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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 简介 |
添加时间:2007/11/2 20:48:08 所在栏目：『知识科学研究室』 阅读：3587 作者：光明日报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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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联系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又称思想社会学。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m.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首先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这里的“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伦理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知识社会学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研究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学转向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系的结果。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出现了社会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危机，一些社会学家转而研究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种族和民族的思想、意识、精神的发展，研究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系。这种研究最初可见于社会学家m.韦伯论宗教与社会现象的关系、w.桑巴特论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现象的联系。舍勒在《社会学与世界观》（1923～1924）、《知识社会学的尝试》、《知识方式与社会》(1926)等著作中，论述了知识或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把知识划分为解脱的、教养的、事业的 3种类型，认为知识或思想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要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就应分析它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说明何种社会群体产生何种思想、某种思想为什么得以发展。社会学家k.曼海姆是继舍勒之后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1929）、《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1940)、《知识社会学论文集》(1952)等。他强调要研究思想史上各种变动着的观念、知识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他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官僚保守主义、历史保守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五种政治思潮，认为这些都是在不同社会群体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或知识，是社会群体历史经验的集合。社会群体的生活形式不同，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也不同，但作为知识或思想都有共同的假定。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各种观念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有控制的经验研究，找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联系，然后由经验研究上升到认识论高度，探讨思想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真实程度，确定思想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其结构，建立起检验知识或思想的正确标准。他所说的社会存在，主要指知识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阶级、社会地位、职业群体、代际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情境、竞争、冲突、流动，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社会思潮、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
知识社会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愈来愈走向经验研究，主要是研究知识的生产、储存、传播和应用。当代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造成一种知识密集的社会。社会学愈来愈重视知识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涉及知识或思想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一系列问题。
“知识社会学”在中国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知识与社会之关系的科学。它既是社会学中的一支，又是认识论的一部分。作为认识论的一部分，它专门研究知识或思想所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说，知识社会学主要是德国思想家的贡献。如果将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舍勒1924年出版的《知识社会学问题》、1926年出版的《知识形式与社会》视为该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则知识社会学在西方至少已有近80年的历史。
最早把西方的知识社会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是当时燕京大学教授李安宅（1900—1985）及其老师张东荪（1886—1973）。李安宅以《孟汉论知识社会学》为题，把德国学者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一书的第五编，从英文本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938年6月燕京大学出版的《社会学界》第十卷上。这篇译文后来又出了单行本，书名叫《知识社会学》（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同时“附录”张东荪的《思想言语与文化》。该书不仅认为知识社会学是“包括一种体大思精的系统，代表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且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也许可以作为中国努力建设社会史、社会思想史的“指南针”（《知识社会学》，“译者弁言”2—3页）。
张东荪的文章对知识社会学有介绍，但主要的目标是通过批评“孟汉底体系”而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第一种“知识社会学”。所以，张东荪既是知识社会学的引进者，又是中国“知识社会学”的创建者。他的《思想言语与文化》一文，表达的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社会学”。其中心是证明“概念的知识”亦即“解释的知识”（包括政治思想、社会思想、道德见解、哲学思想、宗教理论、物理学等）是受到文化的左右，跟着文化走的。换言之，思想是受“社会情况”左右的，此“社会情况”既包括社会上无形或有形的势力，亦包括“很辽远的社会影响”之“暗中支配”。此种“辽远的影响”即是所谓“文化”。他以为西方人把自己的知识视为人类普遍的知识加以论究是不对的，因为西方人的知识仅是人类知识之一种。西方人的知识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知识存在。这就是“从社会学的研究知识”所得到的结果。
从介绍到自创，这是知识社会学在中国的一步重要进展。第二步进展也是张东荪完成的，就是从知识社会学过渡到独立知识论，同时承认人类知识所受的三种限制：知识社会学所发现的“社会学的限制”；康德所发现的“生物学的限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心理学的限制”。承认三种限制而非一种限制，表明张东荪已经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中走出来，踏上了独立知识论的道路。随着《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三书的出版，张东荪以建立“独立知识论”为主要目标的哲学体系最后完成，至此“知识社会学”被融入到“独立知识论”中。第三步进展表现在应用方面，就是以“知识社会学”为立足点解释哲学以及哲学家的使命。这一步也是张东荪完成的。他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有了文化的需要，就会有理论、哲学；理论的产生是基于文化、社会的要求，时代、要求一变，真理也就跟着变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现在的真理；哲学既是文化的产物，则文化到了不能不变的时候，哲学家就应该站出来做思想领导，“产生新的哲学家”（张东荪《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什么？》，《时与文》（周刊）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1949年以后，知识社会学在中国，在介绍方面有一些进展，但在自创方面进展缓慢。
通过考察知识社会学在中国进展的过程，可以得到三点教训：第一，就西方哲学史的角度说，知识社会学的产生与兴盛是以知识之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为背景的，所以必须加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与自创；第二，就中国哲学史的角度说，知识社会学的介绍与自创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认真研究与总结，这也许会成为打开中国现代哲学之宝库的一把钥匙；第三，就现实角度说，中国正逐渐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中心地位，研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正成为中国学者的义务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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