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作为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其影响不仅涉及精神文化领域，而且必然也要影响到人的实践生活领域。本章要论述的正是隐喻在人际交往、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隐喻的社会功能主要指隐喻的幽默功能、隐喻的亲和功能、隐喻的遮蔽功能，以及隐喻的政治功能和隐喻的教育功能。我们把隐喻的幽默功能、亲和功能、遮蔽功能称为隐喻的一般社会功能，在本章中一并予以讨论；鉴于隐喻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是隐喻的社会功能中最重要的两种功能，且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巨大，故分别另设专章予以讨论。
第一节隐喻的幽默功能
在谈隐喻与幽默的关系之前，先谈谈我们对幽默的基本理解。
一、幽默的本质
从狭义讲，幽默属于喜剧美学的范畴。从广义上讲，在人类交际过程中，凡具有诙谐风趣又意味深长的内涵特征，且能引人发笑或使人感到有趣的表现形式都叫做幽默，如某些话语，动作，面部表情、漫画等。但由于人们交际活动主要依赖言语进行的，所以幽默多产生于话语中。
关于幽默的本质，宗白华曾说：“真正的幽默，是在平凡渺小里发掘价值，以高的角度测量那‘煊赫伟大’的，则认识它不过如此。以深的角度窥探‘平凡渺小’的，则发现它里面未尝没有宝藏。一种愉悦，满意，嘻笑，超脱支配了幽默的心襟。”①幽默也叫谐趣，朱光潜说：“从心理学观点看，谐趣(thesenseofhumor)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有喜都带有谐趣，凡是游戏也都带有谐趣，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意的意象去欣赏。”②周谷城则分析了幽默形成的机制：“我分析许多幽默的言语或文章或举止态度，其中有一决不可少的共同元素：这元素即‘预期之逆应’是也。所谓‘预期之逆应’，即创作者对于赏鉴者所‘预期’的东西，予以反面的答复之意。凡‘预期之逆应’，未必都是幽默；但凡幽默的东西，一定含有‘预期之逆应’这个成分。”③“预期之逆应”实际上就是美国幽默学专家哈维·闵德斯所说的平常经验的中断、偏离，以及由此引起的震撼效果：幽默使人们的平常经验“出现了突然和短暂的中断，扰乱了他的平衡，使他暂时脱离了生活常规……。中断、偏离、震撼——被驱出生活常规的经验——是一切幽默的必要属性。”“幽默不会按照期望的、逻辑的和正常的方式运行，而总是转移话题，改变原有观点，发表使人吃惊的意见。……诙谐的精神就是‘打断’精神的体现。它使我们
①②③孙绍振、汤化：《幽默学全书》，海峡文艺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374、376页。
从固定的思想习惯里解脱出来，体验到解脱的兴奋。”①
由此可见，幽默是一种精神结构，是一种眼光，是人们领悟和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使人们得以摆脱那些稳定的体系，从自我设定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幽默一方面毫不隐讳地展示了自嘲、刻薄、恶作剧、“阿Q精神”、感性冲动等世俗化的人性弱点，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人对这些自身弱点超越的企图，体现了人之为人的高度的理性智慧，因而幽默是人类最完美的力量。幽默的产生的心理机制则是“预期之逆应”，或习惯经验的突然和短暂的中断，打破人们的心理平衡。
二、幽默的一般功能
幽默无论对提升个体人的生活质量，还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各种人际关系的巧妙应对，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有人认为，幽默是驱除恐惧、消除误解、排遣痛苦、平衡心理甚至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的一个杠杆；有人将幽默的功能概括为：幽默是成功者的利器，是辅佐人生的良相，是融洽感情的手段，是淡化矛盾的玉帛。还有人根据中国人的幽默历史。将幽默的功能分为：笑——释疑融冰，嘲——惩恶扬善，乐——清神爽气，逗——散烦去孤，谏——寓劝于谐。②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曾经说：“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的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认识。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并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如果各国都派幽默高手来谈判，那就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了；因为各国都在嘲笑自已国家的短处。”③美国人对美国选民的民意调查表明，有77%的人认为总统应具有幽默感。美国总统里根就有一个由六位幽默大师组成的幽默智囊团。无独有偶，一次社会调查显示，择偶条件中，有76%的人把“幽默”选为首要条件。可以看出“幽默”一词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不再陌生。它是思想，学识，智慧和灵感在语言中的结晶。它以其特殊的语言张力，人们意想不到的奇特视角，使人受到深刻的启迪和全新的收获。
三、幽默与隐喻的关系
那么，幽默与隐喻有何关系呢？
首先，隐喻是幽默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幽默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有人将其概括为对比、反复、错综、移植、比喻、拈连、仿拟、颠倒、误会法、自嘲法、谐音双关、语义双
①哈维·闵德斯：《笑与解放——幽默心理分析》，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4页。
②赵志伟：《幽默的中国人》，2001年12月第1版，第3页。
③孙绍振、汤化：《幽默学全书》，海峡文艺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关、词义引伸、反语等。①尽管隐喻（比喻）仅仅是幽默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显而易见的是，隐喻是实现幽默效应的最重要的途径。这不仅表现在隐喻性幽默在整个幽默中占据着最大的比例，而且，幽默的其它表现方法诸如移植、仿拟、自嘲、谐音双关、词义引申等很大程度上就以隐喻为内核。（参阅第五章“隐喻的家族成员及其近邻”）
其次，幽默以隐喻为最主要的表现方法，其根本原因在于，隐喻在本质上与幽默具有通约性。幽默的基本机制是“预期之逆应”，使人们的平常经验出现了突然和短暂的中断，扰乱了思维的平衡，暂时脱离了生活常规。这种中断、偏离又蕴含着超常的智慧，表达了某种令人吃惊的意见，引起人的震撼，从而使人在违反常规逻辑的困境中体验到一种解脱的兴奋，并接受了某种睿智的启迪。这也正是隐喻的运行机制和效应。隐喻的超常思维、矛盾逻辑可以将任何常人看来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现象并置等同，正是对常规思维、平常经验的突然中断。但隐喻在其超常组合中或传达了一种一般人不曾拥有但却真切可贵的生活感受，或通过荒诞的形式却表达了某种严肃的见解，或在有悖情理的疯言狂语中却暗含了某种至情至理。因此，隐喻最终给与人的不是惊诧、迷惘，而是惊诧、迷惘后的恍然大悟，是由震撼引起的会心的微笑。从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幽默的不一定必然是隐喻的，但隐喻的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幽默性。
以下几则隐喻性幽默几乎涵盖了幽默的全部社会功能：
1、调侃
介绍人抽了一口烟，然后问到：“姑娘，你对那个男的初步印象如何?”
姑娘：“他说话时和你抽烟一样。”
介绍人：“自然、潇洒?”
姑娘：“不，吞吞吐吐。”
2、委婉建议
②西莫多·冯卡门是现代著名的航空大师，在他八旬高龄时，美国政府授予他美国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当授勋仪式结束后冯卡门走下台阶时，他因患严重的关节炎，显得步履艰难。美国总统急忙上去搀扶他。冯卡门在向他示意感激之后，轻轻的推开总统的手，说：“总统先生，下坡而行者，毋需搀扶，唯独举足攀登者，方求一臂之力。”
3、委婉批评
作家冯骥才访问英国时，一个非常友好的华人全家来访，双方相谈甚欢。突然冯骥才发现客人的孩子穿着鞋子跳到了他的洁白的床单上，而孩子的父母并没有发现。这时冯骥才的
①“幽默的表现技”：中国喜剧网：http://www.20802.com/detail.asp?id=4035。
任何表示不满的言词或表情，都可能导致双方的在尴尬，倒是幽默帮了大忙。他微笑着对孩子的父母说:“请把孩子带到地球上来。”
4、戏谑
一位小姐与一位先生正在聊天。小姐忽然看了看这位先生浓密的胡须戏谑道：
“世界上最锋利的恐怕是你的胡子！”
先生茫然不解。
小姐：“你的脸皮这么厚，但你的胡子居然还能破皮而出。”
先生：“噢，是这样。小姐，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生胡子？因为你脸皮更厚的缘故，连尖锐、锋利的胡子也无法破皮而出。”
5、讥讽。
一位美国记者问周恩来：“我们美国人总爱仰着头走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低着头走路?”
周恩来略加思索，回答说：“走下坡路的人总是仰着头走路，走上坡路的人自然是低着头了。”
6、自嘲。
一位女孩问自己的男友:“小张，你怎么夏天胖，冬天瘦啊?”
男友应声而答:“这叫热胀冷缩嘛!”
7、释疑
学生甲:你回家晚了你爸爸会打你吧?
学生乙:不会的!我爸爸是法官，他要打我，我妈妈就会申请缓刑，再向我祖母上诉，就可以宣判无罪。
8、诡辩
丈夫嗜好喝酒，妻子为了说明喝酒的危害，把一条蛔虫放在酒杯里。不一会蛔虫死在酒杯里。
妻子问:“这说明了什么?”
丈夫答:“这说明，如果喝酒，肚子里就不会有蛔虫。”
9、对政治权威的嘲弄
一对夫妇参加完白宫举办的晚会，在回家的路上，太太对丈夫说：“我真想去跟总统告别。”丈夫说：“我想很多人都想告别这位总统了。”
10、对家庭生活的讥诮
私人秘书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
11、化解矛盾
公共汽车司机突然刹车，在车上拥挤的人们碎不及防向前倒去，一个小伙子就撞到他前面的一个妙龄女郎身上。
女郎:“德性！”
小伙子:“女同胞，不是德性，而是惯性。”
12、摆脱尴尬。
二战期间，丘吉尔曾向罗斯福总统请求一批军火援助，罗斯福举棋不定，丘吉尔闷闷不乐地回到宾馆，他刚躺到浴盆里，罗斯福突然不宣而入。丘吉尔赤身裸体，嘴里还叼着那个须臾难舍的大烟斗。当时的场面使这两位国家首脑多么难堪！丘吉尔急中生智，一耸肩:“瞧，我这个大英帝国的首相对你可没有丝毫的隐满哪!”
13、巧妙反击。
大诗人海涅因为是犹太人，经常遭受无理攻击。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富翁鄙夷地对他说:“在加里斯岛上竟然有驴子和犹太人。”海涅十分平静地说:“看来只有你和我同去，才能填补这个缺陷了。”
从以上列子看出，当人们论述幽默的功能时，实际上也同时揭示了隐喻的功能（当然隐喻的功能远不限于幽默）；而当人们论述隐喻的功能时，绝对不能忽略它的幽默功能。
第二节隐喻的亲和功能
泰德·柯亨在《隐喻与亲和感的养成》一文中指出：隐喻具有独立于认知和审美的价值，即可以“达成一种亲和感”。①那么，什么是隐喻的亲和功能呢？在我们看来，隐喻的亲和功能至少应在以下两个层次上来把握。
一、隐喻是人际交往中亲和力的重要表现形式
亲和性这一概念本是化学术语,指两种不同元素间结合力的大小。用在人际关系中，亲和力一方面是指在人与人相处时所表现出的亲近行为的动力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亲和力是指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亲”与“和”：与人相亲，对人和气。具有亲和力的人让人产生强烈的信任、信赖感，很自然地与他(她)相谈，很容易地与他(她)她相处。隐喻在表现人的亲和力方面具有显著的功效。
一个具有亲和力的人往往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相反，仪表端庄严肃、正经威严，谈吐字斟句酌、道貌岸然的人，只能使人敬而远之，甚至避而不及。而一个人的幽默风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隐喻表现出来的。对此上一节已经论及。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隐喻之所以
①转引自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3页。
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幽默风趣和亲和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隐喻是一种直觉思维，一种潜意识流露，“本我”的心理在不自觉中常常得到较多的表现。因此，它在在无形、无意中打破了规范、逻辑和现实原则，撕下了人们道貌岸然的面具，更多地体现出一个人本真自然的一面。人与人的交往远远不止于自然本性的互相展示，但当一个人在他人面前展现了自己的本真面目时，这个人必定会使人觉得可爱、有趣、容易接近，进而获得信赖；相反，一个将自然本性隐藏起来的人——“装在套子里的人”——永远不可能走进别人的生活，永远不可能实现与人倾心的思想交流。
隐喻的这种亲和力在自嘲式幽默中体现的最为显著。自嘲是缺乏自信者不敢使用的技术，没有豁达、乐观、超脱、调侃的心态和胸怀，是无法做到的。人们经常用自嘲来活跃谈话气氛，消除紧张，在尴尬中自找台阶，保住面子，甚至在特别情形下含沙射影，刺一刺无理取闹的小人。不过自嘲最大的效应在于可以使人在他人眼里极富人情味，从而缩短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使别人觉得你并非一个超凡脱俗的“一介之夫”，而是一个可以平等相处、无话不可诉说的可亲又可敬的对象。而巧妙的隐喻性话语最能在自嘲中显示说话人的亲和力。
抗战胜利后，张大千从上海返回四川老家，行前好友设宴为他饯行，并特邀梅兰芳等人作陪。宴会伊始，张大千说：“梅先生是君子，应坐首座，我是小人，应陪末座。”梅兰芳和众人都不解其意。张大千解释说：“不是有句话‘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吗？梅先生唱戏是动口，我作画是动手，我理该请梅先生首坐。”满堂来宾为之大笑。张大千身为国画大师却自嘲隐喻为小人，这既表现了张大千的豁达胸怀，又表现了他谦和平易甘居人后的人生态度。套用老子“大智若愚”的话，张大千真可谓“大富若穷”、“大贵若贱”、“至高若低”啊！
即使在旨在活跃谈话气氛，消除紧张，摆脱尴尬境地的隐喻性自嘲中也同样显现出话语主人可亲可近之浓郁的人情味。
在某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服务员倒酒时，不慎将啤酒洒到一位宾客那光亮的秃头上。服务员吓得手足无措，全场人目瞪口呆。这位宾客却微笑着说：“老弟，你以为这种治疗方法会有效吗？”在场的人闻声大笑，尴尬局面即刻被打破了。这位宾客借助自嘲，既展示了自己的大度胸怀，又维护了自我尊严，消除了耻辱感。这位宾客之所以能在如此境遇下说出以上的妙语，表面看得力于他的机智，然而根本上而言，在于他拥有可贵的宽容之心、平民心态。若他自以为高高在上，不可冒犯，他能如此轻松地说话吗？
一位教师，虽只40多岁，但头发大多秃光了，露出一片“不毛之地”。学生在背后叫他秃顶老师，不料被他听见。正当学生们惶恐窘迫之际，这为老师却笑咪咪地对学生说：“头发掉光了也有好处，至少以后我上课时教室里的光线可以明亮多了。”同学们发出一片友好的笑声。面对学生的有失礼貌，非但不怒不责，反而自我解嘲，帮学生摆脱窘境，若没有与学生平等交往的意识和体谅宽容学生之心，能做到吗？而这恰恰是老师受到学生尊敬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位年轻人请爱因斯坦解释什么叫相对论，他生动而幽默地也打了一个比方:“当你和一位美丽的姑娘坐上两个小时，感到时间只有一两分钟；但要是在炽热的火炉旁哪怕只坐上一分钟，你却感到好像是坐了两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这位青年听了爱因斯坦的解释是否明白了相对论，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设想，他一定会觉得爱因斯坦原来也是与我们一样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而不是什么头戴科学巨匠光环而高不可攀的人。
三十年代，作家郁达夫有一天请一位军政界的朋友吃饭。付账时，郁达夫脱下鞋子，从鞋垫底下抽出钞票交给堂倌。那位朋友见了十分诧异，便问道:“你怎么把钱藏在鞋子里，是不是怕偷？”郁达夫笑笑，指指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你看，大名鼎鼎的作家丝毫不隐瞒自己过去生活的窘迫，还有一种小孩子似的报复心理。假如你遇到这样一个活脱脱天真率性的人，即使他地位显赫，你会敬而远之吗？
一次宴会上，邱吉尔和他的夫人面对面坐着。邱吉尔的一只手在桌子上来回移动，两个指头向着他夫人弯曲。旁边的人见此十分好奇，就轻声问邱吉尔夫人:“您丈夫为何这样若有所思地看着您？他弯曲的手指来回移动是什么意思?”“很简单!”邱吉尔夫人回答:“离家前我们俩发生了小小的争吵，现在他正在承认他的过错。那弯曲的手指表示他正跪着双膝向我道歉呢！”一国首相在庄重的宴会上旁若无人的凝神看着妻子，并做出古怪的隐喻性手势；而首相夫人竟然以家庭隐秘编制笑料，取笑于众人，这是多么亲切感人的戏剧性场面！这个场面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邱吉尔夫妇首先是凡人，然后才是英国首相及其夫人；这个场面产生了一种公众认同效应：首相及其夫人与我们平民百姓有着同样的生活经历，正因为他们是凡人，所以他们能体味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繁琐与痛苦，懂得百姓生活的欢乐与希望所在，因而首相是可信赖的、值得拥戴的。
可亲、可近、可信、可赖——这就是隐喻的亲和效应。
二、隐喻“可以群”的功能
隐喻“可以群”的功能是隐喻的亲和性的另一表现。隐喻“可以群”的命题是从孔子“诗可以群”引申而来的。
《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对诗如下认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何谓“群”？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何晏《论语集解》引）。朱熹解释为“和而不流”。（朱熹《诗集传》）比较而言，朱熹的解释更切近原意。“诗可以群”就是指人们可以用诗歌来交流、沟通思想感情，起到协和群体的作用。孔子的“诗可以群”的思想，与他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非常强调人的社会性、群体性，认为人只有生活于社会伦理关系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人必须结成群体共同生活，个人的意志需求应该建立在社会群体的情感、社会责任、社会行为的基础上，个体应该与群体和谐相处，协作团结。因此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诗可以群”就是通过文学艺术而达到上下和悦、互相仁爱、协作团结的特殊作用，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即真诚互爱的仁爱精神在美学上的反映和要求。
“诗可以群”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巨大。王充《论衡．自纪篇》云：“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认为文章必须为王朝统治和民族社会服务。主张“经世致用”的陆游更是推崇《诗经》，其《杂兴》云：“君看八百年基业，尽在东山七月篇”，认为诗应如《诗经》那样，为现实国家服务，为族群政治服务。现代文学史上梁启超“改良群治”的小说功能说和鲁迅的用文艺改造沉默的国民灵魂等主张，可以说都与孔子“诗可以群”思想一脉相承。
那么，诗何以“可以群”？
“诗可以群”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置换为隐喻“可以群”的命题。从而，诗何以能“群”的问题与隐喻何以能“群”的问题便取得的了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何以言之？其根本原因在于：隐喻既是诗歌的基本表现法则，隐喻思维——意象思维——又是诗歌思维的内在机制。“诗可以群”的功能是与诗歌的基本表现法则和特有的思维机制有着内在的关系，因此，对“诗可以群”的理解就不能离开隐喻理论的视角。
孔子“诗可以群”的思想涉及到诗歌的共鸣效应问题。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从孔子整理诗歌（孔子删诗）的史实和《论语》中关于孔子“诗可以群”的一系列相关言论的记载，表明孔子对诗歌的共鸣效应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体验。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作出以下推论：孔子“诗可以群”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孔子对诗歌共鸣效应的深刻体验的基础上，或者说，“诗可以群”是诗歌的共鸣效应的具体体现。而诗歌的共鸣效应正是隐喻思维机制在发挥着作用。
泰德·柯亨就认为隐喻的亲和力来自隐喻发送—接受者的共谋，具体讲来包含以下三个步骤：首先，隐喻的作者通过隐喻向读者发出一种隐含的邀请；其次，隐喻读者付出额外的努力以接受这一邀请；再次，这一发送—接受过程最终形成对某种群体形式(community)的认可。①柯亨将隐喻的亲和工作比做一个“发送邀请—接受邀请”的过程，这与韦恩·布斯的看法不谋而合。后者也认为理解一个隐喻，其实就是决定是否加盟到隐喻者一方、决定“就范”该隐喻还是表示拒斥。②德国学者格罗塞在谈到诗的“社会生活影响力”时指出：诗不
①②转引自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4页。
仅能共时地“唤起人类一切同一的感情”，从而将诗人与听众—读者“融合为一体”，并最终形成一种“持续的心情”，而且可以跨越时间保存、传递作者的思想感情来“联结后代的人”。①诗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性，是因为隐喻能在不同的经验世界中建构起对等的关系，因此它克服了语言的线性时间秩序，从而将各种经验综合为一种同时性的空间形式。韦恩·布斯认为，杰出的文学作品本身即是对生活及其可能形态的隐喻，艺术作品隐喻地表达了艺术家对生活的理想与批判；有鉴于此，隐喻并非手段，它本身即是生活的一个主要目的，而分享隐喻乃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人类生活经验。②理查德·希夫也指出：艺术通过隐喻赋予个别事件以“社会普遍接受的意义”并获得类似宗教的“广泛交际能力”，从而将个人与“不断拓展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艺术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类似于仪式之于上古社会，而“质疑仪式或具有普遍效力的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隐喻，就等于向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③布斯与希夫显然将隐喻视为一种整合社会的力量。
综合以上各家意见，我们认为，隐喻或诗“可以群”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隐喻作为一种人类普遍共有的思维模式，不仅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认识方式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意味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成果从根本上具有一致性。这在主要依赖自然环境条件而生活、思维方式尚未因生存环境不同而发生较大变化的人类早期表现得尤为显著。各民族早期历史上共有的万物有灵观念、图腾文化、巫术文化等正是早期人类共同的隐喻思维的产物。人类文化越在早期越具有趋同性，道理就在其中。尽管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各民族乃至同一民族中个体生存境遇的差异，人类具有了不同的看待、理解世界的方式，但隐喻作为基本的思维模式依然深深扎根于不同民族、不同个体的心智的深层结构中，所以，看待、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同一性，从而对世界的感知认识成果也存在着某些同一性。人类的普遍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经济领域、科学技术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军事领域、生态环境领域越来越多的共识的达成，正是基于这种同一性。没有这种同一性，我们就不可想象人类思想交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不可想象“地球村”的理想在当今电子信息时代已付诸实现的现实。这是隐喻具有同化合群功能的最深层的理据。
2、隐喻的主体和喻体之间的同构关系本身就是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和个体生活经验的组织化、条理化、简约化。这种组织化、条理化、简约化的认知方式和认知成果一旦产生，就等于为今后人们的相关认知预设了一个认知模型。因为基于共同的隐喻心智，人们很容易认同这一认知模式，从而使复杂多样的个体认知趋向于一个统一的感知认识模型，这在
①转引自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4页。
②③转引自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8页。
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体感知认识的离心力量。加之隐喻较之一般语言表达方式更具有感染力、震撼力，因此隐喻本身所产生的这种合群同化功能必将对个体的感知认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3、隐喻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联想、类推、移情机制既能使人举一反三，以类万物，获得新知，又能使人推己及人，具有民胞物与的胸怀。这正是人类具有同情心产生的心理基础，也是隐喻“可以群”的功能的最直接表现。英国哲学家休谟曾指出：“人类是宇宙间具有最热烈的社会结合欲望的动物，并且有最多的有利条件适合于社会的结合”，因为“自然在一切人之间保持了一种很大的类似关系，人们相互之间可以发现平行的情感或原则”。①休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同情”，认为“同情”心是美感产生的重要的心理条件，因为，美之所以使人快乐，“必然只是由于感情的传达”，通过同情，心灵在观察熟悉的对象时自然会产生一种“顺利感”及“倾向性”而感到愉快舒适。②休谟没有直接论述同情与隐喻的关系，但我想对他的以上引文作如下引申不至于有穿凿附会之嫌吧——人类之所以“是宇宙间具有最热烈的社会结合欲望的动物，并且有最多的有利条件适合于社会的结合”，从思维机制的角度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拥有隐喻思维。③
第三节隐喻的遮蔽功能
当我们比较metaphor和隐喻这同一概念的英汉不同语言表现形式时，我们不能不为汉语的概念形式直接明了地表达概念内涵的特征惊叹不已。隐喻的“隐”和“喻”正是对其功能的高度概括，即隐喻之所谓隐喻，就在于它既能“喻”，又能“隐”。也就是说，隐喻兼具“隐”与“喻”两个维度，“隐”与“喻”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双方互以对方为条件，唯“隐”才能凸显“喻”，唯“喻”才能使人对“隐”不至坠入云雾。闻一多先生对“隐”和“喻”之相互依存的关系曾作过深入的剖析：
“隐语古人只称作隐，它的手段和喻一样，而目的完全相反，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事物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喻和隐是对立的，只因二者的手段都是拐着弯，借另一事物来说明一事物，所以常常被人混淆起来。但是混淆的原因尚不止此，纯粹的喻和纯粹的隐只占喻和隐中的一部分。喻有所谓‘隐喻’，它的目的似乎是一壁在喻，一壁在隐；而在多数的隐中，作为隐藏工具的（谜面）和被隐藏的（谜底）常常是两个不同量的质，而前者（谜面）的量多于后者（谜底），以量多的代替量少的，表面上虽是隐藏（隐藏的只是名），实际上反而让后者的质更凸出了。这一来，隐岂不变成喻了吗？这便是说，喻与隐，目的虽不同，效果常常是相同的。手段和
①②③转引自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4、82-90页。
效果皆同，不同的只是目的。①
闻一多所说的隐喻在“喻”的同时兼具“隐”的特点，正是我们所说的隐喻的遮蔽功能。隐喻的遮蔽功能有包括以下两种情况：其一，任何一个隐喻在彰显事物的某个特征、性质的同时，总是同时遮蔽了事物的另一些特征、性质。正如雷考夫—约翰逊所说：“隐喻固然使我们聚焦于目标事物或目标概念的某些方面，但同时也使我们忽略了其中不相干的那一面。”②布莱克也认为，隐喻的过程是“过滤”和“屏蔽”机制——“透过刻痕累累烟雾重重的镜片”望星空。镜片过滤和组织了主体对星星的审视，它一方面凸显了事物的某些方面，另方面又屏蔽了事物的某些方面。③例如在“人乃会思考的芦苇”的隐喻中，主体“人”是由喻体“芦苇”凸显出来的，“芦苇”的隐喻忽略了人的某些特征，又强调了人的某些特征。这里，隐喻的遮蔽功能不是说话人的主旨所在，遮蔽是从属彰显的，是彰显的手段，因为对事物部分特征的遮蔽恰恰是为了凸显事物的其它特征。其二，隐喻话语人出于保密等目的的考虑，有意隐藏隐喻的主旨，刻意闪烁其词，即整个隐喻不是为了晓喻某个事理，而是为了遮蔽某个事理。这种隐喻即闻一多先生所说的隐语。下面论及隐喻的遮蔽功能，就是从后一种意义上而言的。
需要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隐喻和隐语不仅内涵不尽相同，其外延也不完全重合。因为隐语的手段不仅仅是以彼喻此（隐喻），有时还以彼代此（转喻或借代）。闻一多先生认为隐语的“手段和喻一样”，显然将隐语的表现手段都视为以彼喻此了，而忽略了以彼代此的隐语事实。不过，需要同样强调的是，以彼喻此的确是隐语的最典型、最普遍的形式。郝志伦在《汉语隐语论纲》一书中将汉语隐语的构词法总结为比喻式构词、借代式构词、婉曲式构词、夸张式构词、比拟式构词、摹绘式构词、释义式构词、藏词式构词、引用式构同、综合式构词十种。④仔细分析他所例举的各类大量隐语，我们会发现，除了借代式构词外，其它诸如婉曲式构词、夸张式构词、比拟式构词、摹绘式构词、释义式构词、藏词式构词、引用式构同，都不同程度上包含着以彼喻此的思维特征，因此，除了借代式构词形成的隐语外，其它构词法形成的隐语在较宽泛的意义上，都可以被看作是比喻式隐语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所以，下面我们转述他关于汉语隐语的遮蔽功能的论述，也可看作是对隐喻的遮蔽功能的一个较全面的概括。
郝志伦认为，汉语隐语的生成途径千汇万状，其使用情况也纷繁复杂，不过从主体需求
①《闻一多全集》第一卷：“说鱼”，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7页。
②③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35页。
④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巴蜀书社，2001年10月第1版。
的角度审视，隐语约略可归纳为以下三类：①
一、为保守组织内部机密而生成使用的集团隐语。
这类隐语行话主要是语用主体为保守本组织集团的秘密，为维护本群体行帮的利益而产生的，因而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秘密性。它主要包括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匪盗犯罪团伙以及一切黑社会组织内部所用的秘密语（即黑话），也包括社会诸行百业内部交流的隐语行话等。这类隐语行话数最多，流布较广，历代辑录者众，堪称汉语隐语行话结构系统中的主体。
大凡民间秘密社会组织都具有用以维护其组织存在，约束其成员言行的戒规纪律。这些戒规纪律与隐语一样，都有极高的秘密性，因此，一切秘密社会组织大都会创造和使用最适合各自需求的隐语，作为他们用以保守内部机密、协调内外关系、识别同行身份、维护本集团利益的重要交际工具。
在中国民间秘密社会组织中，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颇具影响的清季“天地会”就是这样一个创造和使用了大量隐语的组织。据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有志竞成》中说：“洪门者，创建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故洪门之拜会，即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理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于此可见，“天地会”的“口号暗语”即是出于保守内部机密，防避“政府之察觉”的主体需求而创造使用的集团隐语。
例如，在“兵器、武备”类中，称炮为“洪天”，抬炮为“长龙”，大炮为“黑狗，洋装”，大炮声为“狗吠”，s枪为“小喷筒”，枪炮z弹为“铅码”，火--为“狗粪、红粉”，军器为“灰挑”。这些隐语行话在“天地会”之前的其他隐语行话中是没有的，它们是“天地会”独特的组织行动——武装军事斗争在语言上的反映。说明“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并非仅仅是一种口号，它已成为一种局部的、秘密的武装斗争形式。
在“会中行事”类中，不少隐语行话较为详细地反映了“天地会”的织织制度、会员活动及会中人际关系等组织文化特征。例如：称入会为“入团”、“拜正”、“出世”，称会员为“香”、“洪英”，称会员凭票为“腰手”、“八角招牌”，称到会为“去睇戏”，称会中秘书为“衫仔”，称收徒为“种三节竹”，称字号大爷秘密收徒为“背公事”，称哥老会收徒为“栽桃李树”，称暗语为“春点”，称暗示为“丢拖”、“丢点子”，称一人为“一根”、二人为“二根”(余类推)，
称斩首为“洗面”。以上是有关“天地会”组织制度的隐语行话。称派人防守为“下卡”，称
⑤本节以下资料引自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汉语隐语的类型”），巴蜀书社，2001年10月第1版。
撤销为“卷旗”，称找外财为“找财喜”，展开为“透开”，复仇为“报赤壁”，寻事生非为“找
皮绊”，更换新衣为“换季”，捆绑为“花起来”，受伤为”带彩”，立等回信为“双挂号”，密会处为“三尺六”、“古松”，集会为“开台”、“放马”，聚集到一起为“站拢”，在困乏之中为“在水边”。以上是有关“天地会”组织活动的隐语行话。
称洪门中人为“在玄”、“在圈子”，称当面介绍为“办指识”，称会中下对上之礼为“挂牌”，称向外接交为“跳高”，称官府为“对头”，称会外人或官差为“风仔”，称个人为“疯子”、“鹧鸪”。以上是有关“天地会”组织内外人际关系的隐语行话。
尽管这些隐语行话零散且具隐蔽性，但我们联系其所指成分，仍不难大略窥知“天地会”组织内部的相关文化特征。
隐语对外有保守组织内部机密的功能，对内则有组织内部成员相互“识别身份”的作用；即对外而隐，对内则喻。在《清稗类钞·会党类》中有记载：“三合会员猝遇素不相识之人，欲操探其是否是同党兄弟，辄用许多言语为符号。此外，尚有以茶碗，烟管，鸦片管及种种器物授之，观其接受之状态，以试其确实与否。”如《林海雪原》中那段描写杨子荣与土匪的对话：
“蘑菇，溜哪路？什么价?”(什么人，哪儿去，)
“紧三天、慢子天，怎么看不见天王山?”(走了九天，也没找到哇)
“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因为你不是正牌的)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不到正堂不能说，徒不言师讳)
可见，这类隐语大都生成流行于以政治目的为宗旨的秘密组织。
另外，隐语的运用还是成员在其所属社会群体中地位、声望的标志之一。在一切秘密群体内部其所有成员都会力图学会、熟练掌握该群体的隐语。尤其在过去的诸行百业中，隐语行话是从师学艺的标志和入门必修课。如不会本门行话隐语，手艺再好，也不被同行承认，会被视为“柳生手”(半路出家的)，故而还需拜师补学隐语行话。一旦学会以后，又都会力图在一切可能的时空中尽量使用。因为，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隐语具有一定的潜在声望，成员掌握的隐语交际手段与熟练会话程度可明显地影响和决定他在群体中的地位。因此，当其对隐语的应用熟练到相当程度时，使会在群体以及相关群体内部炫耀，尤其是常爱对群体内的新手运用，以显高深莫测，以求提高其在群体中的地位。这种语用心态会更加增强隐语的群体标记，隐语群体的成员对隐语运用的从众、模仿、服从等会促进形成一种群体规范，从而使得所有群体成员主动自觉地学习使用隐语，将隐语完全融入其早已习以为常的自然语汇之中，以致当其在使用隐语时，却不以为自己是在讲隐语。如某公安机关对一盗窃团伙成员的审讯笔录中有以下一段对话：
问：“你们常说哪些隐语?”
答：“没有什么隐语。”
问：“偷钱包你们怎么说?”
答：“搓皮儿。”
问：“衣服兜儿怎么说?”
答：“上衣的上面两个兜儿叫‘天窗’，下面的叫‘平台’。裤兜儿叫‘地道’，后面的叫‘后门’，又叫‘敌后武功队’。大衣、西装里面的叫‘夹皮墙’。”
问：“公安人员怎么说?”
答：“‘刺儿’。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改‘帽花儿’啦。”
问：“你知不知道这些词儿都是隐语?”
答：“这哪是隐语?我们那伙儿都这么说，你不干这行不知道么，根本就不是隐语。”
可见，在特定社会群体内部，隐语的确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在每个成员心里都根深蒂固的群体标记。正因为如此，隐语自然成为社会群体内部形成群体规范和巩固群体内聚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群体规范就是“指在某一特定群体活动中，被认为是合适的成员行为的一种期望，是群体所确立的一种标准化观念。”群体化规范的形成和上述隐语学习使用一样，也是群体成员在群体活动中，发生相互作用，即在互动中受暗示、从众、模仿、服从等心理因素影响的结果。而群体内聚力的发展巩固则正好表现为：群体成员自觉接受群体规范的约束，对群体现范的绝对服从。
二、为维护群体利益而生成使用的行业隐语。
为生存而奋斗，为谋利而竞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尤其在几千年来，受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观念制约而呈封闭状态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界，诸行百业由于内外交错、尔虞我诈的生存竞争而形成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行帮群体，为严防其他群体对本群体行业信息的窃取，为维护本群体的一切利益，各自创造和使用具本行业特色的隐语便是极自然的事了。
例如，受小农经济和封建血缘宗族观念的熏染，我国过去许多传统工艺行世代奉行一条行规：本行帮核心技艺只能子孙相袭，不传外人。万不得已，也宁传媳不传女。为确保传统工艺技术以及家传经商秘诀等在封闭式的单向传承中不泄露外传，各行帮便会创造出一些仅供本行使用的当行隐语。例如：自明代嘉靖年开张迄今已有四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北京“六必居酱园”，为何能数百年—枝独秀，名闻遐迩？在众多原因之中，自然少不了为维护本行利益的“六必居”制酱行当的独特隐语。据载：与其制酱用料、工具有关的隐语就有：称麦子为“杜枪”，麦粉为“飞尘”，麦饼为“白渡”，磨麦子为“搿牙”，黄豆为“粒子”，豆饼为”黄渡”、盐为“白沙子”，酱缸为“仰天”，缸盖为“仰天罩”，酱渣滓为“红泥”等等。
再如，在同行业各集团之间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为确保本集团兴旺发达，盈利获胜，也常创造一些仅供本集团内部使用的当行隐语。如，我国源远流长、流派众多、竞争激烈的陶瓷行业即如此。在陶瓷生产中，烧窑工艺是体现一代名陶特色风格的关键，故而在制陶行业，对本派掌门烧窑师的独特技术极为重视，往往与行业的盛衰，群体的荣败息息相关。因此，与保护这独门技艺有关的当行隐语便应运而生；例：称陶土原料为“戊己”，烧火者为“拔焰”，模型为“框榔”，制陶师为“指邱”。加釉水为“上滑子”，碗为“滩气”，盘为“摆风”，小杯为“丸子”，等等。
另外，为协调群体内部及相关行业之间因竞争而产生的各种复杂关系，也常常会创造出行业内各集团以及各行业之间能互相了解、沟通的隐语。例如，过去江湖“挂门”(武术行)内部，为生存相互激烈竞争。“支柱子”(以保护豪门大户为生的武林人)常与“暗挂子”(专以偷窃豪门大家谋生者)为谋生发生碰撞，如何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呢？就凭相互了解的隐语，如：“暗挂子”在夜间光顾豪门时，先得“升点”(投石问路)，用来询问有无“支柱子”。若没有，才能行窃。若有，“支柱子”就要出来回话：“塌笼上的朋友(房上的朋友)，不用升点(不必风吹草动)，有‘支柱子’在窑(有护院在此)，只可远求(到别处去吧)，不可近取(这儿不成)。”若“暗挂子”知趣而去，“支柱子”就得说：“朋友顺风而去，咱们浑天(黑夜)不见，青天(白天)见。牙淋窑(茶馆)啃齿窑(饭馆)再碰盘(见面)。”有时，“暗挂子”会发问：“你支的什么杆？你靠的什么山？“支柱子”必答：“我支的是祖师爷的那杆杆，我靠的是朋友义气重如金山，到了啃吃窑我们搬山(喝酒)，不讲义气上梁山。”若“暗挂子”还不离去，“支柱子”就威胁说：“朋友，这窑里有支杆的，四面已都是象家(练武人)之地，我若敲锣为令，四埝(四方)的师傅们一起挡风，你就扯不了(走不脱)。若朝了翅子(判官司)，都抹盘(不好瞧)……”
至于过去江湖行帮为谋利而互相勾结创造使用隐语坑骗顾客钱财的例子就更不胜枚举。例如，一“金点”(算命先生)正要给人算卦，熟识问卜者的同行使会用隐语介绍：“火点(是有钱人)，空子(是个外行)，念攒子(没啥心眼)，老戗是海翅子(父亲是大官)，杵头海(钱多着呢)，海挖(狠狠地敲)……”
民国初年，青帮组织被反动阶级和国外殖民势力利用，开始沦为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黑社会流氓团体。其黑社会流氓团伙组织的文化特征，在其帮中隐语行话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例如：称掏兜行窃为“寻口霸”，称拐卖儿童为“贩夜子”，称持械抢劫或拒捕为“开武相”，称行窃诈骗赌拐为“开文相”，称拐卖妇女为娼叫“开条子”，称向国外贩运壮丁为“贩猪仔”，称强行敲诈为“装榫斗”，称明枪暗偷为“软硬相架”，称绑架人质以勒索钱财为“拔人”，称以女色诱人上当为“软胡子”，称撬门偷窃为“排扇子”。从这些隐语可知，尽管青帮曾属“哥老会”支系，其组织文化特征却与“哥老会”和“天地会”大相径庭。青帮早已沦为反动阶级和国外殖民势力的帮凶，成为十足的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黑社会流氓集团。
可以说，以上行业隐语都是各群体行帮间为谋生而进行激烈竞争的产物。
三、为避讳禁忌而生成的其它隐语。
这类隐语行话主要是语用主体在特定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和地域生态文化环境的制约下，在各自独特的认知方式、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等文化因素的驱导下，因崇拜或恐惧等禁忌避讳心态而产生的。因此，这类隐语行话具有很浓郁的民族地域色彩，其隐蔽性和秘密性程度较低。它主要包括社会市井及诸行百业世代传承的，与民间迷信密团相关的各种禁忌语，和在古今传承中不断演变更替的为数众多的性生殖类隐语。
下面以性生殖类隐语为例予以说明。
由崇拜和恐惧而产生禁忌，本是人类自然心态的必然进程，由禁忌而生成隐语，也是人类自然心态的必然趋势。在人类社会交际中，需要禁忌避讳的事物复杂多样，无论古今中外，人们最敏感的禁忌用语莫过于表述生殖行为一类的词语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交际中这类与生殖有关的事物称谓，几乎都得通过隐语、暗示等手法，以隐语的身份出现。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性生殖一方面在传宗接代上备受重视，另一方面在口头交际时又最为人忌讳。故在古代人们的语言词汇中常出现这类隐语，如贾谊在《论时政疏》中不直言男女两性交合，而以隐语“帷薄不修”代之，就是在近现代也不例外。当然，对那些与生殖有关的具体器官及行为，更不得直言其物其事，而非以隐语代之不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很早前就认为：鱼与女性一样都属阴物，所以，古文明中以鱼代指牝器的记载不胜枚举。其中为众所熟悉的太极图(又称“阴阳鱼”)，民俗便认为是阴阳结合的象征。此外，“鱼水之欢”、“鱼水和谐”也是古小说中常常用来象征性关系的隐语。
交际中，另有一些与生殖有关的事物也得以隐语代之。于此，中西方皆如是，只不过称谓略异而巳。再如“月经”一词西方称其为“不好”、“不妥”、“在花期中”，我国古代称其为“天暌”、“信水”，当代则多以“例假”代之。更有甚者，凡人必具的生理功能“大小便”，以及施行大小便的处所等词语，因其与生殖器官有关，人们也对其加以避忌而产生出诸如“水火”、“更衣”、“出去打个电话”、“一号”等繁复的隐语。对所谓“血族通婚”、“近亲相奸”等行为的恐惧心理，是人类对性生殖产生禁忌，从而形成相关隐语的又一原因。换言之，人类在心灵上对“血族通婚”、“近亲相奸”等悖伦行为的深深恐惧，必然会导致在行为上对它的严格禁止。这反映在语言交际中，则必将产生对悖伦行为称谓上的回避和忌讳，从而形成诸如以“爬灰”、“偷情”、“打野食”、“私通”、“王八”等代称悖伦行为和所涉及的对象，代称被视为亵渎神明、罪孽深重的变态性生殖观念和行为等众多的隐语。
除上述性生殖隐语外，一些由禁忌而生成的宗教隐语也颇受人关注。尽管自佛法西来以后，两千多年一直受到中国传统世俗文化观的渗透影响，中国式佛教仍具颇多清规戒律，释家弟子在现实生活中，每每遇到为佛门戒规所不能容忍的世俗事象时，大都避讳禁忌而以隐语称之。如和尚有关酒、色、荤、嫖、赌的隐语：称妇人为“中堂”，处女为“单条”，鱼为“水梭花”，鸡为“穿篱菜”，喝酒为“不算数”，吃肉为“小人家去”，赌博为“烧锡箔”。尼姑也有相关隐语，如，称不守清规者为“---蒲团”，情人为“好人”，受孕为“中”，私生子为“状元公”，等等。
四、以隐约其辞为特点，以笑谑娱乐为目的的游戏类隐语。
此类隐语亦即古之廋语、谜语，今之暗语、游戏语。这类隐语行话主要是语用本体或为嬉戏笑谑，活跃气氛，或为滑稽幽默，展现个性；或为发泄个人或群体的某种情绪，有话故意不愿明说，而用另—种委婉隐曲、艰深晦涩、生僻诡谲的语言形式来暗示其用意之所在。如古代滑稽之士东方朔之流的嬉谚隐语、现当代社会上流行的笑话段子以及近年来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广为传播的搞笑段子等等。此类隐语以极富幽默机智为特征，因此也可以归入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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