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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中国”的百年反思以及当下问题的因应之策 |
添加时间:2009/8/7 14:24:32 所在栏目：『钱宏GDE研究』 阅读：3238 作者：钱宏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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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友人发来的一组《奥巴马打伞》的照片，想到中国台湾的马英久也自己打伞、骑自行车，感触颇深。
我且声明在先，我不是学者，也非官僚，无奈更非商人，我只是个行者，交友不拘东西南北中左右，随缘知恩江湖庙堂农工商，日子长了，不免遇事每有心得，有时成文有时不成文，随遇而安。我不属于任何派，无依无傍，我就是我，实在要逼我说个起码思想倾向，那么我也不想隐瞒，我可能有点倾向于“三易+马克思+共和”系统综合派。
但是，我的立场永远是地球人，而且，我喜欢把拥入我六根心胸的一切还原到背景，然后经过自组织，蜕变出我看问题的观念和方法。
中国人民推翻帝制时，伍廷芳外交总长向世界宣称：“今天中国人正在努力的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人民的国家”。
他表达的是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愿望和决心。可时至今日，我们今天的中国大陆国民，在自己的真实情感上，有没有中国是“人民的国家”这一起码的“国家认同”呢？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从人们为奥运会健儿拿金牌的欢呼声中，似乎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运动员张怡宁代表所有运动员发出遵守运动规则的誓言，更可以看作中国国民对于国际游戏规则的认同。可从中国如此多人青睐“奥巴马打伞”这么稀疏平常的照片这样一个细节看，回答又似乎不那么肯定。
大概，我们的民族国家尚未进入成年。我们的国民仍然需要寻求新的国家认同。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从国家（公器）的角度，重新阐述新生代对中国千年史、百年史（文化与传统）的态度，在国际化、全球化，乃至生态化背景下，重新创建我们国家众多昔日往事及其历史记忆和民族形象，以沟通过去与当代之间的关系。
我以为，从走向共和、建立民族国家，到融入国际体系，乃至进入生态文明和走向世界中心区域的角度看，从“辛亥革命”-“继续革命”-“改革开放”一脉相承的角度看，“新中国”，不管叫什么名称，实在都应当从1912年1月1日采用新纪元算起。
那么，2012年1月1日就是这个新中国建制100周年。100年了，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反思？面对我们的当下的中国问题，我应当有怎么的因应之策？
今年，是新中国成长史上的又一个时空交结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和台湾开放大陆旅游一周年，我们不妨粗略地把1912年1月1日开始新纪元的新中国，分为前三十八年和后六十年，且让我们作一次历时性巡礼、一个共时性观照。
一次历时性巡礼
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在前三十八年，处于为社会转型与文化革命选择什么样的国际化方式（复制）而文攻武斗，既哭闹不止，又充满活力的婴儿期。她历经民国草创，两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北伐旧官僚军阀，在日、美、苏博弈夹缝中求生存，国民政府在三民主义外衣下行国家社会主义之实（国家社会主义发轫于一次大战后期，滥觞于30年代大萧条时期），国共两党兄弟劫波历尽为了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复制”，而打架仇杀不共戴天展开对决，生灵涂炭，社会精英被迫在国共之间作非此即彼的狭隘政治选择。不过，这一时期的新中国，由于主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被迫进行抗日战争，亦即被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新中国在国际化方面取得空前的进步——一战后中国第一次登上巴黎和会国际舞台，作为处于民族国家婴儿期的国家参会，难免被人欺负，但已经是个令人瞩目的开端；二战后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1900年前列强强加给中国所有不平行条约全部取消！在社会公共空间和国民意识培育方面，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活跃，新的民族国家认同普遍萌动并激发起来，孙中山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过程在缓慢推进中。可惜的是，这些积极的历史进程，都被日本入侵给全部打断了。
新中国后六十年成长，分为两个阶段（这里只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大陆地区的成长过程，不具体谈延续“中华民国”国号的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大哥败退台湾之后，痛定思痛，通过赎买实行“耕者有其田”，而终于在蒋经国时代，成长为一个“准民族国家”政治实体，进入青年期。刚刚获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7日致电，祝贺马英九当选中国国民党下任主席；马英九同日复电。两岸和平，平等对话，无论是维持现状，还是走向统一，都需要共同的政治、历史语境，本文所谓“百年反思”，把中华民族创建“新中国”，定位在1912年这个时间结点上，无疑为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对话空间。在走向共和制民族国家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承认一个事实，这就是，不管大哥过去做了什么，大哥还是大哥。劫波历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只要双方有诚意，其实也不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49-1977年为新中国的幼儿期。从婴儿期成长到幼儿期，新中国的前途呈现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一派生机盎然的新气象。通过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建设民族国家。经韩战最终在国际化道路上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苏式社会主义外衣下行国家资本主义之实——生产资料全国范围内公有平调，政府统一全国生产、分配，人民（主要是农民、工人、教师）勒紧裤带完成国家原始资本积累实现重工、军工为主的工业化。最高标志性成就是完成了内地基本工业布局、“两弹一星”，恢复联合国席位。但这一时期的问题是，由于消灭了所有形式的社会性政治经济组织，当初继续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反抗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其他社会精英、党内众多政治精英和广大农民、工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遭受严重损害，官僚主义横行“宁左勿右”为所欲为，新中国创建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转型完全中断，国民意识培育基本阻断（甚至受到批判），同时，国家（中央决策者）在官僚主义法权即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亦即特权与人民权利矛盾关系的处理上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式，结果，既损害了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也损害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感。
1978-2009年为新中国成长的少年期。经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越战而重新选择国际化道路是向美国一边倒，但依旧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搞“以GDP增长率为纲”，建设官本位市场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衣下行资本国家主义之实——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转换或偷换成国有垄断，再“分包”或“发包”给部门、地方、利益集团，形成分散的“少数资本利益集团”主导国民生产分配、参与全球化进程。最高标志性成就，是社会性经济组织（即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取得法定存在资格，解决了就业率的75%以上（尽管在资源配置上实际仍然或多或少不能不依附于“国有资本利益集团”，甚至外资集团，且在商营条件如资金供应上至今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人文道德评判上也颇受歧视，面临随时可能被收拾掉的命运！），中国终于成为制造加工业大国，以及基建型城市化普及率最高的国家，还有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还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仍然是分散的大政府隔膜的小社会二元结构，“少数资本利益集团主导国民生产分配”，且以GDP增长率为纲，在取得高增长的同时，也会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自然成本和广大国民身心灵健康成本。前三十年业已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官民二元对立，以新的方式固化了突出了，“文革”前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即“官僚特权”更加变本加厉，发展成“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基尼系数连年攀升，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远远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大大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和国民创业的边际成本，公民权利受损害的事件和群体维权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彼伏此起——由于公民社会成长阻力重重，在官与民之间缺少合法的社会组织缓冲，这些事件动辄酿成严重的官民冲突，使各级政府甚至中央疲于奔命，应接不暇。而事实存在的有形无形的“黑社会性”关系网或所谓“境外势力”却往往如鱼得水，有时既充当事件的挑起者角色，又扮演帮助政府平息事态的调停者角色，以至于民众有时感叹“政府黑社会化”。
特别是，由于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抓GDP增长，而与民族国家相应的国民意识培育和社会文化转型的“社会建设”工作依旧根本无暇展开，因而，国家意识形态、党和国家各种法纪，对各级政府官员寻租欲求和“资本利益集团”竭泽而渔行为的道德约束力几仅于零、法纪规范软弱无力，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世风日下，中国似乎真得走进了末法时代，妖魔横行（荀子有言，口言善而身行恶者，国之妖也！），甚至连寺庙主持、方丈都做起公司董事长，开着奔驰宝马招摇过市，以至于谁感觉面对“最后的晚餐”，都想着捞一票（区别仅仅是捞着了的窃喜，捞不着的干着急）后再“立地成佛”或迁居国外，社会各阶层中已然出现相当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中国再次面临人心思变……
一个共时性观照
中国已然在19世纪被迫融入国际社会，甲午战争的失败，整个中华民族终于空前觉醒，于是，创建“民族国家”跻身国际社会，成为九十七年前中国社会精英和人民摒弃“中央帝国”的共同选择；创建一个象法国、美国、瑞士那样以共和制度为社会政治秩序的新中国——民族国家和新国民的新中国——逐渐变成这个几千来只知有“皇朝家天下”不知有“中国”的国度的共同理想。
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只有法国、美国、瑞士少数国家采用“共和制度”，但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是所有国家走向国际化，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选择。至于苏俄创建的“联盟国家”的国际化秩序，一是后来的事，二是事实上除却苏联解体不说，单是南斯拉夫、中国先后脱离苏联阵营，就已经证明其并不成功。
民族国家必须由国民组成，国民作为个体，是独立享有民事责任和权利的主体，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民的出现，个体有权进行参政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国民意味着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并在这种公共参与中不断完善自我教育，因而，国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民族国家最基本职能，就是“对外”要求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对内”代表全体国民，并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保障公民主权完整。这是国家认同的现实基础，舍此，说到天上去也是骗人的鬼话（骗人不是好孩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对外国家主权完整、对内国民意识培育和社会文化转型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是后发国家的德国和日本。在德国形成民族国家过程中功勋卓著俾斯麦的最大失误，就是缺了国民公共性即“国民意识培育”这一环，这无疑是一个恶因，三十年后德国莫名其妙地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肇事者，接着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日本的伊滕博文身上。二点后德国人经过彻底反思，意识并完成了国民公共性教育，得到欧洲和世界的认同。而日本，至今没有从反思战争恶因中得出应有的教训，我感觉日后，他依旧是个事儿！
国家认同的观念，是“人民的国家”诞生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的媒介物。那么，当中国人民感到自己的民族国家还不那么名副其实的时候，应当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历史不能假设，历史也不能留下空白，而且历史往往在偶然中前进，因此，靠理论模型不能解决历史问题，单一的批判即使批得体无完肤也无济于事，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寻找好的可能替代、改变现行惯例的东西，提供的可能性越多，历史推进的可能性越大。而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挖掘现行历史的逻辑空间，一种是人们现有认知范围以外的可能性。就推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更应当注重挖掘现行政治制度的政策空间。所以，我们应当采取一种“既切中要害又最少阻力原则”的行事方式，比如，充分利用从“辛亥革命”到“继续革命”到“改革开放”几代革命先烈、开路先锋用鲜血、汗水和脑汁换来的，已“成文”的与人民共和国相称的法律法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即“明规则”，亦即开掘现有政策、法规空间……等等，就是这种“既切中要害又最少阻力”的行事方式。
当中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依靠潜规则，把其他社会阶层和成员变成事实上的依附者，只能被迫拾其残羹剩汤时，中国国民（最高权力决策者也是国民）应当特别注重“明潜则”，人们应当举起明法则的旗帜，捍卫自己的权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比如，宪法规定新中国是共和国政体，比如，尽管新中国建制伊始1912年11月18日就颁布第一部公民法，已经远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第一版到最近一版，无不同样规定了公民权（人权、事权、物权）不可侵犯，比如，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政原则，比如，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党员权利义务的规定，再比如，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的普遍幸福与公平契约原则、法学政治学思维的“权力与责任对称原则”等等，中国国民有权要求这一切明规则，在现实运行中名副其实！
呼唤中国的社会元勋
现在离新中国建制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的18大还有3年时间，中国的共和政体能否名副其实，中国的民族国家能否进入青年期，进入行个落冠礼、成丁礼的成年呢？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新中国不必另起炉灶，如果中国国民能够意识到新中国依然存在着“国家认同危机”，并能够在这一危机中高举民族国家的“明规则”旗帜积极果敢地行动起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超越和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金融危机以来外国人大加赞扬、中国官方默认而民众越来越不敢苟同、更不认同的所谓“中国模式”（其实质，就是全国数万个政府性单位以国家的名义，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搞“以GDP增长率为纲”），情况将可能朝着好的、良性的方面转化。
呵呵，往事如烟，辛亥革命摒弃“中央帝国”草创“民族国家”的新中国后，1916年袁世凯先生曾经丧失了完成国民意识培育千载难逢的良机；1946年的蒋介石先生再次葬送了领导国民完成社会转型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国共产党人的“继续革命”，摒弃了国民党以三民主义外衣行国家社会主义之实的选择，赶走了蒋介石集团，直接承接了1895年以来中华民族创建共和制民族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所有梦想，然而，不久又旋即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选择，转而选择苏式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动针对官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1973年后毛泽东先生几乎完全失去了国民意识培育和社会文化转型这些建设新中国的价值目标，自己也完全陷入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而进退维谷……
如今，新中国的国际化、全球化已然不成为问题，而历史又一次出现了完成新中国“国民意识培育和社会文化转型”千载难逢的机会！
让我们回到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三易智慧”——神农时代《连山易》所蕴含的超凡勇气，黄帝时代《归藏易》所涵盖的简单智慧，文王时代《周易》所包容的普世慈悲——举起先辈父兄们历尽艰辛用鲜血、汗水和脑汁换来的“明规则”旗帜，果断行动起来吧。
结论：时代——呼唤中国的社会元勋!
2009年7月26-27日于病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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