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5月下旬以来，围绕北京大学出台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见稿），在北大校内外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北京大学校方本着民主讨论的精神，汇总各种意见，目前已经修订了最初的改革方案，公布了“第二次徵求意见稿”，校方并表示还可能再修订而公布“第三次徵求意见稿”。而从争论情况来看，目前也基本形成了两大争论焦点，即第一，关于我国大学改革的法律根据以及改革方案的合理性等问题的争论；第二，关于我国大学国际化的目标，以及华人大学理念与中国学术自主性等问题的争论。
　
北大改革方案“第一稿”的基本特点是：

（1）维持北大现有教授不受改革影响，均转为终身聘任，但对现有副教授和讲师则实行“择优和分流”，并具体规定将有三分之一的讲师和四分之一的副教授会被解聘；（2）现有及今后聘用的讲师和副教授将采取三年合同制，其中讲师聘用最多两个合同，期间升不到副教授将解聘；理工科副教授聘用最多三个合同，文科副教授聘用最多四个合同，期间升不到教授将解聘。（3）今后“空缺教授岗位l／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于内部晋升”；（4）除少数学科外今后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5）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6）“院系学术委员会应有不少于l／3的成员由境外知名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担任。”

这个方案公布后首先在校内引发极大争议，北京《经济观察报》在5月31日以“北大震动：人事制度尝试改革成休克疗法”为题作了报导。拥护者认为这是打破既有大学体制弊端，加强竞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良策；而反对者则认为此方案以市场竞争来取代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典型的休克式疗法，尤其青年教师认为这个方案主要针对无权无势的青年教师群体，是“挑软柿子吃”。

●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6月5日《21世纪经济报导》评论版发表了甘阳（原北大毕业生、现任香港大学研究员）的长文，题为“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该文首先以英国议会1988年通过的“教育改革法案”为例来说明大学改革需要由国家先行立法的必要性。甘阳认为英国这个例子与我国目前的大学改革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英国这个“法案”的意图就是以立法形式授权英国每一家大学当局以后都有权“以人员多余为理由解聘任何一位大学教师”，但是，这个法案也同时规定，凡1987年11月20日以前被聘任的大学教师不受此法案影响，只有在此法定日期开始和以后聘任的教师可以沿用此法案解聘。甘阳据此提出，中国同样有必要制定颁布“大学改革法”，同样有必要规定在某一时期以前已经聘任的大学教师不得解聘。“大学改革法”的目标第一是“保护我国大学教师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以免大学当局在大学改革的过程中以改革为名任意侵犯大学教师的基本权益或伤害大学教师的人格尊严”，第二则是为大学改革提供法律根据，并负责解释与其它相关法律如“劳动法”和“教师法”等的关系。

甘阳随后批评北大方案从头到尾没有提“保障学术自由”的问题，认为这表明北大主事者没有理解，美国等西方大学长期采用的“终身聘任制”其根据在于保障学术自由，而不是市场竞争。他具体比较了美国体制、英国体制以及目前北大改革体制的不同，认为按北大目前的方案，则终身聘任的级别应该定在副教授，而不是教授。在他看来北大方案缺乏内在理据，“既没有认真参考简明合理的美国体制，也没有参考通情达理的英国体制”，而主要是模仿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些做法。但香港科技大学恰恰最不适合北大，因为“首先，香港科大是没有历史的全新大学（1991年10月开始招生），这样全新的大学不存在以前聘用的教师们怎么办的问题；其次，香港科技大学开办时财力极其雄厚（香港立法会批准的预算是35亿港币）；最后，香港科技大学主要是科技大学，全校没有文科本科。这与北京大学这样以文科着名而又历史悠久的老大学是完全不同的。”甘阳文章的结论因此认为北大目前的这个“改革方案”基本是不成熟的。

面对校内外的各种批评和建议，北大校方于6月16日形成了“第二次徵求意见稿”，并委托北大改革方案起草人、经济学家张维迎写了三万多字的说明，在北大校园网上发表。与“第一稿”相比，“第二稿”明显作了相当大的修正和让步。该稿首先保证北大改革“将以《教育法》和《高教法》为基础”。第二稿的关键改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取消了“将有三分之一的讲师和四分之一的副教授会被流动”这一硬性解聘比例；（2）增加“在本校工作已满25年或者在本校连续工作满10年且年龄据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已不足10年的人，即使不能晋升为正教授，也可以在北大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3）准备给予部分副教授终身职务；（4）取消“空缺教授岗位l／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于内部晋升”的限定；（5）取消“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的规定；（6）取消“院系学术委员会应有不少于l／3的成员由境外知名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担任”的规定，改为“学校鼓励有条件的院系聘请校外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北大校方也开始在报刊上积极宣传北大的改革，以争取社会的支持。6月19日，张维迎接受《21世纪经济报导》的采访，强调北京大学的目标是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而目前改革方案是为这个目标建立一个好的师资聘任和晋升的体制基础。6月23日，北大校长许智宏接受《21世纪经济报导》的采访，强调“我们不能满足现状，我们必须改革，但我们要形成共识，稳中求进”，并认为“休克疗法”是没有生命力的。同日，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专门约见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报记者，介绍北大本次改革的意义，呼吁社会支持。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Opinion/2003_9_6_9_51_12_121.html)

●争议的第二个焦点：国际视野、华人大学理念与中国学术自主性
　
北大改革方案在社会上得到的最热情支持首先来自于香港科技大学。 6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导》以显着版面发表了对孔宪铎（原香港科大副校长）、丁邦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等多人的访谈。这些香港学者的关注重点比较明显地集中在北大如何对外开放以大量聘任海外华人学者，并在学术评审标准上注重海外华人学者评审意见，从而与国际接轨，认为这样北大才能成为“中国内地大学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的领头羊”。丁学良直率地认为，“中国内地大学教师的普遍水平，低到了令人要坐不住的地步！”丁邦新因此认为，如果“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可以来竞争北大的教职，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孔宪铎则认为，“只有酱缸精神才害怕外面来了人与他竞争”。与此相应，这些学者都特别强调了海外评审的重要性，丁学良认为“这次北大方案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外部评审的成分太少”，丁邦新则强调海外华人学者完全有资格“给内地大学的教师晋升作评审”。访谈的标题因此分别是：“华人学者竞聘北大教职将是一个划时代进步”，以及“北京大学的顶级定位：国际比较的视野”，多少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北大改革的方向就是要依靠海外华人学者去与国际接轨。

但这一单纯强调与国际接轨、忽视中国大学自主发展的倾向，很快受到比较大的反弹。7月3号《21世纪经济报导》发表甘阳的“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7月7号《21世纪经济报导》发表社评文章“北大改革引仿效，‘摘桃’更要勤‘种桃’”，随后《书城》7月号发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大学三问”和另一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学校不是养鸡场”，7月14号《三联生活周刊》以“北大改革”为封面主题发表的陈平原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和该周刊主笔舒可文的文章，以及《书城》8月号发表的曾获北大十大杰出教师称号、现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就读博士的李猛的长文“如何改革大学？”等，都质疑单纯国际接轨的道路，而强调大学的发展植根于本土。舒可文引用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艾略特的话：“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它是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自然缓慢地成长起来，并体现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目标和雄心。”这些文章因此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一流大学？怎样来判断与保护一所伟大大学的个性、历史和它的精神？在一切以市场竞争为前导的今天，大学的精神能不能不进入市场？又怎样不进入市场？

甘阳的“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认为，中国的大学改革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这就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实际却可能恰恰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注定只能成为三流的大学。其原因在于目前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相当似是而非，因此改革方案的设计往往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例如这次北大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是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是教师应该多数是美国博士，这样才能确保多数教师都用英文写作论文到英美期刊发表。因此这次北大改革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如何尽快把北大现有教师换成多数都是美国博士。但这种指导思想却忽视了，按此方向改革，北大恰恰注定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只能永远成为“北京留美预备大学”。因为这种改革方向实际将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亲繁殖”，它将使北大的本科生认为，只有外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才是值钱的，而读北大博士则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的。其结果是，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今后会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甘阳指出，“如果某大学仅仅能聘请别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永远在自家大学里培养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应人才，那么这家大学就永远是三流大学，它的所有投资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者是高投入低产出。”

甘阳由此明确提出，“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而不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师都换成留学外国的博士”，因为从“华人大学的理念”出发，中国大学的根本使命是“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他尤其指出，国内大学改革要防止把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当作模仿的经验，因为事实上香港高教界包括丁邦新在内早就对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有清醒的反省。例如丁邦新2000年在香港发表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华人大学要坚持学术独立自主，必须解决最关键的三个体制性问题，即第一，“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第二，要明确“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第三，在学术成果评鉴方面，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动辄就请外国专家来评鉴。甘阳因此在结论中强调，北大的改革应该着重于提升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的水准，减少对国外博士的需求。

因此北大在今后的聘任制度上，应该有三条原则：第一，主要面向国内博士；第二，在聘任国外博士时，主要聘用那些专门研究西学的人，因为中国需要大规模地研究西方；第三，一般情况不聘用那些作中国研究的国外博士，除非已经证明其人在中国研究领域是“领头学者”，要避免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沦丧为“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附庸分部。

紧接着，《21世纪经济报导》7月7日的社评文章以“摘桃”而非“种桃”来形容北大改革方案，并认为这方案恐怕很难达到目的。因为目前海外华裔学者研究水平处于世界前沿者仍在少数，如果只是吸引更多国外名校毕业的华人博士，又无实力引入大批一流非华裔学者，那么研究水平的跃升仍然是有限的。在投入要求很高的工科领域，难度就更大。该文认为，如果北大人事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将有更多重点大学跟进仿效，这对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将造成什么结果值得认真衡量。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改变教师组成来改变学校排名；改革方案针对的是副教授和讲师，而不是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由于不同大学争相聘请的更多是已经成名的教授，而不是讲师或副教授，学校原有的副教授或讲师便极少能晋升正教授。新体制没有提供一套有效的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来决定国内学者如何晋升教授，反而把国内学术直接嫁接到西方学术评价体制，试图主要从海外学术市场挑选人才。如按此方案改革，北大最有可能的一个前景是，成为一个冒牌的二三流美国大学（或者最高留美预备学校）。

该文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与其一味跟人家比阔“摘桃”，不如兼顾竞争性评价与培养（“种桃”）两个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现有的学术吸引力，让年青学者安心学术，冀日有成。这将是成本更低、也更尊重学术逻辑的发展路径。学术的培育有其自身的逻辑，它要求的是埋首十年有所成的“傻劲”，而非在学术市场上一心追名逐利的精明。如果大学只会“摘桃”，切断了培养人才的源头活水，就有可能带来倒退。与此相应，高校人事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应该是如何去建立而非嫁接一套独立、透明的学术评价机制，更好地甑别人才，营建更好的学术环境，这样才能既培育自身的学术队伍，推动国内大学间的人才流动，又利用这种经济条件之外的优势来吸引海外真正关心中国学术的学者。

陈平原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直接反驳了丁学良所说的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交流不受欢迎的说法。陈平原认为，所谓的“交流”不能理解为“合一”。由于中国大陆学者与西方和香港学者的学术旨趣可能有根本差异，所以不应该片面指责中国学者，而是应该追问西方学界的成见和基本学术前提，这种问题不可能靠单纯地“国际接轨”来解决。他认为目前在中国相当普遍的一种误解，就是将国际视野等同于外语能力或外国人着述，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种趋势将有增无减。因此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陈平原的“大学三问”一文特别提出“人文有无用处？管理是否万能？榜样如何获得？”这样三个问题，指出中国大学改革并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以照搬，对于欧美大学制度必须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方具有可操作性。文章结尾引用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所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陈平原认为：“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因此，在大学改革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理念”问题。

李零的“学校不是养鸡场”一文更指出，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性的问题都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李零提出几条建议：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包括他们的办事方法。第二，学校的领导应深入实际，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服务，而是金钱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第三，外国的东西有好有坏。我们不应一切照搬外国，特别是经变态心理放大，模仿连外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国，或把连外国教授也深恶痛绝然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当我们的样板。第四，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特别是像裁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校方动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据。第五，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人不是数字，不是金钱定购的物品，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理科就该牺牲文科。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

李猛的长文“如何改革大学？──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逻辑的几点研究”，详细分析了北大改革方案以及张维迎有关改革方案的说明。文章分为8个部分：1、改革与建议；2、改革的依据：企业的逻辑与大学的逻辑；3、改革的依据：向哈佛大学学习； 4、为什么要“末尾淘汰”？；5、未来的教授从哪里来？；6、北大能否靠“接轨”成为“一流大学”？；7、什么是“世界一流”？；8、学术自主与中国学术的未来。文章首先欢迎北大此次改革所发扬的民主讨论精神，并认为北大改革应该充分耐心地吸取各方面的合理建议。但据李猛的分析，目前北大改革方案虽然表面上强调要区分企业逻辑和大学逻辑的不同，但最后却简单地把北大的问题理解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放弃了寻找真正符合学术本身规律的努力。改革草案所涉及的竞争和流动机制，其实都是依赖于国际、嫁接在国际，尤其是美国已有的评价体制上。但正因为改革方案只是追求表面上和发达国家的体制相似，却缺乏各种真正有效的学术机制，因此整个体制的运转仍将主要依靠旧的逻辑。“在这种依照旧逻辑运作的‘新体制’中，每个新加入的体制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结果就需要设计更复杂的体制来解决，而更复杂的体制，由于还是依靠旧的逻辑运作，结果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讨价还价、幕后活动和非学术竞争，这样，更激烈的竞争将更快地淘汰那些愿意遵循学术自身逻辑进行研究的教师。”它们只能表明，北大付出巨大代价得到的只不过是旧体制变本加厉的回归罢了。而且这种旧体制的翻版，由于‘竞争’环境更恶劣，连旧体制相对较宽松的环境这一优点都丧失了。其结果“不过是提高了旧的运作机制中竞争的风险，但却根本没有办法创造新的机制。”

李猛同样认为，目前的改革方案只能使人们看得，只要“被美国学术界接纳，也就自然会有机会将来在北大成为教授，找到‘长期职位’。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看不出来，一个学生为什么还要冒向下流动的危险在北大读学位。而且，由于缺乏海外读学位的经验，这些学生在未来采取的海外评审等方面也会普遍处于劣势，他们会自然在高级职位的激烈竞争过程中被淘汰出局。这样看来，按照北大自己的标准，大概北大永远也无法成为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不过是美国一流大学的预科班罢了。”在李猛看来，这次改革方案充满了经济的逻辑，也不乏对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虑，但似乎唯一缺乏的是对真正学术规律的尊重，对真正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学术逻辑的思考。但一个根本不尊重中国学术发展逻辑的改革方案，一个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嫁接美国体制的改革方案，一个用市场竞争代替学术成长的改革方案，是否真正尊重了国际的学术规则呢？

目前，有关北大改革方案的讨论仍在继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经济观察报》提出改革的合理顺序问题，认为“从顺序的角度说，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大学的官本位问题，然后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公正而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这时才轮到有关职称晋升和淘汰的人事制度的改革，或者说是竞争机制的建立。”如果不先解决前面两个问题，即使一种从原则上看起来很好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在实行的时候也可能会走样变形，甚至从根本上失去这个方案所奉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北大改革究竟如何具体实施，人们将拭目以待。

（选自世纪中国“世纪学堂”，原载《读书》2003年8月号“文事近录”）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Opinion/2003_9_6_9_52_5_3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