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毅已经把阶层分为十大阶层，很幸运的是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老三了，老大是掌权的，老二是有钱的，老三就是有话有权会写文章的，老八就是工人，老九变成农民，九亿农民变成老九了，他们还是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去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关于阶级和阶层在中国当代语境里面的语义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工业化国家产生的关于阶级和阶级理论，它如何转化为前工业化社会的，主要分析农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那就是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和阶级分析。三十年当中，阶级的这个概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谓地主阶级和什么阶级在三十年的公有制条件下是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而不具有经济意义，而失去经济意义的那个阶级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阶级含义了，那么，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场改革，阶级已经重新恢复了它的经济含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重新要恢复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含义。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在城市和沿海我们面临的就是权利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八十年打破铁饭碗为标志，整个的劳动雇佣化，只有雇佣劳动才面临着资本（虽然有民营资本、官僚资本和现在不叫帝国主义资本而叫国际资本）虽然资本的形态不同，面临着资本的劳动的雇佣化，所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据与时俱进的说法，这里不存在剥削，这是理论界他们这批人士为之焦虑的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建议他们吃马肉不吃马肝也不知马滋味，这个问题可以避免谈。那么，阶层这个概念它可以表明贫富分化的基本的事实，但是并不能表明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展开说了。但是，既要承认市场经济，承认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性，那么我们就要承认贫富分化的不可避免性。在第一次分配当中，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行政的权利和政治的运作，在再分配当中来缓解这个第一次分配的贫富的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二十年出现的问题是行政权利的无限扩展和低效，一方面我们好象看到行政权利的收缩，比如物资部变成物资局，现在局也不存在，完全自己养自己了。就是说它已经退出了行政机构序列，行政权力退出让给市场了，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行政权利从经济领域中退却，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政权利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入，这在中部地区日常明显。二十年来，我们原来高度集权的，多层次的（省，市，县，乡，村），条块分格的这样的一个现形的管理体制，它应付
    一个封闭的相对静止的地区，区域差异甚小的、人员的社会流动几乎没有的一个社会，一个延续了明清时代以来的社会。这种形态已经完备的一个行政管理体制，是比较有效的。近代一百年的革命和政权的颠覆和被颠覆，改朝换代，但是这种行政的管理的权利的方式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而且依据“路径依赖”的理论它还不断的强化。这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就看的非常清楚。随着社会新问题的出现，随着区域差异的出现，我们看到行政管理条文不断的增设，从８０年－９８年这二十年间，这种扩张在县乡，就是部门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人员，乡这一级更是普遍增加了，现在大概４.６万个乡镇，平均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教师，其中６０％是教师，那么行政管理人员就一百三四十人，公社时期的那个规模在编的大概是１２－１８人，在编制外的再增加５－６人，一般的规模大概２０人左右，现在我们扩展到大概是３－１０倍，各个地方有差异。到了县一级，人员的规模扩展大概到３－１０倍。
   
    　　由于中西部地区不能把财政收入来源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因而不断扩大的机构和人员，增多的嘴巴和增大嘴巴的嘴巴带来的负担，就都落到了有限的农业剩余之上，所以中西部地区的问题在于中部的性质，是明清中晚期的那种性质。不能用现代的社会学的那种理论来加以解释，而东部地区好象还可以用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加以解释。
   
    　　人们对党政腐败深恶痛决，在我看来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以及它的权利的配置形式已经不适于市场经济，显的越来越笨拙和低下，只有当某一个问题成为全社会问题的时候，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且才设立一个部门来解决。比如在内地走，每个县有乡镇企业局，有的县根本没有一个乡镇企业也设一个乡镇企业局５－８人，在那耗着没事，因为任何部门都有权利延伸到底下的欲望，因为在县以下没人接待，为了自我接待，就必须把机构深到下面去。１９９６年在开封县，有一个部门是知青办，４个人，知青早已经没有了，还有一个知青办，还有很多县都有对台办，而那里根本就没有台胞也有对台办。
   
    　　这种管理体制，如果我们各个地方的差异很小，那么同一个机构设到不同的县，不会带来太多问题。如果区域差异大了以后，这个管理体制就显得很笨拙。其次，才是行政权利本能的自我扩张趋势，这种行政权利的扩张，造成了社会的难于承受的状态，在中西部地区有可能把社会（这里指的是小农经济社会）压垮。１９９６年以后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跌，有一部分农业剩余被市场给吞没了（事实是被我们城市居民享受的价格剪刀差给吞没了），另一部分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这样做，所以，维持地方安全和地方发展的、承担地方安全和地方发展职能的地方政府，已经转化为它的反面，它成为地方动乱和地方不发展的一个充分的原因。这是最使人感到焦虑的地方。
   
    　　沿海地区也有这个情况，但是它被新做的蛋糕给掩盖掉了，而且沿海一带的行政权利这几年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它的职能已经转化了，市场化了。我在浙江调查发现，现在地方政府的官员对行政权力的职能已经和明确了，第一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软硬环境，招商引资，有了资本的有效投资，那就有了充分的就业，劳动解决了，不要提供失业保障了；第二地方政府有了税收，财政解决了，有了税收可以提供公共用品，这样什么都解决了。所以，资本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是成为权利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反复讲，是政府加入了ＷＴＯ，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我看大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中部地区的官员，你怎么和他讲都不明白，他一直迷信权利。他要办一个企业，他叫农民种上东西，他讲这个东西值钱，种粮食不值钱，拔掉，或者搞鱼塘，鱼值钱，结果鱼养起来，第二年卖不出去，农民把鱼仍到县委书记办公室里面去，他还是不明白，鱼怎么卖不出钱呢？怎么掉价了？他们怎么也搞不清楚。高度的迷信权利，不按市场规律的运作，那是中西部地区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迷信权利是我们中国的国粹。
   
    　　东部地区对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崇拜，好象逐步取代了对权利的崇拜。但是，权利屈从于资本的现象，也成为我们现在忧郁的问题。因为，以地方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比如在招商引资中，各个地方竞相压低土地价格来招商引资。一个省的土地是4万／亩，而隔壁省就是２万／亩，地方上很焦虑这个问题。承认资本在市场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个沿海的地方官员都很赞同，但是，这样以来如何来保护农民和保护劳动者，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突出。他们都自己都感觉到这个问题，无力来保护我的农民，八十年代就说全中国变成市民，到九十年代一次买断，给你多少钱一亩地，但是，许多人安到这笔钱，比如投资失败炒股失败。无以为生，怎么办？找政府，政府很头疼。所以，针对这种出现的问题，我们在分析设想义冢制度，如何让土地成为农民的一个基本保障。现在，像发达地区，土地流转，存量的土地变成资本，增殖的这部分如何分配，如何确保农民的利益？这里存在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讨论。
   
    　　上面讨论的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腐败的问题，我认为个人的腐败是枝节性的和次要的，而制度性是就是根本问题。制度性腐败，就是说我们这个持续了两千年行政权力体系的管理体制和运做体制已经高度不适应展开当中的市场经济。如何建立一个廉洁的、高效的、现代化的政府呢？目标已经被朱总理提出来了，但他看看这个事实，全部是在向反面发展。原因何在？值得研究。
   
    　　改革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和市场经济适应，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讲是个巨大的考验，是对民族智力的挑战，也是对政治家勇气的挑战。
   
    　　表面上看，我们说我们的问题是党政合一、党政不分引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党国不分，为什么党的权利凌驾于国家之上？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行政管理的层次日益加剧，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我们也只有三阶：省、县、乡、乡政（公社）。现在为什么在二十年当中城市化发展中，在推进城市化的名义之下，地变成市，即一级政府了，一级政府就有五大班子，一级财政就是一级搜刮，因为吃饭财政，什么是吃饭财政？就是财产就是供养官员吃饭，吃饭的目的是为了办公，办公的目的是为了办事，结果是办不了事也办不了公，就吃饭。为了吃饭要钱，所以所有办公办事就是为了去搞钱。这样的财政怎么行呢？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怎么行呢？它把社会压垮的同时也会把自己压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教育部门逐渐开始的腐败问题。我也参与腐败，我很惭愧，但是内心又很想腐败。这十年工资猛涨，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猛涨，还只是悄悄的涨。去年开始，我们同清华北大接轨，加了岗位津贴，岗位津贴一般比工资要高一点，这样我下就成了一个中产阶级了，原来月薪是两千多一点，扣掉四百拿到一千六七，去年加到三万，今年加到四万，钱哪来的？还有系里面创收有一个，整个教育是一个垄断，靠垄断吃饭，这个教育
    因为拥有知识而成为中产阶级的过程，怎么样从一个臭老九变成一个香老三了。这个过程我们自己来分析，一国家财政，中央不足地方补，很多是联办，上海正好有钱，那么就给我们钱，而工资单中的三百二十块是教委中央财政拨的款，因为我是华中理工大学，国家教委出的钱，是３６所当中的一所；其中八九百块是市财政联办拨的钱，还有一块是我们校产，其余我们院系的一块，那就是读卡通大学了，卖文凭了。这些年来，我也没有少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关于我们院系几十号人的奖金问题，而且面对着住房货币化的压力，小孩读书的压力，当然还要改善各种生活条件的压力，对学校而言，这个压力很严重，否则不能满足人才就跑了。
   
    　　这一块的问题一说就必须追溯到从１９８６年，当时党政部门、军队部门、教育部门、医疗部门、还有几大垄断部门，国家的财政支出不足以养活该养活的人，就开了一个口子，你们自己去搞票子。这个制度性的腐败造成军队的腐败，当时我就讲，毁我长城就是这个最糟糕的政策，军队无论如何是要国税来养的，其他的税种，其他的自养这个军队一定腐败。所以朱老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基本解决了。那么教育呢，很大一块我们地方的控制，高校的产业，还有就是我们
    自己的办班，办班这些年来已经是，当然主要这个钱是官吏交换。卖文凭，三万块，也有不来读的，或者偶尔来一下，当然办的好的也有。我在复旦办的班，钱是拿了，也确是尽了力了，上海最好的教师配备上去。那些党政官员听课率很高，但是大量的我所知道的都是卖文凭，包括成人教育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是我们也参与腐败吗？还有就是提高服务价值，原来学校生３８００，现在４８００，到明年可能要取消研究生博士生的补贴，可能也有一个动意要取消了，就是也要自费了。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舆论早就放出来了。医疗，电信，电力部门，自来水部门（我们的自来水部门应该以财政来开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体制内的象我们这一批人怎么会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怎么就能够买的起商品房呢？这个问题，我觉的就是说中央财政不足以养活他该养活的人，所以象地方，象财政预算外的收入就开始积极发展起来。据说现在在中国东部地区（全国范围都是这样），就是财政收入和预算外的收入再加上乱七八糟的罚款.苛捐杂税收入，大概基本上是1：1：1这样的一个比例。正税大税好税一般中央拿去了，县以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基本上靠苛捐杂税和罚款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