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无不是从儒学营垒中脱颖而出，这一心理进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复制或再现。首先，上个世纪初流行的各种社会学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借阶；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无不是从进化论的世界观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的；再次，在建党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不完善的，经过20年代的“科玄论战”和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亲历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两个革命阶段，隐含着他们由旧跻新的心路转变；第五，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立场解读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的着力点，也是使中国社会心物两面都被彻底改造的切入点。但是，科学的有效性或功利性无法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悖论。

      ［关键词］ 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新民主主义  科学主义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enlighteners were all of them from the Confucian school, thi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ethos reappear extremely obvious in the cours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t the higher level. First, the various popular socialist theories in the beginning of last century were their ideological stairs to the scientific socialist. Secondly，the ear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evolutionism accepted Marxist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gradually. Thirdly, the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was not perfect before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as spread among the stratum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Fourthly, the early leaders of CPC experienced personally the process from t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the new one. Finally, understanding the Marxism by the standpoint of the scientism and instrumentalism just is the ke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owever, scientific effectiveness and utility can not resolve the paradox between the scientism and humanism, which demonstrates very profundity in the modern crisis of belief.

     Key words: Socialism,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ew democracy, scientism

 

      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精神硕果。它虽然产生在西方的土地上，却是属于全人类的，是吸收和改造了二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欧洲工业化之后的大地上经过交流、会通和创新而秉赋了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超越历史上任何观念形态的先进的思想体系和精神文化，当其传入中国之后，无疑也是超越中国历史上包括近代启蒙者在内的一切时代所创造的观念形态的思想体系和精神文化。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从新旧交织、纷乱无絮、杂芜衍生的意识形态丛林里走出来义无反顾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清理这一文化心路，对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转型具有重要价值。

一、从各种社会学说到科学社会主义

 

     上个世纪初流行的各种社会学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借阶。

     至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几百年。针对这一现象，恩格斯曾指出，18世纪法国大革命宣布了“理性王国”的降临，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强调对人的自然权利的规定，重自由而不重平等，重竞争而不重公正。因此，“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2］对现实的咒诅使产业革命中兴起和壮大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由经济斗争开始上升为政治斗争，作为这种斗争的精神折光，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欧洲大陆蓬勃兴起，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正是在这种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氛围中蕴发而生。

      众所周知，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一些划时代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直接理论来源（间接的还有希腊哲学、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英国经验主义，东方的哲学）。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形成之初，主要基于社会实践的层面，目的在于动员群众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它还来不及上升到学理层面加以总结。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这部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所揭示的真理正是社会主义的理念。一时，科学社会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替代词，它一经问世，很快就风靡全球，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上公认的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国际工人运动遂也成为19至20世纪最有势力的社会运动。

      相较之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哲学——儒学，自晚明时期就已捉襟见肘，它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转型呼唤新哲学和新思想的指导，中国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转型由此进入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求索历程。清代以降自乾嘉年间，中国知识界被满清统治者有意提倡和复兴的“汉学”所禁锢，至道咸年间整个思想界已呈一片“万马齐瘖”的局面，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大大滞阻了。然而，文化转型期的精神探险仍在顽强潜行，随之进入了鸦片战争之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苦旅。这个旅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要求学习西方的科技，所谓“师夷之长技而制夷”——此为近代“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后期则要求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从而掀起维新改良运动——此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滥觞。“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等人着手于革命活动，然而革命党所渴望的西式共和国和民主制度仅是一种存在于情感世界中的“理性王国”，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保守复古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袁世凯篡夺之后，“理性王国”的泡影破碎了。革命党人再一次流亡欧美和日本，他们反省国内的现实，亲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不公正和种种弊端，亲身考察了西方工人运动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反省到资本主义不再是中国社会所理想的出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批革命党人开始转向了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于是，风靡全球的世界性思潮——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圣西门主义、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洪流般地涌入中国，它汇合了绵延不绝的儒家的“大同主义”，一时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家皆言“大同”，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知识、思想界的共识，孙中山甚至急切地提出应该“毕一功于一役”，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提升为社会主义革命。

      在当时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对一批激进的知识青年影响最大的是无政府的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在冲击封建专制政体中发挥过一定作用，但是，无政府主义打着“新思潮”和“社会主义”的幌子，反对一切强权和政府，主张绝对自由和个人至上，攻击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权，最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消极作用，“五四”以后，无政府主义便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危险的敌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创始人并非一开始就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相当一批人分不清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他们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把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当成自己的理想或信仰。但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他们相继毅然决然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决裂。如在1921年，周恩来和赵世炎在法国率先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实行了坚决的决裂，他们批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只会高谈那些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一遇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就会手忙脚乱。”［3］毛泽东在告别无政府主义时指出：“（无政府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无政府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施洋也批评无政府主义“在理想上是很高明的，然而在事实上没有着手的办法，若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办法，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苏俄的成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5］对于这种由无政府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的心理进路，刘少奇回顾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者争论着，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雄伟力量。”［6］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分歧在于它反对通过任何暴力形式、权威形式和国家形式过渡到共产主义，因而，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带有强烈的空想性质。“五四”前后，儒学的“大同主义”融欧洲的空想学说为一体，空想社会主义继世纪之交的余绪方兴未艾，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村运动之中，试图以和平改造的方法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如毛泽东、恽代英、林育南等人都醉心于“新村”运动，然而，这些空想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这既是一种精神探险进程中的自由选择，也是一种现实理性促使下的必然转向。

 

二、从进化论到历史唯物主义

 

      进化的观念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渊源，它散见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论著中。近代以来，自从严复在中国大力传播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把中国传统进化观与进化论加以会通，到了革命派思想家章太炎、孙中山那里，终于形成了适合中国独特社会和文化境遇的进化论思想。进化论体现了中国近代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它影响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旧意识形态（儒学）向新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接受了进化论的世界观，并成为他们此后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前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一位进化论的虔诚信徒。他说：“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7］直至五四时期，陈独秀仍大力鼓吹进化论，他说：“优胜劣汰，理无可逃。”［8］“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9］陈独秀用进化论解释历史，鼓吹社会革命，如说：“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艾。”“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10］他还用进化论作为反孔非儒的武器，鼓吹思想解放，认为“孔子生长在封建社会，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这种道德现已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11］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倡导者李大钊同样也曾经是一位进化论者，他认为“宇宙乃无始无终的自然的存在”，由此产生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现象，都是发展进化的，道德这一精神现象同样如此，“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而道德之进化发展，亦泰半由于自然淘汰，几分由于人为淘汰。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对于那些不适应现代生活且又不甘被自然淘汰的旧意识形态，必须加以“人为之力”给以淘汰，“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12］可见，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甚至包括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皆以进化论作为批判旧道德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这显然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做了思想上的铺垫。

     事情常常十分奇妙：从进化论过渡到唯物史观似乎一蹴而就。李大钊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代表着“五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真正系统传播的开始。就在这篇振聋发聩、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中，我们仍可发现进化论的蛛丝马迹，如他说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它是社会学上的理想运动，与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所揭示的生物学的运动相类似。李大钊还以“阶级竞争”一词翻译“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使人们自然联想到进化论的“生物竞争”、“生存竞争”、“生殖竞争”等。这种翻译上人为的“不准确”反映了两个问题：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近代进化论的历史观去亲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在他们看来，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只有层次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异。

      但是，本来作为生物科学成果的进化论，一旦运用到社会和历史领域，它就是不科学的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评那样：当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脱离的。［13］当人们用进化论观察生物界时，既是科学的又是唯物的，但当人们用进化论观察人类社会时，就难免陷入到唯心主义的泥淖。因此，跟唯物史观相比，进化论不仅是一种低势位、低层次的发展观，而且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它只能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挥短暂的过渡作用。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广泛的传播，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和深刻了。1920年，李大钊接连发表了论述唯物史观的文章，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他对包括进化论历史观在内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清算。李大钊说：“康德在他的《通史概论》里，早已窥见关于社会进化的近代学说，是Hmxley（赫胥黎）与许多德国学者所公认的，然亦不能由当时的神学思想完全解放出来，而直为严正的科学的批评。到了Hegel（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极点，但是Hegel限于‘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14］这种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和清算，表明了中国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进化论等唯心史观的彻底决裂，也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日臻成熟。

 

三、从旧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的严整思想体系，但在建党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不完善的，即只提历史唯物主义，绝少提到辩证唯物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环现象，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具体条件和特殊需求所致，当时通过留日学生转道从日本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学说和唯物史观，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观》就是根据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书编译改写的。

      当马克思主义在其传播过程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遇到了形形色色的论敌。五四时期曾爆发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较大的论战，第一次是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次论战的中心关系到中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紧接着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坚决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中国是否需要实行无产阶级执政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经过这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发挥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武器”的功能，初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威力，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训练了干部队伍。

      建党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又参与了“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在这场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理论纷争中，马克思主义再显锋芒。不过，论战中也暴露了中国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幼稚和不足。例如，当陈独秀以唯物史观解释人生观时，他把唯物史观与实用主义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科学的，说孔德的实证主义关于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时代”即神学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是“社会科学上的一种定律”，由“玄学时代”（哲学时代）进入科学时代之际，少不了玄学家们的“狂吠”。［15］陈独秀的论点表现出在用科学主义批判文化保守主义的论战中，他与胡适等西化自由派人士站在同一战壕里。

      理论、政治思想斗争的实践需求激发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渴望。1923年，从苏联归国的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讲授《现代社会学》，旋即也对科玄论战发表看法。瞿秋白认为，这场论战的实质“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16］瞿秋白接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这一实质问题，指出文化保守主义者认识不到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瞿秋白认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受共同的因果律的支配。社会和人类精神现象表面上偶然性的事件居多，但众多的“偶然”乃受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的支配，所谓自由，即是对必然的认识。瞿秋白指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有原因的，以往的各种无因论和所谓情感超越科学说，不能正确说明因果律支配下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责任。他说：“人的意志愈根据于事实，则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于客观事实，则愈不自由。”［17］他进而认为，只有坚持因果决定论，正确处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才能合理地解决人生观问题。瞿秋白还批驳了胡适实用主义的人生观，指出旧唯物主义从科学主义（实验主义）立场出发探讨人类思想动机的做法否认了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规律，看不到社会因素和经济发展程度对思想和人生观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历史观恰恰与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瞿秋白以这种精致的理论表述了正确的观点，击中了论敌的要害，故对“科玄之争”的评论显然比陈独秀准确地多、深刻地多。在瞿秋白那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表明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开始进入中国的思想界和中共的理论库，并以此为方法阐述和分析中国革命实践和思想实际。

      从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始到“科玄论战”为止，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出于对新型世界观的迫切需求，大力介绍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没有超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在对辩证唯物主义探讨上，瞿秋白功盖群伦。他于1924年前后相继编写和出版了《现代社会学》讲义和《社会科学概论》一书，1927年又翻译出版《无产阶级哲学——唯物论》，正是瞿秋白的一系列著述和译介，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补上了辩证唯物主义一课，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才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至30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爆发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这场论战使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普及并日益深入人心，直至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出版，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终于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本来就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传统，也有唯物论跟辩证法结合得很好的思想体系，致使辩证唯物主义一经传播开来，很快就被中国的知识阶层毫无心理障碍地所接受。另外，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使中国现代哲学和思想史上的三大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同时披挂上阵，各自表述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和哲学世界观，从此拉开了中国自由主义派、文化保守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派三派互动的序幕。尽管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演进中，三派的话语主题随着时代主轴而屡有转换，但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的基本大势至今未改。

 

四、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库中有着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民主主义。如，五四时期就有人宣称：“欧洲在近两百年才发明的民主，我们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的。”［18］这当然是一种误解。然而，从民本主义通向民主主义确是一条自然而必然的文化心理进路。事实上，中国人后来所接受和理解的西方民主（democracy）概念，已经赋注了民本主义的含义，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二千多年来，中国儒学内部就有“民贵”与“君贵”之争、“民本”与“君本”之争，其中虽然包含着某些民主主义的基本要素，但还远没有达到、更不可能超越旧民主主义的范畴。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简言之，就是要推翻君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归政于民。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五四”以前的中国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以后则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这时革命的目标主要是反封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这时，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9］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至1940年毛泽东撰写《新民主主义论》的一百年间，以“五四”划界，可以分成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20］所谓中国近代的“新”、“旧”民主革命，源出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

五四时期中国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营垒中走出来的，无论陈独秀还是毛泽东，无不如此。他们早年推崇过洪秀全，崇拜过康、梁，追随过孙中山，其精神动力就是为“中国向何处去”寻找一条光明大道和普世真理。这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前期所宣传的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陈独秀从1915年从事思想启蒙运动，其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法兰西式”的民主共和国。1918年，陈独秀在他与李大钊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国内政见的文章，充满着改良主义气息，表现了陈独秀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对“中国向处去”的政治见解。但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即自1919年以后，首先在李大针那里，继而在陈独秀那里，出现了话语转换：他们先后抛弃了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转向中，宣传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路，主张组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大众首先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通过无产阶级执政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这种革命的性质，“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1］尽管陈独秀在大革命高潮中并没有坚持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是拱手送给了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的行为并不真正代表他个人的意志，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并为此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清算，付出了代价。正是通过对陈独秀路线的清算，中国革命又重新回到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几经周折和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有人把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转轨说成为“救亡压倒了启蒙”，认为五四运动由启蒙到救亡即由反封建到反对帝国主义完全是偶然性的作用，从而否定了五四运动既是反帝的又是反封建的双重革命意义。其实，无论从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来看，五四运动中先进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和救亡这个“双重变奏”最合理的解决。当陈独秀以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揭橥“科学”和“民主”、倾力从事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之时，他热情地讴歌“公理战胜强权”，寄希望于西方资本主义能依“公理”帮助、拯救瘿弱的中国。但巴黎和会以后，西方列强的真实面目暴露无余，那些使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引以为师的、以“自由、平等、博爱”标榜的西方老牌的民主国家竟置起码的国际公理于不顾，把中国当作任意宰割的肥肉。面对现实，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猛然清醒：不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就没有独立可言，不打倒封建主义，中国就没有民主可言。“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这种群体心理的大振奋中爆发，加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适时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启蒙和救亡合为一体。改良主义——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代表着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三个里程碑，也代表着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思想上的三次飞跃。

      当然，从激进的旧民主主义者向新民主主义者的转换既有一个精神上的飞跃过程，也有一个飞跃之后的渐变阶段或反思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这两个过程的亲历者，隐含着他们由旧跻新的心路转变。其间，多数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都在理论和思想上得到了升华，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人出现了信念和心理上的动摇，重新返回了当初旧民主主义者的立埸上去了。陈独秀终其一生没有摆脱激进民主主义观点的束缚，致使其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埸一直没有坚定起来。

 

五、从科学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被作为科学来解读的。

      17世纪在西方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有两个理论先导，一是以笛卡尔学派为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一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二者的合流便是推理的理论形式和实证的经验方法。这就注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其可实证性——要么被证实，要么被证伪。科学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它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即科学成果价值的实效性。据此，自19世纪以来，各种实证主义学派力图把自然科学方法引进社会科学，从而拒斥一切形而上学，致使整个19和20世纪就是一个科学主义兴泛、形而上学（哲学）终结的时代，结果造成了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的颠覆性冲击。所谓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它把科学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是一种把科学作为信仰对象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科学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科学是科学，科学主义是信仰。

      有趣的是，科学主义很容易在中国文化中找到它扎根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推崇一种非宗教、重人生、尚功利的实用理性精神，当然，这里无疑包含着科学精神。然而，中国人真正接触到欧洲的数学和科技知识却源于明代末年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是传教士带来了“西学”（那时的“西学”不包括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科学）即“质测之学”，它比儒家的“义理之学”更具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又称为“实验科学”，而中国恰有一种重实际、实用、实行、实践、实效，主张“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实学”，虽然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这种“实学”没有发展为近代科学，但却与近代科学一见如故。从明末清初始，要求“会通中西”与“实学救世”的呼声平地而起，这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软弱而沉默的呼喊。马克思主义指出，思想文化的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前导，而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将也会推进思想文化的变革和转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变革加剧，借助“西学”这个外力，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空前活跃起来，西方的各种思潮洪水般地涌入中国，但中国人并非来者不拒，而是从中有选择的接受了两个东西，这就是“科学”和“民主”。“民主”是对西方社会体制的现实归纳和提纯，“科学”的涵盖面则要广泛得多，它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工业理性和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 “民主”内在地要求进行西方17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此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旧制度；“科学”旨在追求西方18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革命，以此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意识、旧伦理、旧道德，同时包含着“科学救国”的内在要求。

      事实证明，中国人对待“民主”的看法不同，理解各异，但对待科学却具有一种先天俱在的亲和力，只要是属于“赛先生”的，几似敬若神明。正如胡适于“科玄论战”时所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这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22］科学的权威性可以取代皇天上帝，“科学救国”、“科学万能”的声音震天撼地，“科学”的内涵被无限地延伸，“‘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科学与教育’、‘科学与道德’、‘科学的人生观’等等，把科学引入生活的各个领域。”［23］。从此，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学”时便有了一个剪裁的标准，即：凡学皆用“科学”考评，凡事皆用“科学”取舍。像进化论、实用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等，都是在科学学说的名义下登堂入室的。

      于是，在汉语中，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这一词汇。

      的确，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的工业化和“科学时代”，并深受当时欧洲实证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关注他们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进展状况，并将其自然观建构在19世纪最新的自然科学成就之上。同时，马、恩从来就不以“哲学家”自许。例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词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是找不到任何踪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别人和后人命名的术语，在他们那里，仅仅提到过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两个概念。显然，他们是刻意规避用“哲学”、“形而上学”或“意识形态”来指称自己的思想体系。路易·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应以1845年划界，在此之前属于意识形态，在此之后告别了意识形态而转归科学。的确，恩格斯曾公开宣布，随着各种实证的自然科学分门别类的独立出来，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已经终结；那种既不能被证实又不能被证伪的形而上学正是19世纪实证主义所拒斥的对象。至于“意识形态”一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仅仅指的是统治型的“虚假意识”，终其一生都是在贬义上使用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显然，他视马克思主义为科学。

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对待的，如当初瞿秋白和李达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都是用“社会学”命名的。毛泽东也指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24］“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25］毛泽东甚至认为，“作为观念形态（意识形态）的文化”也可以划归于科学的范畴。如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在这一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26］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等词句充满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献、文件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科学加以传播、学习和发展，更作为一种实效的应用科学加以运用。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立场解读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的着力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所向披靡、使中国社会心物两面都被彻底改造的切入点。

      勿容置疑，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其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其唯物史观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其科学社会主义也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然而，当从科学主义立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现了：那种被推理出的未来社会的不可验证性或乌托邦性如何跟科学的可实证性相兼容呢？这是一个现实中难解的悖论。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实用和功利的层面上是根本对立的，科学本身的实效性或功利性也无法解决其与信仰、理念之间的悖论。这个悖论在当代的信仰危机中表现得十分深刻：一方面高谈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另一方面被眼前的物质利益所吸引；一方面坚信科学的至上性，另一方面又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一旦遥远的理性王国没有变成现实，甚至现实世界与理性王国之间的反差太大，有人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其信念。诚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本人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这跟他们的无神论、唯物论和反宗教的世界观若合符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儒生出身，儒学的无神论、唯物论、实用理性精神和非宗教的传统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接引西方科学、进而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动力。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至圣、化为思想上的武器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其经验与教训是同等重要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