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云峰，此文已发表于《东方教育时报》2013年9月4日第七版（“言论”版），发表时，略有删节。

今天的高校毫无疑问受到了各种束缚。有的人称之为“被绑架”。笔者更觉得高校越来越像参加动物表演的海豚。训练师逗着海豚开心地玩，不时给点小鱼儿当作小恩小惠，让海豚做这样那样动作，乐得个开心得不得了。其实，从训练师拿着小鱼儿训练海豚的最初那一刻开始，海豚就没有了自主，不过是训练师的手中玩物而已。也许这样子来比喻今天的高校有点不很恰当，但事实上，咱们的高校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在笔者看来，要摆脱这样的局面，光靠外部松绑并不够，更需要高校主动地自我松绑。那么，如何自我松绑呢？

首先，高校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笔者曾经提出过，现在已经是“后人才时代”或者叫做“超人才时代”。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高校固然要重视人才，但它已不是以前那种个人英雄式的人才主义观念，而是注重整体和团队创新能力的集体主义人才观。更为重要的是，处于“后人才时代”的高等学校不应该把抢夺人才看成高于造就人才的地步。它看重的是如何给社会增加人才总量，而不是局限于人才存量里彼此尔虞我咋地争夺那么几个少得可怜的所谓“领头羊”。高校只有确立了这样的人才观，才能真正突破所谓人才短缺的困惑和重围。那种将少数人当作神来供奉的时代注定造就不出来大师。因为它导致同工不同酬，少数人受到重视，多数人被冷落。其结果是，少数人被培养成只知道觅食的动物，不知道什么叫忠诚于主子；多数人因为被冷落而丧失了钟爱的动力和纯粹的情感。真正的人才吸引方法，应该靠的是学校整体环境和科学的制度。换言之，一个真正的人才不应该在不同学校得到差别过于巨大的收入待遇。差别更多地要体现在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的创造以及工作团队的氛围差异上。学校为了某些人才可能会有大量的投入，但这种投入不是流入少数所谓引进来的人才个人腰包，而是变成“投资”于相关环境和教学科研条件及其团队的打造上。就像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哈佛大学做教授跟在社区学院做教授，工资不可能相差很大，但研究的条件、团队的力量等则可能有天壤之别。这才是吸引人的最大差别。其实，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去引导学校往这样的方向集聚人才，而不是直接火上浇油地助长片面抢夺人才的行为。当然，这是一种艰难的决策。高校要真正转向这样的“后人才时代”没有那么容易，因为高校都有私心，都想比其他学校多几头“羊”。市场经济社会，大公无私的，自然会因为逐利而减少。但笔者要说的是，纯粹损人利己主义的人才时代，终将会过去，若有高校能早日作好向“后人才时代”转变的准备，必得先机。有了先机的抢夺，高校的整体创新力就会迅速提高。与依靠“重奖下必有勇夫”的方法去单单激活少数人的超水平技能发挥相比，这样的知识创新机制的可持续性不知道会强多少倍呢。前者更类似于赌博，把宝压在了少数人身上，一旦失败，学校会输得精光；后者则靠整体，是全员性的机制，即使跑掉了几个骨干，整体创新能力不会骤然衰落。

其次，高校要做有自主能力的智慧性的海豚。今天的游戏规则几乎没有高校的话语参与资格，因为权力掌握在资源拥有者及行政部门手中。行政部门就像训练师，不断抛出各种诱饵，把玩着指挥棒，让因稍许沾上鱼腥气便乐得不可开交的高校海豚们团团转。这就是行政的力量！海豚们抢到丁点儿大的小鱼儿就乐开了花，却从来没有去想过训练师是不是公平！其实，玩游戏都是这样的：选择加入游戏的玩家从来不会思考游戏规则是否公平，更不会思考游戏本身是否具有合理合法性。显然，高校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地加入了游戏，当了让人取乐的海豚。不过，在被训练师不断抛出诱饵的情况下，高校要善于培养自主发展的能力。要做有智慧的海豚，而不是仅仅做一个完全被摆弄的表演性动物。在强势政府下，不做海豚似乎不大可能，但要学会做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海豚，即做有智慧的海豚。（1）当高校自己被当猴耍的时候，它必须选择谁代替自己出场。说得好听些，就是高校要善于组织自己的表演队伍。当无法摆脱充当海豚的命运的时候，就必须建立起一支优秀的表演队伍。专业化的演员是避免高校整体变成海豚的最佳办法。（2）顶层设计最为重要。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有整体思维，全面地从学校整体发展角度进行全方位布局。要根据这样的整体布局有选择性地参与表演。专业化的演员也要有身价，不是什么诱饵跑出来都去抢。不符合学校发展整体方向的东西，笔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争夺。（3）宏观调控必不可少。专业化的演员应该成为全校的觅食者。当了海豚之后所得到的小恩小惠式奖赏，需要拿回来公平调节分配。也就是，要处理好觅食与分食的关系。既要让专业化的觅食者有积极性，继续去当海豚，又要让看家的功臣们同样有蛋糕分。若单单将全校组合成社会达尔文式“敢死队”，自己觅食自己生存，这是极其危险的。（4）表演要适可而止。尽管专业化的演员要以表演为生存之本，但不能无休止地表演。疲惫作战乃兵家大忌。要见好就收。当你的观众兴致最高的时候，停止表演，往往会被欢呼至返场。而疲惫作战不仅对演员队伍伤筋动骨，而且会招到观众喝倒彩。一句话，高校在无法摆脱充当海豚的命运的情况下，要学会灵巧地表演。

最后，高校要从数量攀比全面转向质量优先。无论学位点或者学科专业发展，切忌永无止境地追求数量的增长。任何高校都应该把质量当作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目前存在许多的问题。例如，只重新的学位点和专业申报，不重建设，甚至十来个固定的师资不断重复申报新的专业，导致同一个教师给学生上课可能多达五门六门，这实际上是误人子弟！有的学位点申报的时候是东拼西凑的师资，甚至连正规的师资队伍都不齐全！有的高校追求大而全，恨不得专业目录上有的统统都要有！高校（包括教育行政部门）从不做专业分布、现有招生人数与社会需求量等等方面的基本统计分析，只管凑齐申报条件后到处找路子！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唯数主义。各高校不断地想要通过学位点和专业体量的增加，而不断地变成航空母舰。据说，有个著名大学的校长到哈佛校长面前大吹特吹自己的学校有多少亩地多少万学生之类的数字，哈佛校长只说了句“咱哈佛面积不大学生也不多，只有38位诺贝尔奖获得主”。笔者发现，这个数字仅仅截止至2008年！据说，2009-2012年哈佛又增加了8位诺奖得主！哈佛大学校长当时的那席话一出，弄得那个著名大学的校长十分尴尬。其实，大学并不是不要看数字，而是要看能够代表办学质量和水平的数字。例如，最高级别的研究基金项目、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人均研究成果量、研究成果被引频次、同一专业高水平成果相关度、优秀毕业生的社会成就、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契合度（社会认可度）、各学科专业的同行评价、最高层次学历攻读生的国际化程度、学科专业教师的学术地位（国际学术界和/或国内学术界知名专家的数量）等等，这些在笔者看来都是非常核心的质量指标。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去确定在哪些方面应该质量优先，即高校先对世界著名的大学排行榜所依据的主要指标加以全面分析，然后将各家排行榜消化为大学自己的内涵指标，时常按照自己的校本化指标检查自身，并不断努力提高之。因此，高校没有必要唯排名主义，但必须对内涵质量指标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和目标定位。如果将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放在那些跟质量指标无关的数字上，那将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低俗攀比。

总之，我们的高校要彻底摈弃损人利己式的传统人才观，树立集体主义的新人才观；要善于智慧性地应对教育行政化指挥棒；更要系统化地理解大学发展的内涵质量指标，切忌盲目地沉溺于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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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发表时的文字：

今天的我国高校毫无疑问受到了各种束缚。有的人称之为“被绑架”。要摆脱这样的局面，光靠外部松绑并不够，更需要高校主动地自我松绑。那么，如何自我松绑呢？
　　首先，高校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那种将少数人当作神来供奉的时代注定造就不出大师。因为它导致同工不同酬，少数人受到重视，多数人被冷落。真正的人才吸引方法，应该靠的是学校整体环境和科学的制度。换言之，一个真正的人才不应该在不同学校得到差别过于巨大的收入待遇。差别更多地要体现在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的创造以及工作团队的氛围差异上。学校为了某些人才可能会有大量的投入，但这种投入不是流入少数所谓引进来的人才个人腰包，而是变成“投资”于相关环境和教学科研条件及其团队的打造上。就像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哈佛大学做教授跟在社区学院做教授，工资不可能相差很大，但研究的条件、团队的力量等则可能有天壤之别。这才是吸引人的最大差别。其实，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去引导学校往这样的方向集聚人才，而不是直接火上浇油地助长片面抢夺人才的行为。当然，这是一种艰难的决策。但与依靠“重奖之下必有勇夫”的方法去单单激活少数人的超水平技能发挥相比，这样的知识创新机制的可持续性不知道会强多少倍。
　　其次，高校要培养自主发展的能力。其中顶层设计最为重要。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有整体思维，全面地从学校整体发展角度进行全方位布局。若单单将全校组合成社会达尔文式“敢死队”，自己觅食自己生存，这是极其危险的。高校要从数量攀比全面转向质量优先。切忌永无止境地追求数量的增长。任何高校都应该把质量当作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而不是如现在这样，通过学位点和专业体量的增加，不断地造就“航空母舰”。办大学并不是不要看数字，而是要看能够代表办学质量和水平的数字。例如，最高级别的研究基金项目、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人均研究成果量、研究成果被引频次、同一专业高水平成果相关度、优秀毕业生的社会成就、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契合度（社会认可度）、各学科专业的同行评价、最高层次学历攻读生的国际化程度、学科专业教师的学术地位（国际学术界和/或国内学术界知名专家的数量）等等，这些在笔者看来都是非常核心的质量指标。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去确定在哪些方面应该质量优先，即高校先对世界著名的大学排行榜所依据的主要指标加以全面分析，然后将各家排行榜消化为大学自己的内涵指标，时常按照自己的校本化指标检查自身，并不断努力提高之。因此，高校没有必要唯排名主义，但必须对内涵质量指标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和目标定位。如果将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放在那些跟质量指标无关的数字上，那将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低俗攀比。
　　总之，我们的高校要彻底摈弃损人利己式的传统人才观，树立集体主义的新人才观；要善于智慧性地应对教育行政化指挥棒；　更要系统化地理解大学发展的内涵质量指标，切忌盲目地沉溺于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之中。

http://bk.shedunews.com/dfjysb/html/2013-09/04/content_1535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