老太太说，“学的，她们都是学的！”如果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不孝的扩散”，那么这个扩散发生的微观过程如何？
这个过程仍要从代际之间的“观念沟”讲起。由于村中年轻人的文化密码一致，彼此间相互认同，容易交流，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在与婆婆发生矛盾之后，年轻媳妇会聚到一起互相倾诉，并形成一致看法。最常见的情况莫过于兄弟之间在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时的平均主义，实际上这个事情是难以绝对平均的，结果只要有一个兄弟因为某种原因而少承担了义务，其他兄弟的媳妇就会“义愤填膺”并宣称自己的小家庭不再承担所有的义务。这种所谓的“比较公正观”或曰“绝对平均主义” 在全体村民那里其实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在年轻媳妇们的小圈子里却会形成共鸣。小圈子里的人数一多，这种小圈子里的“一致看法”即使与传统道德有出入或者与某种地方性的观念约束相矛盾，也可以独立地形成对抗性的力量，并付诸生活实践，成为事实。此时“恶媳妇”的行为就不再是自外于众人的，因为她还有自己的小圈子作为后盾提供支持。
先暂且不论目前村庄里有无公开的舆论批评，就算是有，“恶媳妇”也可以不怕，因为她的小家庭的生活来源不是位于村里的土地，而是某个城市中一个满是陌生人的工厂。村里人的批评她可以不管，因为她和丈夫长年生活在城里的出租屋里，在村中生活的时间不长。即使回村也不要紧，现在是市场经济，什么东西只要有钱都可以从街上买到，平时也不需要跟其他村民打什么交道，即使撕破了脸皮也在所不惜，就算是回村时有交往的需要，也可以去找年轻人的小圈子。因此，村里长辈的言论可以不必放在眼里。有了这层考虑，一个脾气暴躁的媳妇耍起泼来几乎就可以肆无忌惮，“谁说她她就噘谁，上你家噘，还要挠你！”其他的媳妇看到这个恶媳妇因为耍泼不但没有什么损失，还占了很多便宜，而且她的道理在年轻人的小圈子里似乎还站得住脚，那为什么自己不强势一点，“让别人好欺负”呢？
村里的长辈在谴责了几句之后，发现不但不起作用而且自己还遭受了名声和精神上的损失，搞不好还要遭受皮肉之苦，也就不再去说了。长辈都不说，其他人更不会去说，久而久之，村里关于不孝的价值能力就渐渐逝去。村里人在回答笔者问卷上如何与不孝顺的村民相处的问题时，绝大部分人选择的选项是“心里认为不对，见了面还是要跟他说话”［1］。
年轻媳妇的敢于耍泼也与年轻女子在村庄的相对稀缺有关，娶媳妇的成本很高，男人如果不迁就媳妇就意味着这辈子很可能要打光棍，老人如果不迁就媳妇，就意味着自己子孙连绵的梦想就要落空。
老一辈的“敢言者”一般都是在革命年代或斗争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还是那个年代里村庄里的风云人物，他们的这种不怕报复敢于挺身而出的性格是与他成长的年代里风靡全国的毛式斗争哲学有关的，这种斗争哲学与传统中国人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息事宁人的中庸态度刚好相反。然而，他们随着年龄的增加精力不再，有的由于自然规律已经离开了人间，而在他们之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再也难以体会到强大的集体力量，那种在生产小队也即是当今的村民小组范围内举行的批斗大会上公开点名不肖子孙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村里的老人说，“过去将忠孝，现在没了，老年人要有低保日子才行，（没有的话）女儿还好点，儿子、媳妇骂人，还不养老，穿衣服是中年人的破烂，又没啥好吃的。以前人民公社时期不养老队长要说，还可以在分东西的时候直接干预，现在没了。毛主席领导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经常开会，大队开了小队再开，运动多，儿子不敢不孝顺，干部也不敢贪污。”老人们这样说证明了他们对于村庄外部的国家强制力所形成的谴责机制有所期待，但这种期待在当代的村庄里又注定了无法被满足，因为税改后国家“更远了”，“啥事都不管”。
村干部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这种子女不孝顺的家庭矛盾根本不在村干部的管辖范围之内。
总结一下。村民组所在位置并不仅仅是与孝道的衰落情况相关，它反映的其实是现代性在各个不同村民组的扩散深度。如前所述，现代性是通过空间移民和时间移民两种方式进入村庄的，所谓空间移民就是指外出务工，农民在外出期间接受现代性的洗礼，所谓时间移民就是指农民在家中的大众传媒上接受现代性的讯息，因为电视中的节目是为另一个超前于农业时代的城市市民量身定做的，农民在接受这种“非农”信息的强制时成了一种时间移民。而这两种移民方式又是相互影响，交互促进的。农民在打工时在城市里所看的电视节目更加五光十色、绚丽多彩，与城市里繁华的景象相配合更加俘获人的内心。在家看电视，只要关上房门，电视里时髦的节目就仍然让打工归来的农民置身于城市生活。对外出打工的农民来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表现为代际之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突，就表现为打开房门之后与村庄里其他“落后”村民的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让这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游移的年轻人更加丧失了归属感。对家乡没有强烈感情和深厚认同而是持有鄙视和冷落太顿的年轻农民不会太在乎村里其他人对他的看法，他们的行为方式就更容易着眼于现实中看得见的短期利益。孝道的衰落在这种背景之下看来再也正常不过了。
农村的妇道衰落的情况与此类似，电视节目里注重以离奇情节特别是与多名异性同居、婚外情、代际恋等夸大现实中偶然因素来吸引观众的内容，再加上打工过程中所见的部分事实的佐证，很容易冲击村庄固有的对于妇女行为的道德约束。以前的农村里也有黄色小调，但儒家的大传统与村庄里的小传统是吻合的，人们对那些没有明显社会功能的性爱情绪是压制的，至少是“见不得光的”。但现在的大传统即西化的外部世界的规则是男女恋爱自由、男女平等，“婚外情”和“包二奶”都成了个人的事情，当这种大传统与小传统不再吻合的的时候，失范就发生了。
付楼村这种村庄传统规范的次第性衰落实质上是时间意义上的社会规范度和整合度降低的趋势刚好在空间的层次上反映了出来。由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性原因，由于能源、土地和人口的限制，由于国际市场上的高度竞争和容量有限，农民不可能在短期内从土地中转移出来成为市民。农民只能在未来只能作为城市与农村间的两栖人出现，这种对于城市生活的美好期许只是一枕黄粱迷梦，一场海市蜃景，而电视作为追逐利润的大众传媒正是强化了这种固有的冲击，让海市蜃景不断地从迷梦中转移到电视荧屏上成为虚拟的现实，并逐渐明晰化，而一种明晰化的梦比一种不切实际的梦对人造成的打击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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