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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漫长曲折历史 |
添加时间:2008/1/20 13:30:18 所在栏目：『伊斯兰教』 阅读：5318 作者：科学宗教与社会价值观研究室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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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虽然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历史相比，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的时间段不算很长，但目前已发展到拥有4万座清真寺，宗教寺庙数量在全国各宗教中雄据第一；加之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总计人口达到2000多万，也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与其人口规模和分布的地理区域范围相比，伊斯兰教的影响远远要超过上述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象征力量，这因为中国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国华夏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周围生活的穆斯林群众也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近邻和兄弟朋友。放眼现代化的都市社会上海，行走在大街上就很容易看见外地穆斯林开设的清真餐馆和兰州牛肉拉面馆。当伊斯兰教的节庆来临时，上海7座清真寺周围的居民小区和街坊就会目睹成群结队的穆斯林群众礼拜和喜悦欢庆的壮观景象。如果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顺着到西北边疆地区的方向沿途考察，伊斯兰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特点随着西向将会愈加浓厚，你就会真切感觉到穆斯林生活方式和它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是中国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中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
面对日益走近我们生活的中国伊斯兰教，我们必须了解它和理解它，同时还必须热情地接纳它，让它与我们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为建设伟大和灿烂的中华文明贡献所有的力量。那么怎样理解中国的伊斯兰教，如何学会与中国穆斯林共同相处？学习和了解中国穆斯林先贤们撰写的有关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共建和谐社会、使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建设以及让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艰巨努力的重要组成部份。为此，我们编辑和出版了收集到的近50种、过去一直珍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中，它的内容包括从清季到民国中期时期在穆斯林民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文献。
如同这些简朴的木刻版本或石印版本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那样，中国伊斯兰教的1350多年的历程是曲折和不平坦的。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是在盛唐，当时穆斯林的商人和外交使节来到长安和南方及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行商贸易或亲善修好，许多人就定居下来与中国妇女通婚，生儿育女并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穆斯林社区或社团——当时在史书上作为“蕃坊”记载的聚集点。当然还有一部分穆斯林士兵在“安史之乱”被平息后被唐朝政府作为朝廷对其战功的奖赏而安置于秦淮地区并获得永久定居。在“蕃坊”中生活的穆斯林虽然与中国妇女通婚，但在文化上相对保留了他们来自于西域故乡的独特性。他们仍然依照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在“蕃坊”中日常起居。他们建造的一些清真寺典型地反映了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像广州的怀圣寺和泉州的圣友寺等。当然，也有些清真寺是结合了中国寺庙建筑风格而修建的。尽管已在中国生活多年，这些外来穆斯林仍被当地人称为“胡人”或“胡商”，或“蕃人”、“蕃商”，很少与他们周围的中国市民社会发生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在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中，广州的外国商人包括大多数穆斯林商人遭到了农民起义队伍的洗劫。在扬州田神功率领的地方军队也对那里的穆斯林商人进行了劫掠和杀戮。这种相对隔绝于世的“蕃坊”生活一直延续到宋朝。唐宋时期，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在经济和贸易以外，很少体现于中国主流文化和大众社会。这种文化上的隔绝和互不交通在杭州酿成了“蕃坊”中的新婚穆斯林夫妇举行伊斯兰文化形式的婚礼时与穆斯林客人一起被站在屋顶上好奇地偷窥的汉民邻居重压塌垮砸死的惨剧。
此后蒙古人入主中原并建立了元朝。蒙古游牧民族的军队首先是征服了中亚和西亚某些地区之后再征服了中国的，因此在蒙古人的军队中裹挟了大量色目人或回回士兵、工匠等。虽然回回穆斯林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其地位和待遇相比大多数汉族人一般要优越得多，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仍然受制于蒙古人并且与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居民汉民族保持了较少的联系而游离于主体中华文化之外。除了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妇女大量通婚以外，回回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相对优越性，加之在财政收税、工商行政和军事征战方面的深入参与蒙古人贵族的统治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与汉民族有一定的隔阂，因此在朝廷中，色目官员与汉族士大夫阶级的关系时有紧张。随着元朝末期的社会矛盾的加剧，明末农民起义在推翻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斗争中也有迁怒于包括回回穆斯林的色目人群体的现象。这说明中国普通民众对当时承载伊斯兰教的“回回遍天下”的分布格局和文化生活方式是不甚了解的，更谈不上对穆斯林的宗教有本质上的理解和沟通。尽管一些穆斯林出现了“华化”的情况，并且如元代定州清真寺碑文记载的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介绍及以儒家思想文化的术语阐述伊斯兰教点滴知识，但中国士大夫阶层和社会主体文化界对伊斯兰教是很陌生的，并对伊斯兰教有着一些误解和错误的认识。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恢复了汉文化为中心的封建道统和纲常礼制。他颁布的禁止色目人穿胡服、说胡语、用胡姓等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以及禁止色目人同类通婚的社会歧视政策加速了回回穆斯林的“华化”潮流，其结果是回回穆斯林被强制性地接受汉文化和部分的汉生活方式，被强制性地融入中国主体文化之中。明朝帝国的文化同化政策的直接结果是绝大多数色目人和回回穆斯林的“母语”几乎丧失殆尽、生活习惯的汉化以及身份认同感的逐渐淡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许多与伊斯兰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穆斯林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仍然被坚持下来了。这种伊斯兰教和华夏汉文化的双重影响和互动作用在明朝生成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群体——说中国话的、呈现较多汉文化印记但坚守伊斯兰生活方式的中原回回穆斯林，或今天称之为回族穆斯林。接受汉文化和积极地参与中国主体文化的活动和发展使回回穆斯林宗教学者及知识分子们能够普遍地以汉语的媒介形式来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和伊斯兰信仰，这为中国汉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伊斯兰教的正确了解和认识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国伊斯兰教在理论和思想观念上系统地吸纳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观铺平了道路。回回穆斯林群体或回族穆斯林的形成为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工作。这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创始者陕西学派的先师胡登洲将部分汉文化吸收进以清真寺为基地的中国式伊斯兰教育制度，即传统中国经堂教育，开创了与中国旧式私塾教育制度相平行的中国伊斯兰教教育新模式。胡登洲兴办的经堂教育为此后的以儒诠经或以中国传统宗教的专门术语解释伊斯兰教教义提供了适宜和可行的良好条件。
自明末以后，回回穆斯林学者詹应鹏、张忻、张中、王岱舆和伍遵契等开始著书立说，撰写了一些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教义和礼仪制度的著作。这些回回穆斯林学者写作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首先是让外人、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和儒家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其次是让外教人像佛教徒和道士等明了伊斯兰教的教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让教内不懂阿拉伯文但掌握了较高的汉文知识的回回士绅和知识分子了解和掌握自己母教的教理，以便回归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张中和王岱舆在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著作的同时，大量地使用了中国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的哲学术语和思想观念阐述和诠释伊斯兰教的真主独一思想及一神论信仰，同时为伊斯兰教规定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礼仪规章制度等作了有力的辩解。后来的学者像马注、刘智、马德新和金天柱等更进一步地沿着“以儒诠经”或“以儒释经”的方向系统地介绍和阐述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礼仪规制等内容。清朝后期的回回穆斯林学者还以汉文部分地翻译了《古兰经》的有关章节及伊斯兰教的某些经典文献的基本内容。
不幸的是，清朝中期和末期期间，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加深及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中国西北和云南发生了一系列的教争和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及流血冲突。此时，清王朝政府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深化，加之统治阶级在处理回汉冲突的案例方面失衡和蓄意的歧视政策，致使个别地方性的回汉冲突发展为整个西北和西南地区性的大规模的回回民众与清政府的尖锐矛盾，于是爆发了激烈的武装流血冲突，并导致了清政府对中国穆斯林民族实施了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19世纪回民穆斯林大规模的反抗清政府的起义以及一些地区发生的回汉之间的相互仇杀也暴露了伊斯兰教与儒教等传统中国宗教之间缺乏互相对话和交流的机制和渠道，也暴露了回回穆斯林社团与汉族社团之间未建立起公平、公正地调解纠纷和化解矛盾的横向沟通机制和组织体制。中国封建社会的那种过分依赖大一.....。
我们在这里展现的就是近50种以清真寺为核心在民间社会刻印和传播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它们的存在和保存象征着清季至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曾经掀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复兴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回回民族经历了灭绝性的大屠杀之后为保教保民、重新振兴伊斯兰文化的坚强决心和坚忍的毅力。我们从对这些著作的学习和分析中可以了解中国回回穆斯林民族的特点、个性和思想，以及学会如何在中国社会中与他们和平相处的方法和道理。此外，这些来自穆斯林学者的著作还有助于我们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它与其他中国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互动关系。因此，出版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典籍的文化建设努力仿佛是向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提供了一部宗教文化选修课的基本教材。我们期望穆斯林群众与非穆斯林群众都能从对它们的阅读中获得教益和理智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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