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中国出版的《地下性工作者调查》显示，中国西南部分省市性产业的庞大复杂令人瞠目结舌，环环相扣的锁链搅起巨大的旋涡，为SW和性产业提供保护的同时，诱惑着牵引着更多的人陷入其中。

性工作者在整个服务链中只是一个WORKER，是真正的工人，她有管理者、保护者、相关利益的分享者。SW从高到低分五个级别，最高者年入可达10－20万元。

六环扣成性产业链

香港商报引述调查表明，有六种群体是未来对性服务人员进行研究的相关对像的人群，这六个群体虽跟性服务群体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他们是密切相关的。

第一种群体就是：性工作者群体，这里的性工作者群体是指提供性服务，包括性交服务的群体，这个群体在这里属于核心的群体。

第二种群体是边缘性服务群体，通常属于坐台小姐群体，她们大部分提供陪唱、陪酒的服务。这些小姐只坐台不出台，这个群体通常都是刚出道的服务人员，她们当中大部分人员往往将直接转变为性服务人员。这个群体在总量上比性服务人员数量要少些，但在她们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模糊性，她们中间的少数人也会偶尔提供性服务，但总的来说她们是不属于核心的性服务群体。由于这个群体具备直接成为性服务群体的可能性，所以在性服务研究中，包括对性工作者自我保护的知识传播方面，她们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对像。

第三种群体是妈咪群体，是性服务人员中间的协调者与组织者，她们中大部分人从事过性服务，拥有相当的经验。从个人能力上讲，她们是比较擅长建立社会关系的群体，再加上她们都有一定经济上的积累，并且由于没有其他什么专长，而且对这个行业也已经有了较充分的认识，有很大的掌控能力，所以她们也不愿意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

但也有一部分妈咪原来没有从事性服务行业的经验，她们仅仅是把“妈咪”作为生意来做。在妈咪群体中，前一种占的比例要大一些，能达到60％－70％。妈咪群体是性服务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资源与地盘的掌控者，主要做地盘的保护与划分、社会关系联络的工作。妈咪在性服务人力资源的挖掘上，起的是核心作用。

第四种群体是堂子老板群体，性服务场所的老板跟性服务场所大部分情况下是分离的，特别是在中高端场所里基本上是分离的，在低档像发廊、美容店这样的地方还存在合一的可能。由于堂子在某一地段上有稳定性，所以堂子老板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地面社会关系。

因为他是“庙”的拥有者，如果他不能搞定社会关系的话，他的生意就会非常危险。而且即使出现了扫黄之类的活动，堂子可以将责任推给妈咪，妈咪是动态的是可以跑的，所以这也是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堂主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推卸责任的，可以逃避惩罚。

第五种群体是保护者，或者民间保护者，带黑社会色彩的。他们大半是跟堂子老板建立关系，也有一部分是跟妈咪建立关系的，比较少的是跟小姐直接建立关系的情况。他们最主要是打击、防止以黑契黑的方式侵犯小姐利益的黑社会或者地痞、流氓。同时也对付一些不老实的客人，在经营者遇到经营风险的情形下，他们才会出现，但大部分不会在日常的场面上出现，所以他们是隐蔽在背后的力量。

第六种群体是可能会提供庇护的一些官方机构和人物。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在某一地方出现大批的性服务场所，这通常是跟某些官员个人或某些官方机构有关联。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这方面越是具有规模的性服务场所就越是有这个可能，这种机构高至相当级别的军政单位，低至村子的联防队，非常复杂。很显然，这种庇护模式跟民间的保护力量是互为“表里”的，通过这样的形式而降低经营风险。

除了这些群体外，还有值得一说的是出租司机群体。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想了解性服务场所的分布，最主要的提供即时线索的群体就是出租司机群体。即使在严打与扫黄的时候，出租司机也会很清楚谁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行业的群体有的与性服务机构达成了一定的默契。例如，出租司机要是把客人带来，性服务机构就要给司机一定提成。

上述这些群体组成了整个性服务行业的服务链，性工作者在整个服务链中只是一个worker是真正的工人，她有管理者、保护者、相关利益的分享者。

地下性产业规模惊人

在零点的调查中，访问员一般会问SW平均一天有多少客人，过去的一个月会有多少客人，向客人收的钱。袁岳指出，对SW来说，“最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是你从哪儿来的”，SW对于自己的来源非常敏感，很多人说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零点公司调查人员在西南两省一共接触的有一千两百多位，访问成功的有八百多位。经过这些调查，他估计这两个省的直接提供性服务的SW有10万人左右，而在内地估计总共有200万。

对于造成性产业规模如此之大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在于由农村向城镇发展的流动人口增多，而打工妹年龄偏低，文化水平也不高，其中又有九成进入服务业，在外界环境的巨大反差下，极容易从事卖淫活动；其二是较高的城市失业下岗人口，导致部分人为生活所迫开始从事性交易；其三就是中国男女人口的比例失调，所调查的SW年龄在19－24岁之间的占到了55％，而其中只有初中毕业的占到了45％，并且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或是失业妇女。

在SW整个就业人群中大概有85％到90是农村出来的，一般来讲，用4到5年的时间，一个普通女孩子根本不可能改变社会地位，不可能实质性改变她的经济状况，也不可能实质性具备消费的能力，而如果她做SW，至少她所向往的那些东西基本能够实现。“所以这对她来说有一个非常强的动力，我们有个感觉，就是说可能大部分的中端以上的SW来说，她比很多普通在工厂工作的女工，大概前景还要设计得清楚”。

当然，很多SW在最初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会有一个很长远的计划考虑到金钱和名誉等问题。袁岳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是，SW利用地理上的距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说如果是东北的，现在在西南做，所以没有人知道。很多SW都表示，最初踏入SW行业，跟小姐妹的劝说密切相关。从一起去喝一趟酒，契一餐饭，到偶尔坐台，唱唱歌，遇到气质很不错的客人时就开始有所动摇，一旦走出第一步，小姐妹又会劝她无所谓啊，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

SW分五级贫富悬殊

SW分为五个级别

整个的SW行业是分级别的，基本分成五个级别。通常最高的级别是高档的夜总会和高级宾馆，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里面的，不是小规模的，以夜总会形态为主的，和比较高端的在宾馆里的洗浴场所；中高端一般以歌厅为主，然后在宾馆里面的发廊，这是星级宾馆里面的发廊；中端是属于比较大的一块，是会在普通的发廊，然后普通的洗浴中心；然后中偏低端是低端的发廊、洗脚屋这一类的；最低端的是站街的。

SW从头到尾的服务模式不一样，而且组织化程度不一样，就是级别越高规模越大，管理的每个组织越大，而且所提供保护措施越越齐全，越终端越是个人化行为。

嫖客有打扮模式

为了更好的取得SW的信任，完成调查，访问人员首先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化装或者是一定程度的培训。比如说衣服，不能穿特别体面的，包也不适合背那种像记者那样或者学生那样的包，所以统一配的包都是夹着的小包，乡镇干部用的那种包。

此外，讲话也不能太文绉绉，还不能戴眼镜，就有同事因为看起来像记者被打出来过。那个访问员具备所有刚才说的特征，戴着眼镜，爱背一个包，穿衣服穿得挺乾净，人也长得挺清瘦，他的访问成功率最低，因为每次去差点就要被人家打出来。后来对他进行重新包装过之后，他成功率就提高了。

贫富分化严重

在较高的层次中间，年收入可以10万到20万；中等层次的，可以达到三四万的收入；如果较低的，则收入很不稳定，一年有差不多几千元到万元的收入。“跟我们的主流职业一样，SW职业里面也是划分了收入阶层”。

对于像高端的SW来说，能够把六七成的钱存起来；如果在低端的话，因为本身她总的收入，很多是要养家糊口，所以存钱的可能性比较少。最典型的储蓄分布呈一个纺锤形分布，中端是最大的，差不多人们会把三分之一的钱存起来，另有三分之一做交际花费。

在消费比例方面，SW比普通女性在化妆品和服装方面的投入大概会有2到3倍，安全套支出也是她们一个很重要的费用支出，另外她们会有卫生保健用品。

调查让女人走开

此调查项目负责人袁岳介绍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想可能对女性性工作者的访问，可能适合女性访问员来做，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批的访问员去的时候是有男有女的，最后我们发现女性的就是完全不合适。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开始进门的时候很多旁边的女孩子眼睛朝我们看的时候，都不看我们，是看那个女孩子，所以后来我们心里在想，肯定她们在想说，什么地方跑出来一个野鸡，没打招呼就跑到我们地盘上来了，就是那种目光很挑□。”

“我们跟那个妈咪都商量好了以后，我们就找那个女孩子来访问。女孩子一来以后，我们先会问她，我们首先确认问她是不是出台的，她说她不出台，我就觉得奇怪，刚才跟妈咪说好，找的这一组是出台小姐。直到我们说，这个是我们老板的小蜜，这个老板一出门老喜欢把他那小蜜带着，那个小姐才很放松。她说她知道小蜜，跟她们差不多了。然后她就放心了，随后说，这个出台嘛关键我要是要看谁了，那人好我们还是愿意出的。”

“所以她的前提是在于，她觉得有一个女孩子在那儿就觉得不正常，确保这个不是。所以后来，这也是我们第一，前两个星期，部分原因我们不能够找到合作的性工作者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女性跟我们一同，影响了大家对我们的信赖，所以后来我们从正式开始的时候，就是统统都换成男生。”

“巨轮正在撞向冰山”

联国指内地爱滋病威胁与日俱增

2003年7月，联合国爱滋病中国专题组在北京发布了有关中国爱滋病形势的最新报告，内地爱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数有100多万。在中国内地的22个省中，已经有7个省出现爱滋病严重泛滥，即将爆发的省有另外9个。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警告说，如果继续任其发展，到2010年中国爱滋病毒感染者人数将可能高达2000万。

联合国爱滋病中国专题组主席泰丽雅女士解释说，之所以使用如此强烈的“泰坦尼克”比喻，是因为内地正处在爱滋病灾难的边缘，“一艘巨轮正在撞向冰山”。

“低流行”标签有问题

这份报告称，内地目前感染爱滋病病毒的人数可能已超过100万，高于中国卫生部估计的85万。这一数字不到人口总数的1％，仍然属于爱滋病低流行的国家。不过，报告同时强调，给一个国家贴上“低流行”的标签是有问题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它常常掩盖局部地区已经出现的严重疫情。

“南非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傅爱民博士说。10年前的南非也曾被贴上“低流行”的标签，但如今它已是世界上爱滋病肆虐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报告特别提到，内地的云南等7个省份目前已经亮起红灯，出现爱滋病的局部流行。不仅如此，爱滋病正从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在云南瑞丽，普通人群中的爱滋病病毒阳性检出率竟然高达1.4％。2001年底，全国31个省份累计报告爱滋病病毒感染者30736名。但这个数字反映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缺乏检测设备和专业人员，数以万计的、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的感染者并没有被发现。

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在报告中指出，隐藏在冰山一角下面的，还有许多未被正视的危险因素，如爱滋病知识的普遍缺乏、大量的流动人口、性别失衡、贫困等。这些因素容易使普通人群感染上爱滋病病毒，从而给中国带来无法想像的人类痛苦、经济损失与社会破坏。

SW是爱滋病高危人群

泰丽雅女士强调，在爱滋病的流行中，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除了注射吸毒人群，还包括性工作者、性病患者、同性恋者等各种人群。曾作为福特基金生殖健康项目官员在中国工作的高芙曼女士说：“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镇，都有性工作者。而性工作者的爱滋病病毒感染率在增加，安全套的使用率又比较低。如果从城市走向乡村，你还会发现，知晓爱滋病风险和防范措施的人越来越少。所有这些，为通过性途径向普通人群传播爱滋病创造了条件。”

当一艘巨轮在大海中漂泊，就要撞到冰山时，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沉没。联合国在报告中呼吁，中国各界立即行动起来，以更为开明的态度与爱滋病作战。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EntDigest/Life/2003_9_17_20_29_23_2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