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以下简称《对话录》），是广东人民出版社于新年伊始推出的一部精品图书。参与对话的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赵诚、谢泳，依次为20世纪30、40、50和60年代生人，四个年代的年龄跨度，没有阻隔他们精神上的沟通和思想上的共鸣，多年来的共同追求，使他们凝聚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界最为前沿也最为纯粹的一个自由主义学人群体。这部对话录，实际上是五个人多年来从事最前沿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活动的精彩亮相。按照丁东在序言中提供的说法，“近些年来，谢泳致力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高增德致力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的传记研究，智效民致力于民国人物的个案研究，赵诚的本行是国际政治，近年则专注于水利专家黄万里的传记写作。我这些年一直关注中国当代民间思想的发掘和整理。经过商议，大家决定还是把话题相对集中在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相关的学术、思想、教育、新闻、出版领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因为非我们中多数人所长，所以只是涉及，不作专门讨论。”
整部《对话录》包括五个人之间的十次对话，十次对话的主旋律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发掘20世纪的精神资源，担当21世纪的公共道义。由于《对话录》的体裁局限于同一平台之上的“思想操练”，不可能就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严谨的专门研究，它的长处只在于以生动活泼的“思想操练”来激活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同时也碰撞出每一位谈话者的精神风采。对这样一部大书进行逻辑思维的分析综合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本文所要做的只是点评其中的几个精彩片段。
第一次对话的主题是“日记的价值”。通过对谈，谢泳揭橥出来的实际是他多年来从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研究的经验之谈：“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研究历史，回忆录至多只可作为一般的材料来使用，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是不能当真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坚持过去的一个看法，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在档案不能按时解密的情况下，日记的意义太重要了。对研究学术的人来说，应该有一个自觉的日记意识。”（P19、10）
第二次对话的主题是“重写中国现代史”。近20年来“重写中国现代史”的首当其冲的先驱者，是年届古稀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他对于中国现代史“一论独霸”的既定局面的挑战和颠覆，是中国学术界光彩夺目的一道风景线。作为袁伟时的同龄人和老朋友，高增德先生认为：“一个学者，不仅要有学问，还要有胆识，这些又与他的赤子之心和独立思考有关。只有如此，才能像袁先生似的，‘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P34）
年过花甲的智效民先生，干脆以极具穿透性的话语，点破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结穴所在：“无论大事小事，自己不争气就会落后，这是常识。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几乎同时开始，为什么人家能成功，我们就不行？其实二者的差别在19世纪60年代就形成了。当时中国搞的是洋务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体制可以改，政治制度不能动’。日本从一开始就搞明治维新，搞政治体制改革，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两条道路敦优敦劣，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由甲午战争作了结论。历史早就证明，想通过发展经济来维护专制统治，是不可行的。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却至今不能被一些人接受，这就很容易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P37）
所谓“政治制度改革”，说穿了就是本国政府向公民个人和民间社会让渡原本属于民间的专权专利。与当下中国更为切近的覆辙并不是满清政府的洋务运动，而是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连家天下的日本天皇都可以在一百多年前让渡专制权利，连家天下的满清政府都可以采用民主立宪的国策来应对残局，蒋介石主政的国民党政府，偏偏不肯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利好局面下积极主动地让渡党天下的专制权利，结果落得个见了棺材才落泪的可耻下场。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彻底弄明白，海外学者黄仁宇、王浩、邹谠、杨振宁、何炳棣、唐德刚们，更没有能够说明白。新老左派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云云，分明是嫁祸于人的自欺欺人和痴人说梦。
在第三次对话“关于清华及清华学人”中，最为发人深省的一段话，是丁东关于清华大学的新旧对比：“历史有时真奇妙，老清华名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他的毕业生学成后几乎全部回到了中国服务，这些年清华倒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留美预备学校，反倒没有老清华毕业生回中国服务的热情了。如果一个国家最着名的大学事实上主要为别国培养人才，恐怕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失败。”（P55）在笔者看来，这段话并没有十分到位，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会如此失败，归根到底就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
第四次谈话的主题是“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中国现代的教育传统”的原动力和生命线，就在于由蔡元培、严修、唐文治、叶恭绰、张寿镛、郭秉文、蒋梦麟、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几代先驱者所共同开创的“教育独立”。
关于既往的“教育独立”，谢泳认为：“私立大学的地位和国立大学是平等的，事实上做到做不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要有这样的理念。就以文凭来说，不能因为是私立大学，就取消独立发放文凭的权力，教育的最终检验是社会的认可，如果一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么自然就没有生源，没有生源，它就维持不下去，自然就要关门。”
关于当下的教育体制，智效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是有没有这种诚意，就像当年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赵诚提出的建议是：“中央财政应当在义务教育上多拿一些钱，弥补城乡教育经费上的差异。公立教师应当到乡村轮换执教。到城里务工的农民子女应当享有在城市受教育的权利。全国重点大学，应当对全国公平招生。让北京、上海单独命题，掩盖各省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掩耳盗铃。”
第五次对话中所谈的“自由主义传统与重现”，原本是整部《对话录》的核心所在，由于话题的过于复杂和沉重，反倒没有前面几次精彩灵动。好在五位谈话者都是胡适奉行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精神传人，他们所谈的问题，最终还是回到了第二次对话中所点明的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结穴所在：“如果权力资本化的趋势加剧，得利的是官员阶层，商人的上层，知识分子如果愿意制造权力，也可以分吃一杯羹。工人、农民的利益受到明显的损害。面对这样的现实，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主义，都不应该漠视。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改变工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缺少发言权的情况，尤其是要改变农民与市民不平等的户口制度。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按兵不动，腐败和社会不公将进一步加剧，有可能会出现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但是一些新左派人士把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罪于国际资本，归罪于全球化，归罪于市场经济。在他们看来，还是退回毛泽东时代好些。”（P158）
与丁东这段话相印证，谢泳在第七次对话中谈到遇罗克的《出身论》时另有说明：“人与人生而平等是一个永恒的母题。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家庭出身歧视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50年代产生的另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还没有引起大多数人重视。把中国公民按城乡户口分成两类，农业户口居民的地位明显低于非农业户口居民的问题，还有待解决。”（P206）
在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依然是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结穴所在：新中国建国以来，是中国政府的计划经济体制剥夺了中国公民生而平等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人民的天赋人权。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至少在法律上已经彻底消失，中国社会的身份歧视和户籍隔离，迄今为止还在依法治国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笔者自己的所有亲属，现在还留在河南农村充当没有国民待遇的共和国贱民。
更进一步说，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礼仪”二字的真谛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意识，这种等级意识加上从苏俄传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经济，便人为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身份歧视和户籍隔离，对于等级之上的本国人和等级之外的外国人特别是苏俄人，中国人自然是要另眼相看的。礼仪之邦说穿了就是既惧上又惧外的奴性之邦，而不是平等博爱的人道之邦。慈禧太后的一句“宁予外贼，不予家奴”，就是这种礼仪之邦最为经典的传神写照。奉劝有良知的中国人，再不要重提中国是礼仪之邦之类的模糊话语。
第七次对话的主题是“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参加谈话的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连同没有参加谈话的徐晓、朱学勤、徐友渔、宋永毅、刘军宁、杨健、李恒久、遇罗文、李锐、邵燕祥、钟沛璋、朱正琳、梁晓燕、金凤、丁群、邢小群等一大批富于良知的文化人，对于中国思想史的不可替代也不可重复的巨大贡献正在于此。丁东编辑策划的《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孙越生文集》、《思想解放的先声》等一系列经典文献，就是“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重要成果。
曾经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的王申酉，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宣告结束的1977年4月27日，被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用丁东的话说，“这是一个铭刻着国家机器的耻辱的日子。苏格拉底被杀死是在2400年以前，布鲁诺被烧死是在400年以前，中国杀死自己的思想家是20世纪70年代。遇罗克活了27岁，王申酉活了31岁，中国人不是天生没有思考的能力，而是最杰出的思想者往往被推上了断头台。”（P212）
一路看下来，整部《对话录》分明是一部关于中国人文传统、人文现状和人文理想的百科全书，要真正了解中国人文思想界的所思所想，这本书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对《对话录》中所收录的十次对话一一罗列，而是把印在封底的谢泳格言抄录于此：“对以往的历史要保持温情和敬意，这是钱穆先生的话。我就是用这个态度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的。”
在对已经过去的中国现代历史保持温情和敬意的同时，一个自由主义文化人更应该表现出的，还有在专业领域及公共领域中置身前沿的责任意识。这其实也是这部《对话录》的用意所在，关于这一点，丁东在序言中写道：“改变学者整体上失职的状态固然需要外部环境，但学界自身并不是没有努力的余地。我想，还应当从专业领域的尽职自律做起，同时向公共领域的尽职努力。……本书或许可视为向公共领域努力的一次尝试。”
（《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