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备受追捧的“美国模式”渐次被推上了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在技术层面已经破产”、“美国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美国模式终结”之类的措辞不时见诸媒体。“美国模式”真的终结了吗？
   
     　　“美国模式”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概念。在微观的、技术性的层面上，它指某种具体的制度设计或发展模式，比如不受政府严格监控、依靠投机牟取暴利的投资银行为主导的“华尔街体制”，依赖兼并重组、规模扩张来打造品牌的托拉斯模式，金融扩张过快而实体经济相对滞后的经济结构，以及不事节俭、热衷消费的大众消费模式等。在这个层面上，“美国模式”确实在此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诸多弊端，并开始进行调整和转变，如投资银行改制、金融监管强化，以及大众消费模式的转变等。此外，“美国模式”还有一种宏观的、制度层面的解释，指以现代私有产权体系和自由市场体系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与之相配套的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共同构成的制度形态，即所谓的“市场导向型资本主义”模式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事实上，许多人在观念中往往将这两个层次的“美国模式”混淆起来，将技术层面的“美国模式”的问题上升到宏观的高度，把某一领域特定体制的调整看成是美国整个制度体系的动摇。在这种思路下，断言“美国模式走向终结”，是非常片面的。
   
    　　首先，从国内经济的情况来看，美国虽然尚未走出危机的阴影，股市下跌、美元下挫，尤其是高失业率等问题仍然困扰着美国经济，但是，随着政府注资、政府收购、消费者融资等一系列反危机措施的施行和金融监管、医疗体制改革等深层次改革的酝酿，美国经济已经出现复苏迹象，国际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也在回升。经济衰退并非真实生产能力的下降，而是各种原因造成的社会心理预期的瓦解。因此，从消除泡沫到恢复信心，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美国就处在这个进程之中。
   
    　　其次，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看，美国经济虽然遭受了重创，却仍然处于全球资本网络的中心，控制着高端产业与核心技术，对整个世界经济具有很强的操控力；而新兴经济体虽然在危机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但其手中真正有分量的筹码并非经济实力，而是市场。努力推动其他国家放开市场、扩大进口，替自己消化经济泡沫、助推经济复苏，是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条主线。这一点，在奥巴马的访华演讲中就体现得十分明显。因此，经济危机只是暂时凸显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依赖性，但并未使基于技术经济综合实力的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最后，历史经验表明，“美国模式”是一种相当灵活、具有极强生命力的制度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在维持自由主义的基本制度根基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释放矛盾，通过一种两极框架下的体制调节纾解矛盾，以局部的体制弹性确保整体的制度刚性。也就是说，危机与变革不是“美国模式”衰落的征兆，而是其发展的有机环节。美国今天的危机与改革，实际上是又一次基本制度框架内的体制转型和局部创新。
   
    　　第一，制度根基的稳定性。20世纪以来，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如1890年代―1920年代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 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1960年代的“伟大社会运动”等。这些变革突破了自由放任的边界，确立了政府干预的传统，但是，却无一触动“美国模式” 的制度根基——以现代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体系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和由美国宪法、代议制政府、两党制构成的民主政治体制。除了战争和紧急状态之外，美国的政府干预，始终是一种间接、有限的干预。就在当前美国政府极力强化金融监管之际，奥巴马也一再申明，改革的核心原则是确立“交通规则、公开性和透明度”， “我实际上希望看到政府能够放松监管”，“最不想干的就是经营一家汽车公司”。
   
    　　第二，体制调节的灵活性。从建国至今，“美国模式”历经的体制微调不计其数，较大的变革每隔 30―50年就发生一次，而所有这些变革，都是由社会经济危机开启的，比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危机开启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干预主义传统，1929年的大萧条推动了“罗斯福新政”中干预主义体制的确立，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刺激了“里根革命”期间自由市场体制的回归。实际上，周期性危机与体制性调节是“美国模式”存在和运行的常态，既是体制运行过程中内部矛盾积聚的结果，也是矛盾得以疏导、体制得以发展的社会动员机制，“危机”与“变革”共同连接并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进程的基本环节。可以说，正是技术层面上“美国模式”的“危机和变动”，成就了宏观层面上“美国模式”的“延续与稳定”。
   
    　　第三，围绕同一制度轴心的体制变动的两极格局。从19世纪的自由放任到“罗斯福新政”的干预主义，从里根政府的市场化回潮到奥巴马政府对政府监管的再度强化，“美国模式”的变革呈现出一条以资本运作为轴心，以经济危机为拐点，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两极之间来回转换的“钟摆运动”的轨迹：当自由放任造成生产盲目扩张、两极分化加剧、消费能力相对滞后时，政府干预介入宏观社会经济领域进行调节，而当政府过度干预削弱了自由竞争、抑制了生产动力时，市场原则就重新得到强化。这种两极格局对应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自由市场满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扩张的冲动，政府干预回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对秩序规范的要求，二者彼此制约，相互抑制，因而总能适时地吸纳矛盾、化解危机。两极格局既为现实体制提供了释放矛盾的出口和解决问题的渠道，又以一种柔和的方式规定了体制变革的边界和范围，确保了制度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这种两极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与美国的制度构造有关。首先，在美国的制度体系中，社会资源是非独占性的，即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相对分离、官僚权力与资本权力相互对立，因此，当资本运行出现问题时，作为其对立面的公共权力就可以出面解决问题，而当政府干预出现问题时，作为其制约方的资本集团也有能力推动体制转型；其次，美国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为体制转型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最后，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与多元化的利益集团相对应，不同利益集团可以作用于不同政府部门和两大政党，在同一个政治框架内展开博弈，通过合力的作用推动体制转型。
   
    　　总之，“美国模式”代表了一种较为完备的资本化运行模式，不可轻言“终结”。当然，世界经济体自1500年形成以来，就经历着周期性的繁荣与危机、扩张与重组。每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世界经济体内部结构的调整，每一轮结构调整都蕴藏着发展中国家提升自身地位的契机。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