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美国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国会山庄前面举行——这是美国的政治传统之一，以此显示立法机构高于行政机构。而这一天该仪式的主人公是奥巴马，而不是布什。仪式结束之后，布什将乘专机离开华盛顿，离开白宫这个他居住了八年的“临时之家”（白宫对于所有的总统来说都只是“临时之家”），返回他真正的家——位于德州的农场。
布什是在经济的剧烈动荡、媒体的激烈批评以及民众的高度不满中卸任的。然而，对布什的评价，并不能在此时此刻“盖棺定论”。当年杜鲁门离开白宫的时候，可谓“谤满天下”，谁也没有料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杜鲁门却得以跻身“伟大总统”的行列，获得了历史学家的公正评价和民众的深切怀念。我相信，如果将布什总统放在一个更加辽阔的历史大视野中来考量，他也必将如同当年的杜鲁门一样，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往高处走，而不是相反。
布什任内最受世人诟病的国家政策，便是以伊拉克战争为代表的“先发制人”的战略和“单边主义”的外交。布什担任总统的八年，美国与欧洲（尤其是“老欧洲”）的关系渐行渐远，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是危害世界和平的最危险的力量，罔顾此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整个冷战时代，美军在欧洲的存在，使得欧洲人的自由不至于被苏联所侵蚀；在冷战结束之后，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欧洲连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科索沃危机也无力解决。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与一个有美国的世界相比，只会更坏而不会更美。
在美国国内，被左派（自由派）控制的主流媒体、大学和知识界，特别是以东西两岸大城市为代表的“美国”，是反对布什政府的中坚力量。“政治正确”的左派经常质疑伊拉克战争，因为在伊拉克并未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根本不是反恐战争，这场战争彻底就是错误的。然而，人们偏偏忘记了：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美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支持这场战争，就是后来百般诋毁布什政策的参议院希拉里，也在国会中投下了赞成票——如果说一般民众由于信息有限，容易被政府“误导”；那么当过八年第一夫人、甚至参与过克林顿政府若干决策的，经验丰富的希拉里，能被谁“误导”呢？
“民调”是不可完全信任的，“民调”离真理相距甚远。普通人过于相信媒体的“客观性”，过于看重眼前的利益得失，而缺乏远景与异象，所以他们难以推动历史进程。当初，布什毅然对伊开战，与美国面对的严峻的反恐态势有关，与布什本人的基督信仰有关，与布什对“向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雄心壮志有关。在此意义上，伊拉克战争本身并没有错误，只是推进的战略出现了一些偏差。正面战场如同预期的那样势如破竹，但对于战后如何重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政府、如何完全清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布什政府明显准备不足。以至于后来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与美国的普通民众一样，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也无法迅速拿出有效的应对办法，其结果便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被迫辞职。
关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让布什百口莫辩。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他亦坦承相关部门的情报有误。但是，如果我们着眼宏观而不是注视细节的话，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反问：谁说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萨达姆政权本身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先后有超过三十万的伊拉克人被杀害。在两伊战争及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期间，萨达姆都曾下令对伊朗方面及库尔德人使用生化武器。萨达姆的存在，与毛泽东、希特勒的存在一样，是以消灭千千万万无辜民众的生命为前提的，他们本人就是比核弹还要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通过伊拉克战争及战后的审判，终结了萨达姆的生命，也就是拯救了千千万万民众的生命。
为什么大部分人对伊拉克的形势如此悲观？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有人说，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的最大的敌人，乃是美国自己的媒体，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在美国的各大媒体上，每天都充斥着来自伊拉克的坏得不能再坏的“坏消息”，因为“好消息”根本不能成为“新闻”——这就是西方的“新闻”与中国的“新闻”之间最大的差别。一位美国朋友观看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半个小时的“新闻连播”之后，疑惑地问我说：“我怎么一个新闻也没有看到，全部是官员的讲话和会议啊？”
如果说中国的“好消息”几乎都是谎言的话，那么美国的“坏消息”亦并非全部的真相。天天从媒体上了解伊拉克现状的普通的美国人，也许并不知道伊拉克事态发展的另一面：近年来，伊拉克经济发展强劲，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股市在每年升值四成左右，经济增长保持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左右。比起“宝马便奥拓”的中国股市来，伊拉克股市简直就是红红火火；比起整天像念经一样念叨“保八”的中国官僚来，伊拉克的经济奇迹简直让人刮目相看。仅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伊拉克出口的石油就有近五千九百万桶，每日平均出口近两百万桶。石油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的治安有了明显的改善。美军每月在伊拉克的伤亡人数，已经低于美军在日常的演练中的伤亡人数。
对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也许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奥巴马上台之后如何实现“撤军”的诺言也让人们拭目以待。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伊战让伊拉克人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布什在第二届总统就职演说中说过：“这个世界只存在一种力量可以冲决仇恨、揭露暴君的虚伪、扶植容忍、培育尊严，那就是人类的自由”，“我们受常识的指引和历史的教诲，得出如下结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能否也在别国获得充分体现。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在卸任前夕，他再次强调说，他希望作为一名帮助数千万人获得自由的总统而被后人记住，这里面当然包括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
伊拉克在战后已经成功实施了全民投票，选举出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包括大部分妇女在内的从未获得投票权的群体，也昂首挺胸前前去投票站投下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投票权的中国人，有什么资格嘲笑伊拉克人呢？随着伊拉克国内局势的好转，仅二零零八年一年间，便有数十万在萨达姆统治时期流亡海外的伊拉克精英分子重新回到祖国，他们看到祖国已经有希望了。如果我们放宽历史视野，完全有理由乐观地期望：民主制度在伊拉克终将巩固，伊拉克还可能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民主的样板，并带动整个阿拉伯世界接受普世价值，甚至引发世界民主化的“第四波”。这一切，布什总统均功不可没。
布什遭致国人批评和抱怨的另一理由是经济危机。但是，由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不应当归罪于布什。对此，布什曾经辩解说：“在我上任的时候，经济面临衰退；在我卸任的时候，经济同样面临衰退；但是，人们却忘记了，在我的任期内，有持续五十三个月的时间，美国经济呈现强劲增长的态势。”美国经济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以及缺陷、隐疾，美国总统对经济走向固然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力并非翻天覆地式的。以对经济的影响而言，总统甚至还比不上美联储主席——当格林斯潘头上的光环逐渐退去的时候，这个曾经“多财善贾”的老人不得不承认，是他在克林顿时代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导致了今天的经济危机。无疑，对于今天经济恶化的状况，布什负有一定的责任，他未能更早地意识到华尔街存在的问题，以至该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是，将布什当作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显然是不公正的。今天的经济恶果，与每一个美国人的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离别之际，布什不仅需要辩护，还需要赞美。布什本人不是一个喜欢表功的总统，媒体也很少报道他的功勋。比如在援助非洲、遏制艾滋病泛滥等方面，布什政府做得比此前任何一届政府都好，布什政府投入大笔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严格监管，这都是克林顿政府不曾做过的；比如在支持非民主国家的民主人士方面，布什也比克林顿积极得多，他先后接见过北韩、古巴、伊朗、中国等国家的民主人士（笔者也是其中之一），在谈话中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也鼓励了更多在不自由中追求自由的人。平时，布什很少谈及这些方面的成就，在一月十五日发表的告别演讲上，他才轻描淡写地回顾说：“我们与持不同政见者和年轻的民主力量并肩作战；我们提供艾滋病药品挽救垂危的病人；我们挽救患疟疾的母亲与婴儿。我们这个与自由共同降生的伟大共和国，正引领世界走向一个自由属于所有国家的新时代。”当然，由于受制于官僚系统和利益集团，布什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对外政策无法完全实现，比如在二零零八年夏天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仅仅以体育迷的身份出现在赛场上，而未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在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对中国发挥正面的影响力。
在崇尚“贵族气”的华府，布什是一名最为平民化的总统，他置身于普通百姓中间远比在高官显贵中间自在。他的德州口音与新英格兰地区典雅的英语格格不入。但是，老百姓却能够理解他的所说的“大白话”。在发表告别演讲的时候，布什夫妇邀请了许多感动美国、甚至感动世界的普通人来出席。布什在演讲中特意提及他们的故事：“我们在托尼·雷卡斯纳尔博士身上看到了美国精神，他在卡特里娜飓风的废墟中建立起一座崭新的学校。我们在胡里奥·梅迪纳身上看到了美国精神，他出狱后怀着信仰，领导了一个帮助犯人重返社会的帮助计划。我们在奥布里·麦克戴德身上看到了美国精神，他在伊拉克勇闯敌阵救出了三个战友。我们在比尔·克里索夫身上看到了美国精神，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外科医生，他的儿子牺牲在了伊拉克的战场。为了纪念他的儿子，他希望加入海军医疗队。这位老人已经六十岁了——比参军年龄上限大了整整十八岁。但他的请求被允许了。过去几年里他一直在战地医院接受培训。克里索夫海军少校今天无法来到现场，因为他马上就要开赴伊拉克，在那里，他将帮助受伤的勇士们，并以此来纪念他的儿子。在这些美国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精髓——百折不挠而又充满希望，心存善良而又生性坚强。”这才是比央视的“东方时空”栏目更真实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布什所代表的，所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美国精神：有清教徒的传统，有拓荒者的勇敢，有自我实现的激情，有爱和宽容的品格。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可爱，便是因为人们对它的认同和皈依，不是基于文化、历史、种族和地理，乃是因着价值与精神。这样的国家才是不可战胜的，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吸引了那么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加盟”其中的“偷渡客”，正如布什所说：“我对美国的承诺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美国人的精神。这是一个能够激励移民冒所有的风险来追求自由的国家。这是一个人民在危机中仍保持镇静，在痛苦中仍怀有同情的国家。我们周围都是这样的人。”充满牛仔气质的布什本人，也正是这群具有“美国精神”的美国人之一。遗憾的是，今天有一些美国人，已经不具备此种“美国精神”了。他们比美国之外的“反美主义者”还要反美。然而，美国允许他们“子嫌母丑”，并依然“母不嫌子丑”地包容他们。
今天的世界，需要的是简单，而不是复杂。许多人喜欢将简单的事物弄得很复杂，而当一个人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真理的时候，他却遭到周围的人的耻笑。在一个人们企图“超越善恶”、实际上是没有信心谈论善恶的时代里，布什像里根那样斩钉截铁地说出“这就是善”、“这就是恶”，需要莫大的勇气。美国思想家布鲁姆指出，美国已经深陷于“价值相对主义”之中，价值相对主义让人们摆脱了羞耻和负罪感，以及追求其一避免其二所要求的不懈努力，这种思潮“首先反映着我们现实的美国生活和最发达的德国哲学之间的姻亲关系”。与之相反，布鲁姆赞扬另外一类人：“对价值深信不疑的人是值得赞赏的。他们的强烈信仰，他们的关爱或兴趣、他们对某种事情的信念，是自主、自由和创造性的明证。这样的人与无所用心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是有准则的。”布什正是这样一位有价值和准则的、遵照信仰的引导生活和做决定的总统。
也许布什确实没有他的父亲聪明，但是聪明并不能直接导致伟大。伟大更与“择善固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坚韧有关。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我所看到的惟一的一篇正面评价布什的文章，是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的署名黄妃红的文章，这篇文章引用了布什即将结束总统生涯时的一段谈话：“我希望自己在人们的记忆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没有为了迎合政治而出卖我的灵魂。我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到华盛顿，也将带着同样的价值观离开。”作者评论说，布什的自信来源于他对正义和公理的自信——在与布什同代的政治人物当中，已经很少有人具备这样的一种自信了。
此时此刻，是布什离开的时刻，我在深夜的北京为这位孤独的“前总统”送行。与一位喜爱布什的中国网友一样，我也期盼未来的一天，我会拉着我的孩子的手，对他朗读这样一段话：
“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是的，我也会告诉我的孩子，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是一个叫乔治·布什的美国人讲的，他曾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我会带他去布什总统图书馆参观，让他知道：这位总统犯过错误，也遇到过挑战，但他领导美国人在九·一一的打击下重新站了起来，他也帮助数千万被黑暗辖制的人民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之下。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九日
北京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