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还记得二零零八北京奥运会上，张艺谋演绎的那场盛大开幕式。辉煌的表演，尽数古代中华文明的精奇与浩瀚，而一场集体回忆，却偏偏中止在中国步入近现代的一百年。这是令众多观者遗憾的地方：难道现代中国，就没有可表之处？
舞台上的短短一小时当然无法苛求，但类似的遗憾和困惑却在很多领域真实存在。困惑的核心是一个词：解释。该怎样「解释」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改革开放三十年，当西方语带惊奇地评述「中国奇蹟」，当中国锋芒初现地默念「大国掘起」，这一切究竟怎麽发生？GDP持续三十年、年均百分之九点八的高速增长从何而来？这其中的每个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每一个致力于此的知识分子在阐述时，都遭遇大块大块的空白。这些空白，是细节，是故事，是个体浮沉，是人物命运。它们的周围，反反覆覆地堆砌著无数的理论和数字，时间轴线一拉长，更显出历史主体的苍白。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试图向海外专家解释中国企业成长时，正遇到这样的尴尬。
那是二零零四年七月，他在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做短期访问，参照美国、日本、欧洲等不同地区研究中国公司的成长，却在和国外学者交流时遇到瓶颈：「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採信的资料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
企业家创造的历史
在哈佛商学院，有专门的商学史教研室研究美国的商业史，他们不会讲哪一年美国GDP是多少，而会讲洛克菲勒、巴菲特，或者具体事件。这刺激到了从事多年财经写作的吴晓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清华大学MBA教的还都是美国公司案例，这是很丢脸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产生自己的商业思想的年代。但它们诞生的前提是，要有一些人去做最基础的工作，把公司的历史沿革梳理出来，把经验教训提炼出来。」
于是，他决意要动手梳理中国企业史，整理三十年跑马扬鞭、尘土飞扬的商场上，那些被冰冷数字模糊了的人和事。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激盪三十年：中国企业一九七八—二零零八》。这里面，有一九七八年考上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的同班同学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当时黄宏生十八岁，陈伟荣已经过了四十，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创维和康佳，极盛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佔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
也有一九七八年前后，走出湖南和四川监狱的两个男人，一个叫杨曦光，一个叫牟其中，入狱理由是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被打成反革命。出狱后，杨曦光参加高考并一举登榜，三年后他成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再两年就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用模型、资料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出过的那个问题」，直至二零零四年去世。
牟其中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出狱后当即借了三百元，创办了一个小贸易公司，随后十年，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等手法迅速暴富，成为《福布斯》评出的首位「中国首富」，「他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首富的光环下越来越浓烈，终而他在年过五十之际再度入狱，至今还在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
还有改革初期曾是个体户代表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有奖销售的方法后来受到政策的闷棍，血本无归，在私营经济的政策低谷的一九八九年底，他因「犯有流氓罪」被送进了监狱。还有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柳传志领导的联想、鲁冠球领导的万向和李经纬领导的健力宝、潘宁领导的科龙截然不同的命运。
正如吴晓波在序言中所写：「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複杂和莫测之中。」《激盪三十年》尽可能客观展示的，正是饱受争议、面目模糊，又恰恰为三十年贡献了最多的企业家群像。
《激盪三十年》上下两卷的写作从二零零五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八年初下卷（一九九三至二零零八）出版完全完成，吴晓波用了整整两个半年头，期间，几乎没有做任何别的事情。此前，他已经是相当知名的财经作家，曾写作《大败局》，六年重印二十八次，记录「中国式失败」企业案例被引为经典。但直到动笔写作《激盪》，他仍然有隐隐的不安。
《激盪》风行五十万册
「知道这件事该做，方向没错，但是心里没底。之前写的书，《大败局》是个高峰，其他销量一本不如一本，老婆很担心。后来我们猜测，《激盪》出版赶上纪念热潮，估计能卖五万册。」吴晓波如今坐在杭州的家里，回忆起来还要笑。
实际上，仅仅一年多，《激盪三十年》已经卖了五十万册，并仍然不断加印。不止如此，「激盪三十年」成了民间总结改革的核心词彙，在上海第一财经和东方卫视，以《激盪三十年》为蓝本的纪录片《激盪》热播，吴晓波亦同时担任总撰稿。吴晓波这样写一九七八至二零零八的题记：「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掘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这个出生于一九六八年、毕业于一九九零年的中年男人，身上仍带著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独有的温润和理想情怀。正是这情怀，让他即使写作商界簔杀、时代乱象，笔尖仍带优雅、趣味，且诗意盎然。
他用食指和北岛的诗描述七八、七九年的破冰时刻；用崔健、海子和罗大佑点题八八、八九年的「倒春寒」；用韦伯的「世界不再令人著迷」带出一九九七年；也用街头流行的《嘻刷刷》「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来形容民营企业的产权变革。更重要的是，他的视线愿意穿越枯燥的数字和理论，直抵人本身。
没有见到吴晓波，你想不到四十岁的他看起来这麽年轻；见到吴晓波，你想不到他活得如此潇洒自如。他的好友、财经作家覃里雯如此描述他：「他作新华社记者多年，亲身接触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商业界的许多风云人物，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他还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商人，和能干的妻子一起运营自己的公司，生活优裕；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承继了江南文人传统、爱书如命、极为好学的才子」，正是这种「极度分裂的『三重人格』」赋予了他深入而又超然的独特眼光。
商业中国的核心逻辑
在吴晓波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种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而核心则是：「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著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当今中国商业秩序的败坏，其根源便在于政策的制订机构从一开始便有其自身利益的诉求。」
吴晓波认为，只有全景式的检阅三十年企业史，才让人们有可能透过表面的「奇蹟」，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的那些迷雾」，比如为什麽伟大的经济奇蹟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比如超常规发展可能带来的「报应」----「也许繁荣生成的时候，腐烂已经开始」。
不过，他的「野心」似乎仍未满足：「写三十年时发现，很多东西不是三十年的产物。中国的商业也有它内在的血脉，没有断掉。」他关于民国的研究----《跌盪一百年：中国企业一八七零—一九七七》即将面世。这个著迷于商业史的写作者，下一个目标，是梳理两千年的中国商业史。
他的另一个身份，蓝狮子财经丛书的出版人，也没有閒著。二零零二年成立的蓝狮子发展至今，是国内最优秀的财经图书品牌。从公司史、企业家人物传记、企业管理文化到行业历史，蓝狮子分批组织作者进行写作、出版。
从吴晓波这里，可以看到这努力清晰的轨迹：一百家标杆公司的公司史、重点行业的行业史、商业变革史，三部分构成一支完整的商业史演进曲。这和吴晓波本人所做的从三十年到一百年，再到两千年的梳理，恰恰构成了中国商业历史脉络完整的横轴和纵轴。
这一份吃力未必讨好的工作，与其称之为野心，不如视之作历史责任感。如吴晓波二零零六年在杭州写下的：「我希望我的创作不致于辱没了『中国掘起』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神话。」
中国的制度变革和财富增长成就了一个奇蹟。然而，怎样向世界解释清楚这个奇蹟的发生和更长的过去，我们却面临令人尴尬的空白。从《激盪三十年》到《跌盪一百年》，吴晓波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