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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关于五行学说的研究 |
添加时间:2008/1/20 14:34:54 所在栏目：『传统文化与价值研究中心』 阅读：5007 作者：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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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论题已经限制了要考察的时间，即关于秦汉及其以前的五行思想的发展的研究。目前关于五行学说的研究论著、论文很多，所出成果也很多，特别是由于地下竹帛书的出土，对五行思想的研究也是更深入了一步，如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题目是后加的）的出土，与其同出的还有大批医书。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又出土了大批的材料，其中就有一批题为《五行》的竹简，因其墓主下葬的时间被认为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所以对于那个时代的研究也就增加了可信的材料，学界也因此热闹起来，这也许是好事吧！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叙述关于五行学说的研究状况。
（a）对五行学说起源问题的研究
关于五行学说的起源问题，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研究五行或与五行相关的都不能跳过的课题。所以只要是研究五行学说或者是阴阳五行学说的，总要从它的源头来说起，有从它的文字学起源讲起的，最早如梁启超，他可说是近代最早对阴阳五行学说进行考察的人，同时也引起了“古史辨派”对五行学说的争论，因此编成了厚厚的一本《古史辨》（第五册），在其《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首先就要考察“五行二字语意之变迁”；也有从出现“五”的观念出发对五行观念进行考察的，认为虽没有五行二字的出现，却已经有了“五”的观念了，最早是“五方”这个观念，这个问题胡厚宣、庞朴、井上聪对此都有过论述，并且井上聪通过对商代“四方风”的考察与当时人的时令思想放在一起考察，而时令在后来的五行学说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在医学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因此这种源头的考察也就显得很重要了。后来研究五行的人，不管再怎么样的不满这种考察五行的方法，却也不能逃过这两样的考察的，比如邡芷人，他考察五行体系也依然先要从训诂开始，然后进行历史的考察之后，才可以对其进行分析。
最早出现五行两字的文献是在《尚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段文字在《墨子•明鬼篇》有引用，这两篇都未对“五行”解释，只是到汉代时被注为五行是“金木水火土”，至于原来是不是这个解释，学界则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最早对五行作详细论述的文献是《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闰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啬。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啬作甘’。”因此这两篇被作为是研究五行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至于是否是五行起源的时间，则是各有其说的。因为《甘誓》里的五行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思想内涵在内的，《洪范》中的文字虽然记述五行甚详，但其出现年代却是不能确定。关于起源时间的问题，井上聪总结了大致可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起源于商代，一是起源于战国。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战国时期五行学说就已经确立了，并且先秦诸子没有不受其影响的（依庞朴先生的观点）。尽管五行学说的确立很晚，但是五行的思想却是很早。对来源于商代的“五方”和“五材”的观念大多说人是同意的，当然具体的论述是有所不同的。
至于五行的内容，在先秦时代并不是只有金、木、水、火、土五材说的。
（b）对五行学说内容的研究
后世关于五行学说的内容多是从文献的考证方面来作研究，而且也只能通过文献来研究，涉及到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关于论述五行材料的著作，特别是对《尚书•洪范》、《左传》、《墨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等的研究。因为后世五行学说只讲木火土金水，关于这方面的其它文献又少，所以许多人一直为《荀子•非十二子篇》中的思孟五行所困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关于这个问题在“古史辨派”论战的时候就被提出来过（如有谭戒甫的《思孟五行考》，还有徐文珊的《儒家和五行的关系》），当时，章太炎先生也对此有过论述（《子思孟轲五行说》，章太炎，《章氏丛书》），郭沫若在其《儒家八派的批判》中也对“五行”的问题考察过，认为是“仁、义、礼、智、信”。后来等到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的出土与郭店楚简《五行》的重见天日，思孟五行的内容才逐渐明朗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也随即出现了很多研究的文章。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对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有专门的论著，并且在郭店楚简《五行》篇发现之后又对其研究进行了补充，从“五行”与“四行”思想的比较、“德”的思想、“天道”与“人道”的思想、“慎独”的思想这四个方面对其基本思想作了研究。庞朴先生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且得到了学界大多数的认同，虽然因为还有些材料不够，并未能做实这个结论，却也是目前最好的，也最能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他的关于竹帛《五行》的一系列文章对思孟五行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其《帛书五行研究》一书中有对帛书《五行》详细的考证，附录《思孟五行新考》一文，通过与《孟子•尽心下》的文字作比较考察后提出思孟五行是“仁、义、礼、智、圣”。在郭店楚简出土之后他又最先对其做出反应，并且在他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补充，如《竹帛<五行>篇研究》、《竹帛<五行>篇比较》、《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等一系列文章来阐述。尽管学界也有与其不同的观点，但是因为郭店楚简的发现，甚至以后还会出现有同样价值的材料，这样不同的观点的争鸣却可以使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以上主要是对思孟五行说研究状况的简要评述。（陈来：《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兼论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孔子研究》2007年第1期。）
应当说，思孟五行只是先秦时期五行观念的一个环节罢了。因为在更早的时期，只是有“五”的观念罢了，井上聪不仅考察过商代的五方观念，还考察了《左传》、《国语》这些先秦典籍中的“五”的观念，当时关于“五”的观念有：五教——“务其三时，修其五教”（《左传•桓公六年》），“使布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左传•文公十八年》）；五节——“国之大节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听其政，尊其贵，事其长，养其亲，五者所以为国也”（《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语），“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左传•昭公元年》医和语）；五味——“五味”（《左传•僖公三十年》），“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国语•郑语》）；五色——“五色比象昭其物也”（《左传•桓公二年》），“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五声——“五声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五味、五色、五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左传•昭公元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国语•周语》）；还有五名、五材、五行、五行之官、五元素、五典、以五来表示对比、五牲、五义、五刑、五年、五数等，可见在当时有很多场合都使用“五”。井上聪认为，“五元素成为五行数的中心，是在众多的具有‘五’的要素中被人为的选出的。”但《左传》已经将五行与干支联系起来，经过研究他最后得出结论说：“五行说的历史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定型期。商代的四方、四方风中蕴涵着五行说的母胎，这可作为萌芽期，《幼官》篇所见的通过‘五’来归纳的倾向时期，可看作为发展期。”庞朴先生在《阴阳五行探源》同样主张在商代就应该有五行的思想了，“从这些五方、五臣、五火的诸五中，我们不仅依次看到了殷人尚五的习惯，而且还能看到一个隐约的体系，那就是以五方为基础的五的体系：五臣是五方之臣，五火是五方之火，而五方本身，则不再属于其他，它是帝。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正是五行说的原始。”最初的五行并不像是汉以后所包罗万象的那个五行。
还有关于五行相生和相胜说的研究，这个主要集中在对驺衍的“五德终始说”的研究上。还有对《管子》中的五行思想，《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的思想的研究，对《春秋繁露》的五行思想均有专门的论文对其论述。这些都是考察五行学说在秦汉时期的流变过程所必须的。还有关于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问题，学界现在通有的观点是：五行说和阴阳说起初是各自发展的，然后通过《管子》、驺衍、《吕氏春秋》的发展，一直到董仲舒《春秋繁露》，使阴阳学说成为笼罩在整个汉代的显学，《黄帝内经》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成书，则对本课题的考察的就不能忽视这点。
(c)小结
对五行学说的起源及其在先秦时期的流变的考察，可以看出，虽然学界对五行学说的一些问题存在争论，这是正常的，其实也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往深入发展的。从目前学界对先秦秦汉五行学说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思孟五行上，还有就是对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上。且学界的主要的观点认为思孟的五行与后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五行有两个读音：“xing”与“heng ”，因为到汉代因为要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所以五行（heng）就变成了五常，因此也就只保留了五行（xing）。但是这种观点也是没有确证的，若要论述五行学说的流变问题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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