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历史短，也谈不上有什么古代的文化，但是，现代的日本人，却把我们的文化融会贯通到了精妙绝伦的地步，无论是《孙子兵法》，还是《论语》，还是《三国演义》，他们都驾轻就熟地应用到了所有的领域。

二战时，日本研究《孙子兵法》成风。战败后，《孙子兵法》广泛应用于日本的外交、商业和文化体育领域，有关著作达到上千种，研究者近百万人。日本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曾经将其撰著的《新编＜孙子十三篇＞》全五卷呈献毛泽东的服部千春这样说：“今日跻身于世界先进企业之列的日本企业家的成长，主要取决于《孙子兵法》。”

大桥武夫侵华时学习到了《孙子兵法》，作为兵法经营学派的首创者，他使东洋精密工业企业起死回生不断壮大。而日本的软件巨头孙正义学习了《孙子兵法》之后，用“智信仁勇”创立的“一流攻击群”方法，把自己的企业引领到行业的最前沿。

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是运用中国文化经营企业的典范。他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成为日本企业争相效仿的偶像。他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商业圣经”，忠、孝、仁、义的儒家学说与在商求利的算盘并不矛盾，关键是做到“见利思义”，他根据自己对《论语》的理解，提出了著名的“士魂商才”的观点，打破了官尊商卑的陋习，创立了500多家企业，并成为日本儒商的旗帜。

而本田公司的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则信奉儒家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处处运用儒家的观点，知人善任，尽早隐退，亲属也不能进公司，成为世界企业界的佳话。

《三国演义》在日本影响深远，诸葛亮以其智慧、神秘和计谋最受日本人的膜拜。日本有数以百计的三国迷俱乐部，有关的读本和电视剧层出不穷。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十分推崇儒学和《三国演义》，他提出把“合作、报恩、报国”作为企业的基本精神，强调“兼相爱，交相利”至诚无欺，学习“吴越同舟”精神，危机期间不解雇工人，效法刘备三顾茅庐的用人之道，启用只有高中学历的山下俊彦为总经理，使企业走出困境。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应用，千百年以来没有一刻中断过。日本的国学大师内藤湖南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衣服，他说：“虽说是从中国借来的衣服，但当中国人脱得精光时，日本人身上总还有一件穿在身上没有脱下。”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问中国的时候，面对浩瀚的中国文明感概万千：“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源头和日本的精神故乡，今天，我们日本人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就激动不已，就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然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我们的文化在日本生根发芽，帮助日本事业发展壮大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面对这个对我们的文化好学不倦，从我们的文化中得到无穷智慧的邻居，我们除了对祖宗的伟大感到骄傲之外，更多的还要有几分警醒和深思。不然就真如当年徐悲鸿先生的预言了：“日本文化还将兴起，中国如不振作，取而代之者将是吾敌国之日本人代表东方艺术，倘不幸如是，我们将有何颜面以对祖宗。”
有人说，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悠久的灵魂和最后一道防线。是的，这道防线我们必须永远坚守。

日本人的严谨和认真

最近我们国内发生的很多事故，高铁事故，矿难事故，楼房事故，校车事故等等，毫无疑问都是因为我们做事最缺少严谨认真的态度，缺少负责到底的责任心，面对生死攸关的事情，总是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了。

鲁迅先生是最了解我们民族的弱点的，他曾经针对我们中很多人对自身缺点麻木不仁，不知道自我反省的现象这样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相比日本，我们有很多的不足。2008年5月胡J涛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这样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努力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日本人民以有限的国土资源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日本在制造业、信息、金融、物流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这是日本人民的骄傲，也值得中国人民学习。”

抗战结束之后，日本与我们基本处于同一个起点上，国内经济甚至比我们还要差，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日本人做事的严谨和认真。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民族的弱点。

甲午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自以为是的北洋舰队访问日本。他们以为自己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早已经超越了日本，日本的舰队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了。日本海军司令官东乡代表日本海军上舰参观。上舰之后，看到的现象，让这位日本海军将领啼笑皆非。他看到，北洋舰队的士兵把洗的衣服晾在炮管上，栏杆的扶手布满了灰尘，士兵列队也很不整齐，杂物很不规矩地乱放在甲板上。东乡向日军统帅部这样报告：“清朝海军舰队虽然吨位高，但不堪一击。他们的纪律如此松懈，做事这样不严谨，怎么能够打仗？”

这位日本将领一语道破了我们与日本的不同，我们在很多时候，最缺少严谨认真的态度，而日本则凡事讲究严谨和认真。

鲁迅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最深切地体会到这种不同。他曾经这样回忆藤野先生：“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涂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鲁迅痛彻心扉地这样写道：“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有病，马马虎虎病，这种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

面对上个世纪初鲁迅先生的发问，今天的我们不禁惭愧，先生已经作古七十多年，被先生痛恨的疾病，我们今天依然没有医治好。

在沈阳，曾经传出过一个日本音乐家教育中国学生认真的佳话：1994年，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回到出生地沈阳，他决定指挥辽宁交响乐团上演《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第一天，在排练完第四乐章后，小泽的脸色骤然沉了下来，紧皱眉头，低沉地自语道：“怎么会这样?这样的乐团怎么去演出?”忽然，他将指挥棒重重地敲了一下乐谱架后说：“从明天起，我们进行个人演奏过关训练。”这等于在说，每个人需要从基本功训练做起——这绝不是大师级指挥家做的事。但是此后，这位享誉世界的指挥家小泽征尔，每天坚持上训练课6个钟头，小泽一次次仔细认真地纠正每一个乐手，俨然是一位教音乐课的小学音乐教师。
到了第三天下午，小泽实在太疲劳了。他先是蹲在地板上指挥，后来，干脆就跪在地板上指挥。脸上的汗水挥洒在乐谱和地板上。尤其是第一小提琴手，尽管他一次次地纠正，可还是难以让他满意。望着大师被汗水浸透了的头发，一脸的疲惫，第一小提琴手心中难受极了，先是流泪、抽泣，后是失声哭了起来：“大师，对不起，您另选他人吧，我不行。”在场的人都以为大师会发火。不料他却十分平静和悦地说：“你行，只差一点点，请再来一次。”当她拉完一遍，大师捋起头发：“谢谢，请再来一次好吗?”就这样，当第一小提琴手的演奏达到满意的时候，她自己已经泣不成声。大师大口喘息着接过毛巾笑着说：“你们都行，谁也没有理由泄气……”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参加了那一次演出的乐团乐手，都犹如接受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不仅仅是在音乐方面，而是明白了一个乐手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秘密所在，也领教了日本人得严谨与认真。

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先生曾经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日本和中国人做事态度的不同：“日本人是彻底的，而中国人则是适可而止的。”

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自问：我们还要为了这个病症付出多少代价？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要自省？

日本不接受赞美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沃格尔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研究专著，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当年度美国最畅销书之一。从一般的美国市民、学者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乃至五角大楼的军人都争相阅读，美国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大肆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