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何云峰：解决高教公平问题应进行供给侧改革，《东方教育时报》2016年5月30日第七版（“言论”版），“云峰视界”专栏。
 
最近，教育部下达高校招生调控指标，引发湖北江苏等地考生家长的不满。这个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思考。按照教育部的调控计划，12个省区市要进行“生源计划调出”，10个省区进行“生源计划调入”。生源计划调出，就意味着本省的省属高校在招生时，要在生源调入省份投放更多的名额。这就引发了调出省份的家长不满。由于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所以家长们立即从公平的角度去寻找不满根源。一对比，家长们发现，他们的一本升学率太低。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都在追求教育公平，结果却是彼此立场对立。那么这里面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其实，在笔者看来，当事各方都还没有真正找到解决高等教育不公平的最终根源，原因是大家没有从供给侧改革去思考。从分配侧角度看，教育部和家长都各有道理。但从供给侧来看，则改革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始终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集中分配模式。国家将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到中央或省市区，然后再投入到少数重点大学中。在全国层面上，前30年是建设全国性重点大学，改革开放时代则先后实施“211”高校建设计划和“985”高校建设计划，最近又实施“省部共建”和“双一流”建设计划。这各种建设计划的共同点是，举全国之力去重点建设某些高校。但是，由于所有建设计划都要“竞争上岗”，结果导致，几乎所有重点建设计划都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要是不搞平衡的话，这样的地域性集中分布可能更加明显。仅从985高校分布来看，北京占了8所，上海为4所，其余27所分布在将近20个省份，有10来个省份一个985高校都没有。211高校的分布同样在地理分布上差异巨大，北京有25所，上海9所。显然，这样的集中分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对教育公平无疑是巨大的考验。即使把这些985和211高校的本科招生名额，按照高考生人数比例摊派到各省市（自治区），也照样会无法有效保障教育公平，因为这些所谓研究型大学基本上清一色是少招本科生的思路，其研究生规模远远大于本科生规模。而研究生招生除了招生录取线有东西部差异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调控的余地。这样，本科生招生名额无论如何调控，都无法很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根源就在于，高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所致。如果集中资源之后，实行全国普惠型发展，情况可能就不会是目前的样子。问题出在，资源集中后再进一步过度重点投入，使高等学校之间的投入差距过于巨大。例如，北京的高等教育生均经费达到近4万元，而上海仅有北京的一半。上海和北京之间在人均GDP上十分接近，但高等教育的生均投入居然相差一倍，足见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过高比例的重点投入模式如果继续坚持下去，这样的资源不均衡将进一步加剧，并必然加剧高等教育供给侧的不合理性进一步恶化。
 
我们国家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是要由高等教育大国变成高等教育强国。为此，应该彻底改变现有的高等教育投入模式，由重点投入型转为普惠发展型。重点投入型过去注重少数高校发展，并试图与发达国家的最强高校攀比和竞争，这相当于跟美英超级大国在高等教育领域搞军备竞赛。我们试图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整体实力，去冲刺诺贝奖，去建设自己的“哈佛”、“耶鲁”、“麻省理工”或者“剑桥”、“牛津”。这样的目标能否实现和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尚且无法预知。即使实现了，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又有多大意义呢？目前的现状是，我们已经有名列世界前100强的清华、北大、复旦、浙大、交大等，但却成了美英一流大学的“留学预备班”！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立即警醒过来：我们需要普惠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我们应该将集中起来的资源，大量投入到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上。让中西部省市（自治区）的高等教育供给优质化、数量充足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全国分布均衡化，才是解决高等教育公平的最佳出路，也是终极出路。只有这样，全国性的高等教育供给侧失衡才能得到根本改善。将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平均发展水平提高到世界前列，可能比少数高校赶超上哈佛、耶鲁、牛津等世界顶尖大学，要来得更加实惠，也更加容易。
 
期待此次招生调控事件能够尽快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全国层面上是如此，在省市区层面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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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峰：解决高教公平问题应进行供给侧改革，《东方教育时报》2016年5月30日第七版（“言论”版），“云峰视界”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