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钱  宏

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个人、公民、国民生产、生活、生态的生命自组织活动。
人类经济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个体性行为、家庭性行为、政府性行为、市场性行为、集团性行为、领袖性行为、社会性行为构成，而个体行为、家庭行为、政府行为、市场行为、集团行为、领袖行为、社会行为一旦作为“经济人”行为，都可以看作是理性的有规则的制度化的社会公共行为。
经济行为的能量及转换：地上-地下-头脑-身心灵-生命自组织力。
经济行为的动力及杠杆：劳动（创造、创意、投资、）交易化、效率最大化、分配公平化；竞争、创新、合作。
经济行为的目标及规则：财富（收益、利润、资本）最大化、权力均衡化、知识普及化；制度、控制、信息。
天下政治时代的经济行为以官民关系为纽带。——遇到工业化、城市化、殖民化的冲击后解体。
地缘政治时代的经济行为以权力关系为纽带。——遇到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而危机环生。
生态政治时代的经济行为以共生关系为纽带。——建立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全新参量势在必行。

地缘政治时代经济体崛起=社会化大生产航空母舰编队+家庭小生产汪洋大海
原发国民经济体或原发社会经济体=个体经济学-市场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家庭经济学-集团经济学-领袖经济学-社会经济学
新兴国民经济体或新兴社会经济体=社会化大生产（领袖经济学-集团经济学-市场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家庭小生产（个体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乡镇社区经济学）

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学图景七大光谱：个体经济学、家庭经济学、集团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市场经济学、领袖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图略）
在现代工业文明后发国家（即新兴国民经济体或新兴社会经济体）经济学七色光谱功能：
首先，最为根本的经济学光谱，依然是“家庭经济学”和“个体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将在下文进行专门分析。个体经济学，不只是研究人类个体行为的经济学价值，而且涉及“吃的是草，挤出的奶”这样的创造、创新、创意活动的个体消费与个体劳动之间不成比例的社会贡献率、文明贡献率，从而导出尊重人权、民权、民生和“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相对于人类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解释。
其次，最耀眼的经济学光谱，则是“领袖经济学”。“领袖经济学”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集中学习实践型，一是危机应对处理型。比如彼得大帝经济学——最大成果是圣彼得堡为中心造船、手工业、军工业的发展；林肯经济学——最大成果实施“宅地法”带的“牧歌式西进运动”；俾斯麦-希特勒经济学——德意志军事工业；明治-伊滕博文经济学——军事工业；慈禧-袁世凯经济——“天津工业经济”；列宁-斯大林经济学——“战时经济”、军工体、重工业、集体农庄；罗斯福经济学——“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经济学——“合作社”、“统购统销”、“国防科工”、“大跃进”；里根经济学——政府高利率举债扶持“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军工企业）成长；邓小平-江泽民经济学——还原家庭经济单位、突出效率的“深圳特区”、突出城市化的“浦东新区”或“上海模式”、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查韦斯经济学——“化石能源”推动分配公平。领袖经济学的共同特点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榜样刺激型经济”，其优势是可以在短时期内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其短板是“一刀切”和引发“趋之若鹜”掩盖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存在实际上的不公平不正义，以及抹杀公民自组织力与社会的自组织力。
“领袖经济”加上下面说的“集团经济”有着共同的短板，而“短板漏水”的结果，可能引发社会性混乱，如果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激增。比如中国过去至当下的三大政治矛盾一是“垄断经营与和谐社会的矛盾”（既得利益群体、垄断行业对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实事上有根本的抵触，这是因为有关政策损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往往都是打着国有招牌的“官营”主干产业集团），二是“分权与集权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经济分权让利的30年，家庭、个体、部门集团和地方政府都因此获得很大的经济权力，从而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中国政府为了保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却必须集权。经济发展要分权，政策制定和实施要集权），三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矛盾（含城乡矛盾）”，就是这种不确定、不稳定和混乱的表征。“三大矛盾”的存在，都是“领袖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为的产物，同时，又有赖于“领袖经济学”和“集团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解决。否则，整个经济体将面临三种可能的前途：一是社会革命（应当努力避免），二是长期滞胀（应当极力避免），三是社会改良（应当积极促成）。
顺便说一句，这正是我指正“世界不再需要领袖，但中国需要最后一位领袖”，因而需要“用共生价值观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导航”、“呼唤‘社会元勋’——走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亦即‘共生主义’之路”（含中国政体改良中道路线图）的原因。
再次，最突出的经济学光谱，要数“集团经济学”。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集团经济行为”（特别跨国集团、军工集团、金融集团、跨国传媒），无论“官营”还是“民营”，都既是“市场优势”也是“政府优势”最集中的体现，中外概莫例外，不必多说。其“短板”就是造成“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以及“精英操纵”，最终扼杀人类经济行为的两大基本动力杠杆：竞争与创新。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其思想资源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亦当属于集团经济学范畴。在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在中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陷入长期滞胀的威胁时，中国应当率先创立一部《反操纵法》，并通过G20峰会或联合国机制，首倡制定一部性《世界反操纵法》。
最后，最为常态的经济学光谱，自然是“市场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无数现有宏观、微观经济学著作说的都是这两大光谱中发生的事情。而且，近百年中，人类都在面对“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的钟摆式世纪宿命”。
七大经济学光谱交相辉映，事实上从来不是单一地发挥作用，但同时，也确实从来没有完全均衡地边界分明发挥作用。期间还有很多“中间地带”（这是微观经济学的天地）。
中国和世界，无论是解释过去（如所谓“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经济奇迹”），还是应对当下问题（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尤其是中国自身的特殊问题），还是预见未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前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接下来，应当着重研究发展的，都将是“家庭经济学”和“领袖经济学”，尤其是“家庭经济学”，以及可望创新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生态社会经济学”，或全生态社会经济制度（Holo eco-socio-economic systems）。
所以，我在此向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发出一项特别倡议：开创“领袖经济学”、“个体经济学”、“集团经济学”研究，强化深化加快“家庭经济学”研究，以便建立健全“经济学全光谱体系”，以便进入我所谓的“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时代。

下面再说说“家庭经济学”，尤其是“中国家庭经济学”。
一个根本命题：中国的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细胞，同时作为一个劳动生产的基本单位，是中国社会超稳定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后盾。
这个理由很简单，家庭，尤其是中国家庭，从来就是“人力资本”及其“人口红利”的基本生产供应者，家庭劳动是众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因而家庭，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需求者”和“消费者”。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后逐渐扩大到乡镇企业、城市国营企业的“承包责任制”。我曾把这种以家庭、家族生产力为单位的“承包制”，称为“充满希望”的1980年代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相对于1990年代后的“中国模式”（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搞以GDP增长率为纲）来说，不仅更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中国经验”是“中国模式”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经济持续30年两位数增长的后盾。
所以，世界上不管是多么权威的专家，或权威的机构，如果不了解、不研究中国家庭生产力的状况，不了解、不研究中国家庭经济、社会效益贡献率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更不可能解释清楚中国经济的奇迹和存在的问题——许多渴望获得下届或下下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腕或机构，都想解释清楚中国经济的奇迹，我想告诉他们，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入口！
中国的第一产业的主力军，主要是家庭生产力，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食品业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家庭或家族生产单位作为组织者，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式基建型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生产，特别是所谓“农民工”家庭生产者提供的服务产品，支撑了中国整个城市日常生活的基本运行。
古人云，窥斑可以见豹，只要走进中国的餐馆，哪怕是那看上去不起眼，但遍布国中几乎每座城镇、每条街道的“沙县小吃”（平均只需投入3.5万元就能开一家）、“兰州拉面”、“游子老鸭汤”，或场面再大一点的“湘菜”、“川菜”、“宁波人家”，还有“施工队”、“养生堂”、“家政服务”，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何以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既感受到暗流涌动，却又如此从容淡定！
所以，假如我是一位经济学家，我想我一定去创立一门关于中国家庭生产单位的“中国家庭经济学”，其内容远远超过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和他的同事们创建的Family Economics，以作为《生产、生活、生态通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专门研究包括人口生产在内的“家庭生产函数”，及其经济、社会效益贡献率，对于就业、税收、教育、均衡发展、身心灵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伟大价值。并且告诉我们的政府，乃至亚洲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切致力于人类身心灵健康事业的社会组织，应当如何扶持中国家庭生产力的成长，回归人类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常态。
一个基本问题：谁说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航空母舰编队，一定不需要传统“小生产的汪洋大海”？
是的，从很大程度上说，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意味着城市化，但是，如果社会化大生产和城市化，不顾及“人民的安居乐业”这一生产、生活、生态的永恒主题，我想这样的现代化在人类精神价值发展的时间之维上，也未必具有“现代性”。人类行为或劳动，也是一种能量转换，现代化只是通过严密的组织方式和高超的科技手段，使这种能量不断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这是一种进步，但也是一种倒退，因为它给人类一种财富增长、竞争对抗、随心所欲都可以是无限膨胀的假象。“大萧条”已经证明这种“假象”和“倒退”有多么可怕，而这一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再次证明，无论科技手段多么发达，组织方式何等严密，如果人类再不从这种“假象”中警醒，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最大风险将可能是另一次全球“大洪荒”，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能重新“归零”。而它不再是“天灾”，而是“人祸”——操纵世界的强势精英贪婪的无限制、无节制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满足其贪婪的手段、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永恒矛盾的总爆发！各国政府技术方法上修修补补的政策，最多只能暂时掩盖推迟这一矛盾的总爆发。如今，我们经济学家和我们的政府决策者、执行者，必须明确意识到：财富增长是有极限的，竞争对抗是多余的，贪婪施恶是会遭报应的。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倾听民间的呼声，审时度势，回归简约生活的常态，该出手时就出手。
一个简单真理：中国的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细胞，同时作为一个劳动生产的基本单位，是中国社会超稳定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后盾。小生产的发展——说白了，我指的就是中小企业、家庭-家族生产力的成长，乃至老子崇尚的“小国寡民”式生产方式，永远是人类生活的阳光、空气和水。
一种“新政策”倾向：政府在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上完全可以做到：“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并行不悖；中国式的小生产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并行不悖；中国政府利用所谓经济奇迹积累的巨额财富坚定扶持小生产成长与“走出去”进行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在当前，世界各国可能既需要“救需求”或“救市场”，也需要“救生产”或“救社会”，也就是需要重新整合“罗斯福新政”与“里根新政”的经验教训，超越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作钟摆式选择的否定之否定的“世纪宿命”，在理论支点上，回归完整的亚当•斯密主义，从而创新当代富有中国人整体智慧的经济理论——世界性的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

以共生关系为纽带的生态政治时代行将来临，这不仅与人类经济行为的能量及转换升级趋势（地上-地下-头脑-身心灵-生命自组织力）高度一致。
同时，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与人类的集体理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也表现出高度一致性，这就是：从“人与自然区隔”的本质-现象-存在主义哲学，向“人为天地之心”的量子-生命-背景主义哲学过渡；万物相互关联的“整体论”的科学范式，将取代万物相互割裂的“机械论”的科学范式；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将转向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贺逻斯（Holos-civilization）文明；人类“亲情伦理”、“民族-集团-国家伦理”，将迈向“生态伦理”、“地球伦理”——从最低要求“你活，也由他者活”，推进到最高要求“促进无分强势-弱势、精英-草根的动态平衡的文化过程”。
所以，建立与之适应的全生态社会经济体系及其全新参量势在必行。
“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六大有机组成部分：1、人类全生态经济图景，2、全生态的文化观念与体制，3、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4、全生态的经济政策、规章和措施，5、共生关系的经济、社会、国际结构，6、建立在“共生主义”伦理哲学基点上的经济理论。但是，重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比如“GDE价值评估体系”）是改变的突破口！（图略）
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将重新整合个体经济学、家庭经济学、政府经济学、市场经济学、领袖经济学、集团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七色光谱。（图略）
可能与英文对译方式：
全息生态Holo Ecology
全息生态学Holo ecolo
共生主义Symbiosis
全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论On the whole eco-socio-economic systems 或All eco-socio-economic systems
全生态经济学Holo ecological Economics或All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全生态社会经济制度Holo eco-socio-economic systems
《生产、生活、生态通论》Production and living, ecology,Theory
以上仅为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里手！全面论述远非一篇博文所能容纳，否则，必有朋友抱怨太长不够“快餐”……呵呵呵呵！

2009年8月13日-10月18日于上海开头居

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凤凰新媒体凤凰博报首席评论员、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双休日》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曾主持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图书《国学大师丛书》，“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近著《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和《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两本书，先后被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
作者毕生理想，是创办一家柏拉图学院式、超越文理专业的法兰西科学院式、罗马俱乐部式、布达佩斯俱乐部式和兰德公司式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的国际性的智库机构，就中国与世界社会时势提出定期报告。
其宗旨是遵照“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十六字处世方针，整合与超越文明的冲突，重点是研讨生态文明的前景与世界社会的命运。鉴于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经走出了一小步，对整个世界意义非常重大，所以，这个智库机构将以华文为主要表达方式，以华人为主体，但又要吸纳包括世界各主流国家的哲学家、思想家、战略家、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国际组织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成员。总部也应当设在中国，比如设在中国的香港。如今，作者加盟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的建设，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