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这里提出使用文化学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笔者界定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本节先讨论狭义的文化学马克思主义。

　　狭义上的文化学马克思主义是跟马克思主义实践相对应的应用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前面讨论的第二种文本）。这个意义上的界定，一方面是为了把实践形态的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跟理论形态的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笔者也试图将文化学马克思主义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诠释。在后一个表达意蕴上，它的核心主张有三个：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下，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全人类最终奋斗目标的问题上应该根据自己的文化特征来做出特殊的选择，没有也不应当有统一的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模式。因此，文化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除了共产主义作为相同的信念之外，其他所有的都需要按照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因此，在实践层面上，全世界不应该有一个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学说来具体地指导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和建设。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对任何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先进成果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吸收能力。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文化吸收功能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和无可超越性。最后，马克思主义在现实过程中是一种文化性存在，或者说是客观的文化现象。

　　狭义上的文化学马克思主义概念涉及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基础性理解：

　　第一，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功能在于它规定了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总体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指明的唯一方向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全人类最终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从人的角度来说，人类发展的目标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一种方向性的指示。它预示的是人类文化文明整体演进的总目标。当然，在这个总方向指导下，具体的道路如何走，步子如何跨，这些都是需要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去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毛泽东文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如何跟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探索过程；《邓小平文选》和《江泽民文选》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世纪交替的关键时期如何做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这些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在新时代如何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记载，恰恰也是不同文化的多样性的反映。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单单是意识形态，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信仰马克思主义，践行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的耕植过程，而是一个文化耕植过程，是一种新的文化生长和培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仅就中国来说，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历史。而这个历史其实就是中国新时代的文化发展史。当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元素的时候，有关各个阶段的重要文本，无疑都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成员之一。文化是存在于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之中的。这些文本也是现实过程的真实写照。

　　第三，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文化高度有机融合的产物。事实上，只要一个国家和民族接纳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会呈现新的文化形态。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演变成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现象。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结合自己的实际创造性地形成的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具体形式，实际上也是该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产物，也是该国家和民族吸收当时的世界文化的产物，同时还在本国和本民族创造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容纳进来的民族文化新阶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旦被纳入实践就会带来十分明显的文化特征，也会对采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只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及其如何跟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还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这种文化意蕴。当用文化学眼光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各种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就既应该被看作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跟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要被看作中国民族文化因采纳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性文本。

　　第四，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文化化才能具有生命力。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惟一的，但各个国家和民族对它的解读和运用应该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正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情况下，出现了各种文化学马克思主义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展现出生命力。“一”通过“多”而展开，“多”本身通过展现“一”而获得规律性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强调理论跟实践的结合。离开实践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化化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现实的实践活动。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和时代结合，和国情结合，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实践总是跟民族文化相关的。实际上，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扎根于民族文化之土壤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它跟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去，从而形成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式的文化学马克思主义。当用文化学眼光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各种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在本质上以文本形式各自都展现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只有民族化、文化现象化，马克思主义才能表现出生命力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回答现实问题。而各种现实问题总是跟民族文化的特征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其实就是现实的文化现象。在实践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活生生的民族文化。从根本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文化特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问题，由此形成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毛泽东说过：“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④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文化性，着力解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是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⑤实践其实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文化，是活动中的文化。当实践被理解为文化现象的时候，根植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现实的文化学马克思主义。而对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加以不断总结、提炼和系统化，就必然产生各种具体的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这种理论成果的表现。正是这些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相统一。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实践转化为现象学意义上的文化和活动中的文化，才能成为活的理论，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毛泽东曾经得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⑥因此，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功能发挥上是通过文化学马克思主义来实现的。没有文化化的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理论，无法直接指导现实的实践。所以，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是通过原生态马克思主义被文化化的方式来体现和提升的。

　　第五，一个极其核心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适应性。马克思主义文化化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吸纳需要文化环境，以及跟该文化环境相兼容。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不同的文化并不具有相同的文化兼容性。文化适应性是相互的：有的文化并不适宜于马克思主义的生长，有的则更适宜。这也是说，马克思主义对某些文化具有较好的文化适应性，对某些文化则具有较差的文化适应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重要元素，甚至成为核心元素，是跟马克思主义本身对中国的文化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最关键的问题是研究采纳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适应性。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通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跟马克思主义传入时期的中国文化已经有很大不同。尽管在其传入的时候展现了较充分的文化适应性，但这是否意味着它仍然对今天的市场经济文化具有同样的适应性呢？换言之，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兼容（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那么这是否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兼容呢？

　　第六，文化学马克思主义要关心马克思主义的个体需要性与社会需要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真理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被需要的。被需要的东西可以是个体需要的，也可以是社会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无意是被证明为真理的东西，但它主要属于社会需要的，是一种社会理想。时代的变化，对它的个体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之间的一致性会变化，可能导致它的文化价值和时代适应性出现波动。个体的需要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于社会理想的需要，当社会理想成为个人需要的一部分（也就是个人命运和社会命运融合为一体）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会更具有时代适应性。当两者分离的时候，这样的时代适应性可能会遭遇重大挑战。

摘自何云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进路：文化学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论形态刍议，载《学术界》2007年第2期，第144-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