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闲的时候喜欢随意地翻翻书，自譬村鸡遛弯，聊作精神的零食小补，于蹇促的生活以外，从心的漫游里剥削到片刻的适意与安恬。窗明几净，茗烟已侍。信手一翻，居然是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这篇文章已不知读过多少回了，今日再读，至“缺不了”三个字时，仍不禁大笑失状，继而沉思。我们的国民性，总是可爱与可笑并存，可敬与可悲同在的。但今天我不想就这个话题谈一点什么，一是因为复杂，二是因为沉重。我倒想谈谈樱花。日本唯一给能我留下好印象的东西，恐怕只有樱花了。樱花被日本人视为国花，普遍地受到国人的喜爱。但据说早年他们是喜欢菊花的，近代发生了变化，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新产物。菊花隐逸高洁，人生倘真能以此高格为尚，今天的日本人不知会赢得多少敬仰。但是，他们选择了樱花。樱花原本也无所谓恶，她带给人的浪漫的情怀，多少维持着世界对这个民族的好感。但这种好感很大程度上却是从各民族自身的审美习惯获得的。或者说，人们喜爱樱花，与日本人的喜爱是根本不同的。比如，我曾分析过樱花在李登辉先生精神世界中的中国情结，在这个狂热的日本皇民教育的标本里，随着年岁渐增，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浓厚地浸淫着他的感情世界，这是人之常情。他的童年时代的记忆里，一定少不了日本殖民时代的一切景象，樱花以及樱花一般曼妙的日本女人、堪称人生教父的武士、浪人……这个政治上越来越陷于孤独的老人，晚年唯一可以温暖灵魂的，恐怕也只有童年这些温馨的回忆了。因此，我曾从这个角度编外日本人，要求人们原谅这个彻头彻尾的老汉奸，因为他是多半灵魂已经在奔赴靖国神社的铁杆儿汉奸，至少要比一些为了利益出卖祖宗的阳奉阴违的汉奸来的真诚。
日本人对樱花有独特的理解。日本有句谚语：“花要樱花，人要武士”。樱花是武士精神的象征，当然在日本，樱花也象征女人。日本人在生孩子的时候会问：“是樱花还是武士？”可见樱花和武士已经成为日本女人和男人的最高象征了。中国人对樱花的情结，大约都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因此鲁迅描写的那帮爱凑热闹的前辈们，赏樱花是假怀春应该才是真。日本女人在日本迄今未改的男权统治下，已经训练成了天下最温顺最体贴只懂牺牲的男人的理想产物，他们既是日本男人泄欲的对象，又是培植日本男人武士精神的第一实物。日本的色情产业之发达，他的根源不能不说是建立在对武士精神的狂热追求上的。日本男人通过对女人的绝对的、狂虐式的占有，培养了最基础的统治欲，或者说培养了基本的武士精神上的“大”，当他们在取得任何成就，嘴角下撇，高叫“大日本如何如何”的时候，不能抹煞床塌下被蹂躏的日本女人的功劳。但终究，日本女人的被世代训练成的集体个性，不可避免地也成了同样男权的中国男人的情爱梦想。我们从两件事里印证这种情况。一是林语堂的“人生三大乐事”，一是徐志摩的一首诗。那三大乐事是“吃中国菜，住洋房（这个梦想现在正在一些地方成为现实，农民富裕了，干什么？先盖个洋房住住!比如华西村），娶日本女人。”徐先生的那首诗叫做《赠日本女郎》，诗云：“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把一个理想的日本女人的娇媚以及中国文人的情种形象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日本，樱花与武士的密不可分，可以从一段日本的小说的描述里得到印证：“我的父亲说，我是从樱花变来的，樱花变成了武士，武士还会变成樱花”。事实上除了民间的视樱花为美丽的女子，表达伤逝的情怀外，日本近代的统治者们为了政治目的刻意宣扬的，却是樱花代表的武士精神。“樱花呀，樱花呀！暮春时节天将晓，霞光照眼落英笑，万里长空白云起，美丽芬芳逐风飘。去看花，去看花！看花要趁早。”（日本民歌《樱花》）倘若只如此，这个民族倒当刮目相见了。
“花要樱花，人要武士”，据说日本男人爱樱花，是很早的事。可是身佩双刀、专事杀戮的武士如何与娇美的樱花扯上关系呢？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樱花是女人、性的象征，武士是男人、征服的象征，拿中国传统的“美人英雄”关系比，都是合情理的。况且正如以上所说，武士精神培养的第一实物本来就是女人，而且她又“当春发生”。但是日本人说得要更浪漫一些。他们认为，樱花与武士在气质上是相通的，最直接的相通处是：樱花虽美但花期短暂，正如武士常常年纪轻轻就使大好的年华付诸东流是一样的，因此早期的武士们睹物思情，多少流露出人性的悲凉，这与其后的军国主义下的武士们的理解还不是一回事。樱花的美丽与早逝，启发了早期武士的舍生忘死，他们认为，肉体的牺牲是返回永恒的神国的悲壮的仪式。但这种对于生命的不尊重，为日后被军国主义利用，推动民族的狂热奠定了文化基础。樱花带给武士的精神共感是凄美悲壮的，也是诗意的，因此对一个日本男子的诱惑也是深远的。有人说日本男人的名字取得美，比如渡边、藤野之类，富于诗意。但是这些名字里都不难发现武士精神的境界：凄美、孤冷与悲壮。
早期的武士精神如何转化为后武士精神，成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的，这是我一直关心的话题。一篇叫做《樱花，日本的惆怅与失落》的文章说：“1853年，美国海军的一支舰队闯入日本浦贺港，要求谈判“通商”事宜。第二年日本被迫开放了港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日本的有识之士受到启示并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口号。1868年年初，幕府统治被推翻，深受西方文化思想熏陶的明治天皇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允许土地买卖，引进西方技术、鼓励发展工业、发展教育，提倡社会生活的“文明开化”等）。”
明治维新的改良是我们熟知的，鲁迅文章里提到的那些樱花树下的老兄们，当时就担当着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重任。但是历史在看到明治维新的可见的改良的同时，却偏偏遗漏了日本人处心积虑地进行的文化改良。所谓的日本文化，原本就是外来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杂糅起来的“杂种文化”（此称出自被誉为战后日本最大知识分子的加藤周一）。这种没有文化独创的社会形态，一方面说明大和民族未必是他们宣扬的“最优秀民族”，另一方面造成了这个民族的终极自卑，进而形成“自小”与“自大”并存的日本民族的基本个性（此论在后叙述）。有“日本的伏尔泰”之誉的明治维新前后的重要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没有儒学，不可能有（日本的）今天，把日本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日本人由于没有文化独创的能力，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但是好学的学生却喜欢耍耍小聪明，偷偷对外来文化做些手脚。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到了日本成了“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这样不伦不类的东西。其中，被中国人视为最重要的道德基础的“仁”，被换成了“忍”。一字之差，造成了异类，不知当初文化引进的日本先祖们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如果说爱国主义和武士精神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突出成分的话，明治维新时代出于新的扩张政策的需要，他们在文化教育中将日本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中植入了军国主义的成分，使之合二为一，侵略、无情的杀戮、牺牲、卖淫，与爱国的情绪被统统画上了等号。爱国主义，是人超越自利的狭隘境界的道德提升，是为了利他而做出牺牲的可贵精神，但它一旦被与爱国名义下的掠夺和侵略嫁接，就会使善良的民众沦为人类的敌人。第二个文化改良，就是对武士精神的改良。方法是一样的。，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日本人评价武士起初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评判的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终于自己的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这时候得势的武士把天皇置于武士团的顶端，并把全国的青年纳入武士团队，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战争掠夺求得发展”。这时候，他们一面极力宣扬武士精神，一面神话天皇的地位，使武士精神与“忠于天皇”的侵略活动画上了等号。如果说军国主义对爱国主义的嫁接，导致了民众对外侵略的热情的话，对武士精神的嫁接则直接培养出大批我情的侵略工具。
原本已经失去作用的天皇，为了战争的实用目的，日本人把它重新树立起来，足见其神道的虚伪和欺骗的本质。为重新树立天皇的绝对地位，他们不惜篡改历史，甚至在正规的历史教科书中，将神话传说当作历史事实讲给孩子们听，说天照大神是日本的始祖，日本第一代天皇是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说神武天皇东征的时候，忽然飞来一只神鸟，落在神武天皇的弓上，一展翅放射出耀眼的金光，使敌人头晕目眩，失去了战斗力，因而东征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日本国家。如此一步步地，千千万万追求勇敢的“桃太郎”，便自觉地、义无反顾地被送上了战争的前沿，变成了无数杀人的魔鬼（日本文化中“仁”与“忍”的置换加剧了这一进程）。
这一时期，樱花也成了激励战士“强大”斗志的文化工具。在《日本人与樱花》的课文中说：“日本大和民族如同樱花一样，为“群芳之领袖”。说“日本人性爱花，花之中尤爱樱花。日本古语曰‘花则樱花，人则武士。’故推樱花为群芳之领袖，尊武士为四民之魁首。日本人爱好樱花，似受樱花之暗示，所以其国民性为光明、淡泊、尚武、乐天。” 在《国体尊严》一文中，把日本大和民族说成是“日出之乡，阳气所发，地杰人灵，食饶兵足。上之人以好生爱民为德，下之人以一意奉上为心。至于其勇武，则皆根诸天性，此国体之所以尊严也。……非海外异邦可企及者。”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精神在武士精神的篡变中在每一位“桃太郎”心目中树立起来了。就连杀戮的武器，也披上了樱花的绚丽的外衣。如日本日本军官军刀上就饰以樱花，刀柄、护格、闭锁按钮、刀穗环、刀路铜饰、挂环座等处，计有大小31处樱花的纹饰。
这种对文化嫁接造成的日本民族整体人格的扭曲，表现在战场上是触目惊心的。
一次在一个采访节目中听到这样的故事：日本侵华期间的华北大扫荡中，日军追杀全村的老少，并作非人性的处决。其中，他们把所有抓到的儿童的两条腿分别抓住，两个军人奋力撕扯，直至将“吱吱”叫着的孩子，从大腿根部开始撕成两半。残忍是听说过的，但是如此的残忍——尤其对那些单纯的孩子、在无仇恨的前提下，日本兵如何下去他的手，他们的人性究竟如何被阉割，尽我的想象，却想不出。但这无疑是研究日本民族的一个重要课题，等待有识之士的研究。
在鲁恩·本尼迪克的《菊与刀*自我修养》一节里找到这样一段话，“日本人最喜欢的苦行是在天亮之前站或坐在冰凉剌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冰水洗澡三次，但其目的是锻炼自我意识，直到觉不出痛苦。求道者的目的是训练自己能够冥想而不受外界干扰。当他意识不到水的冰冷，在寒冷的清晨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满”了……”也许当他们把稚嫩的孩子撕成两半的时候同样能体会到别样的“境界”？算了吧，我不愿再想下去了，我的心已经在流血。在一篇《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一文里，一位在中国曾得到善待的日本学生这样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那么无情，却对一个外国人恭善有加。我刚开始来中国时，不过一个穷书生，但我却能受到超国民待遇”。“无法理解”证明日本人至今不懂“克己复礼谓之仁”的儒家基本的道义思想。
有些日本人至今还把当年的投降叫做“休战”，并以一种傲慢的心态对待当年犯下的罪行。他们不止一次地表达对中国的小视，认为中国是一个不称职的战争对手。当然，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除了有自身文化的缺陷外，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侵略加剧了民族的灾难。但是日本人忘掉一个基本的逻辑：一个处心积虑、精心准备的强盗的一时得手，有资格在毫无战争准备的受害者面前吹嘘吗？以甲午战争为例，为了这次和以后的多次战争，“早在1798年，本多利明就献上了《经世秘策》，主张占领中国东北与库页岛。1803年又献上《贸易论》，主张以战争形式掠夺财富应该成为日本的国策。1823年，左藤信渊内阁制定《宇内混同秘策》，提出要使“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天皇之臣民……凡此先以吞中国始。”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国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择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
百余年的战争准备，最终落得个惨败，有人居然还在吹嘘“大日本”，真是一个无耻之极的“无赖”（美国评价）。倘使日本天皇没有“及时地”宣布投降，相信觉醒并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一定会让170万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数圆满。
历史给中国人的教训是深刻的，面对时刻旁伺于身边等待新的机会的民族，我们也必须有“以牙还牙”的准备，任何对战争的松懈都会使这个不安分的国家再次把灾难强加给我们。鲁迅先生曾说：“一头狮子，夸耀自己如何肥大是不打紧的，倘若是一头猪或者一匹样呢？夸说肥大倒不是什么好兆头！”如今，我们又似乎“肥大”起来了，以武力掠夺起家的我们的好邻居又要流口水了吧，但是我希望肥大起来的是一只醒来的狮子，或者老虎，让别有用心者连眼睛都不敢翻过来！
纵观日本的侵略史，是一个以战养国的卑劣史。“这个不安份的民族早在公元663年（中国唐代）即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兵力占据锦江口。直至唐朝派兵平乱，日本在兵败后才不得已退兵。到明朝时，有日本民众组成船队有组织地在中国沿海杀人掠货，其恶劣行径与海盗无异，于是称之为“倭寇”。倭寇屡屡得手之后其气焰越发嚣张，规模也越发壮大。沿海倭患猖獗成为明朝心头大患。明朝为抗击倭寇耗费军力、人力无数，虽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日本从此卸下了对中国的谦逊态度。
　　至清甲午海战之后，强弱易位，中国终被看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在海外掠夺来的利益使得日本的味口大开，“看花要趁早！”日本的野心也越发按捺不住了。经过若干年的策划，日、德、意三国达成共识，先后点燃了战火。
　　“七·七”卢沟桥事变拉日本开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也由此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它亚洲各国也被视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火在亚洲蔓延。日本对战争顺利进展充满志得意满之态，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被标榜为英勇。”（ 《樱花，日本的惆怅与失落》）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为什么如此酷爱战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真相。“日本的第一个起飞，是甲午战争之后依靠中国赔款的起飞。甲午战争失败，日本勒逼中国赔款三亿两白银（硬通货）！三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有个网友算过账，如果以年息８％计算，到现在是9696亿两，折合美元10万亿！想想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外汇储备是多少，就知道10万亿美元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经济能量！夕阳残照的中华帝国被生生挤去了自己的大笔财富，如何能不陷于贫弱交加？正是这笔对当时日本来说犹如天文数字的巨大硬通货，使日本一跃崛起，海军陆军全面改观。否则，仅凭甲午海战时的装备水平，如何能在10年之后对俄国发动战争？对俄国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胜之后，日本在东北又开始了大规模掠夺。这些被掠夺的资源、劳工以及不计其数的其它财富，更是无法用数字具体衡量的。
　　 “那笔巨大的资金帮助日本建立了什么样的庞大工业基础。日本一步跨越了西方国家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也为日本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做了最好的前期准备。这笔资金也协助日本建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把日本纳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笔款项还推动了日本全民教育，为建立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打下了基础。”“这次起飞也不例外，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掠夺囤积的巨额财富起了最根本的作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人不但从中国全面掠夺，而且在整个东亚、南亚全面掠夺。日本在战争期间运回本土的资源、产品、珍宝以及无数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品，是根本无法用数字计算价值的，是千亿美元还是万亿美元，估计以精细自诩的日本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基度山伯爵挖出的法利亚长老考证出来的刻有贵族族徽的古罗马金币，能仅仅以金币的黄金价值计算么？更不要说，日本民族在此期间从大量劳工、战俘在境外工厂矿山所进行的奴隶般苦役中掠夺了多少几乎毫无成本的超值劳动？正是这些粮食与产品，养活了这个再也没有多余的耕田人口的岛国。 二战后期，日本的青少年全部进入战争训练，几乎没有生产人口。美国的原子弹与美军登陆，使当时的人们以为日本从此成了废墟，要重新崛起是遥遥无期的。可是，历史的合力竟莫名其妙的将日本掠夺的财富保留了下来。美国先是在占领日本后没有触动日本的“国家财富”，继后又在朝鲜战争之后正式扶植日本。日本又一次明目张胆的“起飞了”。不依靠国际援助，不依靠外国贷款，日本民族神奇的在20年之中成了世界七大强国之一，再过二十年，居然又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民族不优秀么？日本人可以炫耀自己。远离日本的外国人投以钦敬的目光，我们也可以理解。唯独中国人应当清醒的蔑视日本的经济奇迹。正是中华土地的资源财富人口“滋养”了日本。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没有这种战争吸血，日本只是个苍白的小瘪三！”（同上）
有时我想，靠掠夺和屠杀进行原始积累、过上“体面”生活的国家，面对被他们剥夺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和人民，还叫嚷什么“贫穷”、“落后”、“不卫生”、“野蛮”，真不知人类的良知哪里去了！当我们的先民茶余饭后吟诵着“关雎”的时候，你们文明的山洞里是否正回荡着“体面的”饥饿与寒冷的声音？是谁剥夺了让我们的孩子们体面生活的权利？
历史告诉我们，日本的每一次“崛起”，都靠的是战争手段或者战争遗留财富。据说日本又要第三次“崛起”了，它要靠什么手段，世界应当有个清醒地认识。
但在另一方面，在日本的暴发户式的“发迹史”中，中国的忍让和绥靖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可以推到唐代的锦江口一战，倭寇被赶到海边为止，使之头一次品尝到了掠夺却被饶恕的好处，从此海疆便再无宁日。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我们对得寸进尺的倭寇实行寸利不让、寸土必争、痛打落水狗的政策，日后的日祸也许就不会发生。如今，日本人又故伎重演，在东海进行小心的试探了， 据说我们的一些专家也已有心思“各让一步”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要明白，日本人真正试探的，是它的对手那里可能给它多大的机会，一旦他认为机会可乘的时候，它的“至命一击”迟早要来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付这样的国家，只能是：寸步不让！
这让我想起了著名的《六国论》中“抱薪救火”的故事。六国中的魏、韩、楚在秦国的军事攻势下，纷纷“以地事秦”，于是激起了秦的更大的贪欲，因为它只要发动战争就能满载而归，秦的百姓一听说“王欲用兵”便相互“道贺”，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暴秦的欲”越来越大，战争使它的实力也越来越强，直至使得“六国破灭”完事。后人哀叹说“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当时秦的办法也不是一味用兵，它巧妙地利用六国“为国者”的“畏秦”心理，一点点试探地一点点地蚕食，直至壮大。因此作者沉痛地发出警告“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被敌人积累起来的强大的名声所吓倒啊！）我想，如果当年的六国从一开始就“寸土不让”，会有什么结果呢？可能真如作者说的“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秦国人恐怕吓得连饭都吃不下了）。日本人曾把现在的国际关系比作战国时代，而且自比秦国，足见它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用心。东海示强，只是它发出的心理战的开头，如果此时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畏惧和妥协，都会逐步步入它设计好的计谋，战国的历史就可能真的重演。（这当然是它的一厢情愿）所以，目前的对策只能是：毫不相让！趁早死心！
日本靠战争获得的这些“卑劣的强盗”经验，在如今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仍然非常成功地应用着。比如他的处心积虑、试探进逼、心理威胁、团队培养等等，无不带有战争的影子。
“经济第二”的地位继续让日本人维持着“大日本”的心态。“大日本”让每一位当代的武士们都生活在“优秀民族”的幻觉之中，凄美的樱花诗意地渲染着这般意境，对人类犯罪却屡屡获益的“国家强盗”经验，必然会让这些无畏的“桃太郎”把樱花战刀指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但在中国人的经验里，却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日本和“大”联系起来。在他们心理，只有“小日本”的感念。历史上的“倭奴”“倭寇”的蔑称的由来，决不只因为他们的身材低矮，更多的是因为他们道德的低下，行为的无耻，矮小却气派不可一世的滑稽。有时每想到一群头扎白布条、腰刀几乎碰到地面的大侏儒在古老的沿海冲锋陷阵的情形，便有一种仰天大笑的冲动。
我的祖父辈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喜欢用“闹日本的那些年”这样的字眼，“闹”这个词只有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才用，比如“闹蝗灾”“闹瘟疫”等等，朴实的、目不识丁的乡民用这个词表达对害虫的厌恶、无奈和达观。把侵华的日本人等同于蝗虫一类的害虫，透漏着中国百姓“小日本”观念的根深蒂固和当然的鄙视。
在前年，记者采访了一个日本原731部队的军医，他叙述了一件亲历的往事。在一次对中国平民的活体解剖中，他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主刀。他说整个过程这个中国人一声不吭，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眼里始终流露着蔑视的微笑。这个眼神一直折磨着他，使他终生不得安宁，直至下定决心向中国人民忏悔。在这个场景里，自然地分别出了灵魂的高下：一面是灵魂的真正的尊严与高贵，一面是丑恶灵魂的猥亵和卑琐。因此，小日本的小，不是世人强加给他们的，它来自本性，来自灵魂深处，因此是不可救赎的人类恶梦。“至于其勇武，则皆根诸天性，此国体之所以尊严也”，当他们把天性中的勇武作为人的唯一标准来愚弄日本人民的时候，就已经将人类高贵的仁爱丢到一边去了，也许，当他们把儒家的“仁”偷换成“忍”的时候，在自己的天性根本里没有看到“仁”的影子？
我曾用“昆虫精神”来比喻日本的社会特征。蚁群、蜂群、蝗群，个体虽小，但是个个勇敢、富于牺牲精神，都无条件地效忠于群体和“后”，由这些个体整合而成的群体力量是如此的强大，诺大的珍珠港瞬间化为火海的时间透出它的可怕。我不知道这种社会形态是人为还是出于自发选择，但它同样表现出日本的小。这个群体因为失去了仁爱的滋养，在利益的驱动之下还会对人类再作出怎样疯狂的事，真是不堪设想！
“小”已经成为日本人的梦魇。文化“杂种”的事实带来的不自信、地域的狭小、先验的卑微的本性与急于摆脱这一本性的企图，使这个民族把外在的“大”当成个性奋斗和民族奋斗的终极目标，形成了需要通过“虐”与“自虐”来不断证实自己的“大”的集体意志。但是，造化往往是弄人的，越是急于摆脱，那个梦魇就越是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正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在女人面前的大、经济的大、军事的大，都只能反证其人格的小、灵魂的小、本性的小。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凌辱女性以证明男人的大的日本色情业就会一直发达下去、称霸天下的决心就会继续下去。这样只会有两个可能的结果：或者在人类的正义与良知面前自取灭亡，或者真的一朝称霸世界。我担心的是后者，不是因为担心这个可能的人类最大灾难的发生，而是担心到那时，证明了自己足够“大”了的日本人，反躬自审，忽然发现它不仅没有因此摆脱掉本性的小，反而连仅剩的小也丢掉了。那将是日本人作为人的末日。
要过年了，积雪的宁静和节日的祥和，使我真正体验到一种奇妙的温暖。想到为了赶上那顿团圆的年夜饭，正奔波在道上的辘辘的返乡过年的数以亿计民族大军，，忽然感到作为一个“人”的幸福。春节过去，樱花也该开放了吧，以次深情祝福日本人民。
2006年1月25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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