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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经济模式的GDE参量”刍议 |
添加时间:2009/5/25 11:37:18 所在栏目：『钱宏GDE研究』 阅读：3035 作者：钱宏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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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到凯恩斯的国家调控，再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欧盟建设的历史经验，到美、日、英经济体系，到中国的政府公司化模式；再回到我写《把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生态经济”上来》、《“救市”重要，“内需”更根本——救市的美国风格及凯恩斯主义回归？》和《强势精英结盟操纵世界该结束了——美国金融海啸的五大启示》的动机。我想，这个世界现在正处于重建重组的过程当中，这次经济危机以后，现行规则肯定会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和调整，中国不能再去依赖某些强势经济实体去继续操纵世界经济运行，而是应该更多的去参与经济的重建，以备新规则形成后被动应对那些对中国和世界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更重要的内容，今天，中国政府应该有更加大胆或更加开放的观点，需要在全球体系当中打下自己的烙印。因为，尽管我相信中国扩大内需，特别是内需增长高于产出增长，那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能够作出的最大的贡献，也是整个世界都期待看到的情况（很显然，中国出口举足轻重程度已经到了：如果进一步下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也必将随之下降）。而从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迅速造成中国5000亿外汇储备蒸发和出口贸易下滑的情况来看，这种贡献，必须在新的世界规则体系中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那么，如果中国想去影响世界金融体系未来的组成，中国人当然需要贡献自己的想法。我想，如果必须试着提出与我所谓的新增长模式相应的参量，那么，我还只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入手。
中国的实情是怎样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被普遍公认的所谓“新兴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与现行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息息相关，中国与美国、与欧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还有，同样遭遇气候变暖（也许突然变冷）与碳排放的全球性难题。同时，处于国力上升阶段的中国和亟待重新调整战略平衡的亚洲来说，在锻造全球关系新模式的过程中，需要学习与创新的东西很多。比如欧洲的经验、俄罗斯的经验而不只是美国的经验，并在学习中根据中国实情创新发展模式。
其次，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主权大国。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国际主权问题，早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1972年已经解决。但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却极不平衡。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按GNP计算中国还很低（高GDP，低GNP是个事实），基尼系数还在连年攀升，社会建设普遍滞后，城乡和区域发展非常不平衡，基本依赖化石（煤、石油、天然气）能源，交通（铁路、港口、城市地铁）设施布局尚巨大空间；二是在全球货币泛滥金融危机和中国资源、人口、环境等红利快速消退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尚有不少中西部省市区葆有广阔的原生态自然文化遗产，而且，随着城乡基本教育的普及，中国的人口优势正在朝着所谓“人力资本”转化，这就是发展生态文明及其生态经济的自然创意产业提供了条件和后劲支撑。
最后，中国是一个公民主权和社会成长尚不充分的大国。我坚定地认为，不管经济如何发展，人类的终极目标永远是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是全民全社会全生态的安居乐业和幸福，人的幸福有赖于对自己生产创造活动——即创意的自我价值认同。所以，国家治理结构和社会机制，一定是适合发挥公民个人（公众）、社会和政府三大自组织力的方向努力。
在这方面，欧洲人经过800年战争后，终于完成了从追求单边优势特权到“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interest)的历史性跨越，这就是欧盟的建设经验（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内和解与国际和解，如法德和解），其实质，是在尊重和确保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创造活力的前提下实行共同利益最大化。但从法国与荷兰全民公决否决《欧洲宪法》事实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压力面前，欧盟的建设经验和历史进程似乎还不够充分，也许，一种我称之为“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的社会机制，更适应生态文明的创意诉求。
基于此，这里我冒昧试提两个新的参量，您看是否能聊补中国人创新经济社会体系的缺憾？
为便理解和接受，根据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即行政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即生产要素组织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的结构方式；同时，鉴于生态文明及其生态经济、创意经济已经从各国自发阶段，进入联合国五大协作组织的视野和认同，它们是UNCTAD（联合国贸发会议）、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局）、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ITC（国际贸易中心），且有了自己较明确的定义与统计作支撑（几乎涵盖了所有物质的、精神的、工艺的生产部门），是否可以提出对两个对应的参量：
一是：国内创意总值（GDC=Gross Domestic Creation-ecological）
二是：国民创意总值(GNC=Gross National Creation-ecological)
也许：
基于Energy一词，具有能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等多种涵盖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为介质来完成的，所以，也许用Energy Conversion总值来做参量更具有可操作性。
这里的能量转换，可以同时依据三个值的综合评估来加以计算，即：
能产1：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生产过程消耗原材料量及对环境（包括社会公平损害率、游戏规则混乱带来社会交易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增长、国民身心健康受损）破坏量等；
能产2：能量转换的产生量（+值），生产产出价值及环境（包括社会建设贡献率、幸福指数）优化价值等；
能产3：创意（精神、思想、文化、金融创新、科技创新及自主知识产权、自然修复循环）生产量（+值）。
这种“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既把现行GDP或GNP的方法考虑在内，又把所谓Green GDP或Green GNP的方法考虑在内，还把上述所谓GDC和GNC的方法考虑在内了。3值统计中第1值显然是负值，为了强化环境、气候、生态意识，人类应当首先应当了解自己“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其次才是第2值和第3值，相当于现在GDP或GNP的统计方法，但较之涵盖面宽阔得多。顺便说一句，由于新的“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更趋公平、公平、公道，如果被世界各国采用，那么不但类似《京都议定书》中有关碳排放量的硬指标（奖励机制及由此衍生的“碳排放权交易”将被取消）要进入统计，而且，象机会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的软指标，也要进入统计。
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或许可以提出三个与生态文明及其生态经济（自然创意经济）这一新增长模式相应的参量：
一是：国内能产转换值，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 Conversion
二是：国民能产转换值，即GNE=Gross National Energy Conversion
最后，归结到：世界公民能产业转换值，即GWE= Gross world-Civil Energy Conversion
这一新的增长模式参量，及其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如果成立，我们就值得制定一个专门研究机构来加以完善，制定出具体的可量度的操作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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