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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学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著述简介 |
添加时间:2007/11/1 22:28:12 所在栏目：『伊斯兰教』 阅读：4193 作者：王建平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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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学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有不少著述和成果。笔者根据在西方留学生活时零星积累的资料也拜读了一些。回国后，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国外学者和同行们在这个领域的新进展。现在将过去接触到的国外学者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著述作一个整体的概况介绍，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误，敬请读者谅解。下面将国外学界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分为两大类即西方和日本分别进行介绍。
一、 西方学界
西方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的门户被打开后，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探险家进入中国内地，并与中国的穆斯林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接触。他们的早期著作有俄国东正教主教华西里夫（Vasili P. Vasilev）、帕拉迪（Palladii），法国东方学家维希尔（Vissieres）、奥龙（d’Ollone）、梯尔桑（Dabry de Thiersant）和考迪尔（G. Cordier），德国学者哈特曼（Hartmann）等。
华西里夫的书由罗森塔尔（Loewnthal）从俄文翻译成英文以《中国伊斯兰教》（Islam in China）为标题发表。帕拉迪曾在北京传教时收集了一些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这些材料于1977年在澳大利亚翻译出版。维希尔主要著作是其两卷本的《中国穆罕默德教研究》（Etudes sino-mahometanes）。这其中包括他收集的伊斯兰教碑文资料，介绍中国伊斯兰教文献以及他写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文明的笔记。奥龙的代表作有《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该书有其在本世纪初的考察使命中路径云南、四川、甘肃、新疆、北京和广东等地的穆斯林聚集地时对它们的历史、人口以及社团生活的报道；对所收集到的伊斯兰教著述作了部分翻译并对穆斯林文献作了分析等。梯尔桑的代表作有两卷本的《中国伊斯兰教》（Le Mahometisme en Chine）。该书上卷探讨了中国穆斯林的来源，描述了各地区如甘肃、云南、广东、陕西和中原地区的不同伊斯兰教特色；下卷则详细地叙述了教义、信仰和宇宙观等。考迪尔的主要著作有《云南穆斯林》（Les Musulmans du Yunnan）出版于1927年的河内，其中他写了云南伊斯兰教的传入、清真寺、信仰和生活习俗、中国穆斯林和泛伊斯兰运动的关系、云南回民起义等。哈特曼为《宗教和论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slam 1）第1版撰写了《中国的伊斯兰教》大型词条。法文资料的宝贵价值在于它收集了一些中国清真寺碑文资料包括阿文拓片、照片和对当时中国穆斯林生活的直观描写。
本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等传教士开始插足此领域。其中最著名的代表首推英国传教士布鲁姆豪尔（Marshall Broomhall，中文名字为海思波）以及后来的美国传教士安德鲁（F. G. Andrew）、梅益盛（Isaac Mason）、匹肯斯（Claude Pickens）。他们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书和文章。此外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勃雷彻尼德（Bretschneider E.）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也涉及到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
布鲁姆豪尔的《中国伊斯兰教：一个忽视的问题》（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虽然出版于1910年，即使到了今天仍在西方被视作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必读书。尽管在资料上有些陈旧，但通过作者与中国各地的基督教教会的数百封通信而收集的中国伊斯兰教资料仍然具有宝贵的价值。本书覆盖了广泛的领域，从中国与阿拉伯的历史联系到穆斯林的生活习惯、清真寺碑文、19世纪的穆斯林起义、20世纪初的现状、人口统计等。安德鲁于1921年发表了《中国西北的新月形地带》（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介绍了西北门宦和回民起义的问题。梅益盛在中国穆斯林地区传教时间很长，著述颇丰。他发表在《穆斯林世界》（The Moslem World）杂志上的文章包括对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和中国伊斯兰教刊物的介绍。他还出版了《中国穆斯林词汇表》（List of Chinese-Muslim Terms），并将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翻译成英文出版。匹肯斯在40年代曾在汉口创办了《穆斯林之友》（Friend of Moslems）杂志，里面有不少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具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全球进入冷战格局的状态，西方学界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基本割断因而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陷于低潮。尽管如此，美国学者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英国学者约瑟夫•福特（Joseph Ford）对中国的伊斯兰教进行了研究。前者尤以丰富的语言知识和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对中国的纳格昔班底教团的新疆和卓派以及西北回民等族的虎非耶派与哲赫林耶派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其部分成果由后人整理于1995年发表于《中国和伊斯兰教的亚洲腹地研究》（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不幸的是，弗莱彻英年早逝。他还没来得及将他收集的大量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不啻是一大损失。后者将王岱舆和刘智的一些汉译伊斯兰教著述翻译成英文，并对他们两人以及马注和马德新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作了简略的介绍。可惜，福特的英文翻译稿从未正式出版发表过，尽管后来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使用了他的翻译稿。
1980年以色列学者拉斐尔•以斯拉列（Raphael Israeli）根据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穆斯林：文化冲突的研究》（Muslims in China,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rontation）。该书以社会学理论分析了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与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关系。在论述这种关系时，作者使用了“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的概念来揭示这一矛盾运动。在描述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时，作者将它置于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中讨论，特别是将其与南亚次大陆的伊斯兰教作比较分析，以及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封建政权和中国其它宗教，尤其是白莲教与清朝政府的关系作比较分析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学界与中国学术界重新建立了联系。一些西方学者纷纷到中国的穆斯林社会进行实地和田野考察工作。这其中有法国学者弗朗西斯•奥本（Francoise Aubin），英国学者安德鲁•福尔拜斯（Andrew Forbes）、狄龙（Michael Dillon），澳大利亚学者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D. Leslie），美国学者李普曼（Jonathan Lipman）、罗萨比（Morris Rossabi）和白蓓莉（Barbara Pillsbury）等。奥本原是研究蒙古史的专家，近十多年来，她转向中国苏非派历史的研究，并在巴黎和伊斯坦布尔出版的《纳格昔班底教团》（The Naqshbandiyya）中撰写了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福尔拜斯出版了《中国中亚的军阀和穆斯林》（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探讨了新疆近代历史上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等历史人物。他还有几篇有关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的文章。狄龙是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上的新秀，于1996年出版了《中国穆斯林》（Muslims in China）一书。此外，他写有介绍中国穆斯林社团的文章。1999年，狄龙又出版了其新作：《中国的穆斯林回族社团：迁徙、定居和派别》（China’s Muslim Hui Community,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Sects，伦敦寇尔松出版社）一书。全书内容分为11章，还有附录：《犹太人和蓝帽回回》。莱斯利是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著名专家之一。他著有《汉译伊斯兰教典籍》（Islamic Literature in Chinese），提要性地介绍了60余部中国伊斯兰教著作和200余种穆斯林期刊。1986年他出版了《传统中国中的伊斯兰教：1800年前的简史》（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 A Short History to 1800）。该书涵盖了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和伊斯兰教世界的历史联系以及中国穆斯林的生活。李普曼的博士论文《甘肃边境世界，1895-1935》（The Border World of Gansu）是研究近代甘肃史上的回-汉关系。其中用了大量的原始汉文资料，对地方和中央政府与回族的关系以及封建王朝对回族的法律应用有独到的研究。他还撰有甘肃回族军阀以及回族社会“大分散和小集中”这一矛盾的精湛文章。罗萨比是明史和忽必烈研究专家。其中涉及元明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历史。他还为《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写了《中国伊斯兰教》（Islam in China）大型词条。白蓓莉的博士论文《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中的凝聚和分裂》（Cohesion and Cleavage in a Chinese Muslim Minority）专注于1949年以后台湾的穆斯林社团研究。另外，她写了有关中国穆斯林妇女的文章以及中国伊斯兰教重大事件年表。
1991年，美国学者杜磊（Dru Gladney）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穆斯林中国人：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该书以民族人类学理论对中国大陆回族社会作了四个个案分析：宁夏纳家户的虎非耶派，北京牛街回民区、北京常营回民村和泉州回族。在田野工作中，作者以亲身经历和观察指出了纳家户的回民以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来维护和保持伊斯兰教的特性；牛街回民以清真饮食习惯来坚持和发扬伊斯兰教传统；常营的回民以村内的回族内部通婚关系来固守伊斯兰教特征；泉州的回民以保存追溯自己祖先是阿拉伯人的家谱来防止周围汉民族文化的侵袭以维护回民的认同感。作者认为，国家的民族政策在确定和重新确定回族的特性对伊斯兰教特性的强化和民族感的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96年笔者在瑞典隆德大学出版了博士论文《和谐与冲突：对云南回回社团的历史透视》（Concord and Conflict: the Hui Communities of Yunnan Societ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斯德哥尔摩国际书社）。该书在大量历史资料和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对元朝至清朝中期的近六个世纪时期的云南回回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伊斯兰教作一个综合阐述和研究。1997年，李普曼教授出版了《熟识的陌生人：中国穆斯林历史》（Familiar Strangers: a Muslim History in China）。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作了扩充和修改后发表的。近来，西方的一些青年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最近在美国定居和教书的美籍日本学者村田幸子（Sachiko Murata）教授出版了其新著：《苏非光芒的汉文反射》（Chinese Gleams of Sufi Light）。它是介绍王岱舆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译著《清真大学》刘智的译著《真经昭微》翻译成英语并与波斯苏非神秘主义诗人加米的原作相对照。目前，西方学者正转入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地方化特点进行专题研究。他们的成果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谱写出新的篇章。
二、日本学界
日本由于与中国近邻，且与中国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对中国的研究自近代社会以来出于战略目标的需要而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的研究溯源于20世纪初。最早的文章当推户水觉人的《北京张家口间的回回教徒》（1906年）。此后，伊东忠太发表了《清真寺：中国的回教寺院》。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真正研究起自于汉学家远藤佐佐喜的《中国的回回教》（1911年）和桑原骘藏《创建清真寺碑》（1912年）的文章。后者还于1915-1918年间在《史学杂志》上连载了《宋末提举市舶使西域人蒲寿庚考》。1924年，太宰松三郎写了《支那回教徒的研究》。桑原还著有《隋唐时代的西域人》一文（1926年）。四年后，桑原又发表了《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1930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研究基本上屈从于它的侵华政策和扩张政策。在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成立了研究伊斯兰教的专门机构，并创办了研究伊斯兰教的刊物。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著述有：若林半的《回教世界与日本》（1937年），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出版的《关于北京回教徒的调查报告》（1939年），回教圈研究所出版的《回教圈史要》（1940年），小林元的《回回》（1940）、加藤久的《回教的历史与现状》（1943年）等。若林半和加藤久以及回教圈研究所的书中，都有专章介绍中国伊斯兰教。这期间日本外务省翻译了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支那回教史》，东京：生活社，1942年）。
这时期的研究，要数田坂兴道的成果为最佳。田坂193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其学位论文是《回鹘的对外关系及其社会影响》。1941年，他来华考察中国伊斯兰教问题，在一年的社会历史调查中，其足迹遍布北京、大连、张家口、大同、包头、开封、徐州、济南、青岛、天津、沈阳等地。后人在他逝世（1957年）后，基于他所收集的资料、调查资料和写作初稿于1964年出版了他的举世之作《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上、下两卷）。该书介绍了从唐代至明末的中国回教史，在学界中有最具分量、材料搜集最全的中国回族史之美称。此外，田坂还陆续发表了二十余篇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论文，其中有《阿拉伯文献中所见中国物产二、三例》、《一件大食与唐朝交往的史料》（1941年）；《大同清真寺的“敕建清真寺碑记”》、《伊斯兰文化东渐的一个方面》、《波斯对中国回教徒的影响》、《中国回教问题的历史研究》（1942年）；《<回回馆译语>考释》（1943年）；《回教和中国思想》（1944年）；《常德西使记和瀛涯胜览中的所见麦加的一种习俗》（1949年）；《<回回馆译语考释>补正》（1951年）；《中国伊斯兰教的波斯成分》（1955、1956年）；《明代伊斯兰教徒的改姓》、《中国的伊斯兰教》（1956年）等。从田坂的学术成果来看，他的影响不但在日本，而且在西方和中国都是深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田坂以外，岩村忍发表了《中国回教的社会构造》（1945-1950年）。他还有《甘肃省的回民》、《甘肃回民的两种类型》等文章。佐口透于1963年出版了《十八-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今永清二是战后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著名专家之一。他的《中国回教史序说》（1966年）是继《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的又一大作。此外，他还有《北京回教社会史研究序说》（1967年）、《论中国伊斯兰的苏非派》（1973年）、《北京回民同业的概况》（1974年）、《清末云南回民运动的起因》（1975）、《清末中国民众运动的一个形态：所谓云南的回民反乱》（1976年）、《马如龙研究序说》（1978年）。另一位学者中田吉信在这个领域上的研究也颇有建树。1970年他发表了《关于回族的文献》。次年他又发表了专著《回回民族诸问题》（1971年）。另外，他还写了一些文章，如《从族谱看中国伊斯兰的家族制度》（1955年）、《同治年间陕甘的回族起义》（1959年）、《乾隆皇帝对回教新派的镇压》（1961年）、《四川回民杂考》、《中国回民社会的扩展》（1975年）、《清代回教徒一瞥》。中田的学术著作在日本很有影响。
进入70年代，片冈一忠是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新秀。他的代表作是《从<清实录>再论清代的回民政策》（1976年）、《从刑案资料看清代的回民政策》（1977年）、《光绪二十～二十二年甘肃回民起义》（1978-1979年）、《撒拉族研究序说》、《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小史》（1980年）等。
八十年代后，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一批青年学者开始脱颖而出。他们更注重在中国穆斯林社团中进行社会调查和田野作业。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肯定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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