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当特首曾荫权担任财政司长的年代，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一份有关专业顾问招标模式的世贸协议，协议指明所有一百五十万港元（约十九万美元）以上的政府顾问合同均需进行全球性招标，这个协议表面上是十分合理的，但是其他签约地方均保留最后决定权，只有香港特区政府放弃了这个权力。
   
    这个协议反映了特区政府在处理香港长远利益和国际利益之时，缺乏一个保护香港利益的意识。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全世界

任何人士和公司均可以来港投资发展，签署国际性的协议没有什麽不对，但是任何一个开放体系均需设定一个自我保护机制，才可保持这个开放体制的稳定性。香港回归以来的国际大格局也改变了，香港的国际化不仅越来越需要一种有中国文化观的国际视野，香港的政治领袖更需要在保持香港国际化地位开放性的决心同时，也必须具有一种看清大形势自我保护的视野。
   
    在零八年的日子，特区政府因股票热潮而一面倒的唱好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曾特首还提出香港将进入「黄金十年」，特区政府完全没有警识到广东省政府执行「劳动法」对数以千计香港中小型厂商的影响，大量的倒闭潮出现对香港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就算是没有出现九、十月的金融海啸，「劳动法」的执行也是势所难免，金融海啸出现更把问题恶化，并令大量未能适应「劳动法」的港资厂商走向倒闭之路。
   
    政治领袖的其中一个重要责任是「危机处理」，即在危机出现之时，以冷静果断创新的手法化解危机，处理危机的能力不是来自运气，而是脚踏实地的透过知识和经验，看清形势，对症下药。英国首相布朗（白高敦）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危机应变扭转他本来低落的民意，不是来自运气，而是他本身和其执政团队对危机本身的深入理解。
   
    突显政府缺乏方向本质
   
    香港政府近年常常强调要进一步维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对于如何定位、如何定义、如何维特、如何执行，却有点似中国大跃进时的「追英赶美式」痴人说梦，一味单方面以诸如争取更多「自由行」的手法，期望中央淮许「金融直通车」为目标。这种被动和一厢情愿正好反映了没有方向的本质。
   
    另一个例子便是台湾在两岸「大三通」后对香港经济影响的评估，也是一厢情愿的乐观。危机处理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假设最差情况发生之下的应变，而应变是需要长期研究和资料搜集作根据的。例如「三通」对香港航空和物流业的影响是深远的，是策略性的。有些香港特区官员在未深入理解以前便早早定下「没有太大影响」的结论，是十分不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