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学的改革引起校内争论和社会关注。无独有偶，哈佛大学近两年来的改革也争议不断、风波迭起。

　　哈佛大学是早期从英国移民来美的清教徒在1636年创办的，比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还早140年，人称：“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哈佛大学是长春藤盟校之首，其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政治学院、艺术及科学学院以及东亚研究中心等均称雄于学界，历届毕业生在美国各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1年3月哈佛大学董事会着眼于改革，经过认真遴选甄别，任命46岁的申默斯为校长。

　　申默斯是哈佛经济学博士，28岁成为母校教授，年轻气盛，雄心勃勃。1995年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在处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等事件中，均有令人瞩目的政绩。1999年申默斯接替鲁宾任部长。鲁宾对他的评语是：“棱角分明”，“在财政部任内变得更为成熟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申默斯一上任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首先明确宣布：“哈佛的权力平衡应该趋向中心。”哈佛大学的各学院一向在财政和人事等方面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申默斯的集权与这种分权传统格格不入。他到任后不久，法学院院长出缺。该院成立一个负责寻找继任者的延聘委员会，当天申默斯就到法学院向全体教职员讲话说：“任命院长的权力只属于校长。”此言一出，会场陷入混乱。一位资深教授谴责他是“控制人的怪物”。另一位教授抱怨：“申默斯从来不把任何人的意见当一回事。”结局是，申默斯重组了延聘委员会，任命的一位女院长尚能为各方所接受。

　　在前任校长精心培育下，哈佛大学拥有美国最著名的美国黑人学系。2001年7月，申默斯会见哈佛的七位著名黑人教授，其中一位法学教授问他对保障种族平等之“平权法案”的看法；大家都知道前任校长是平权法案的热烈拥护者。而申默斯却回答道：“陪审团走了！我按自己的主意行事。”于是流言四起，说申默斯反对平权法案，使得他与黑人教授的关系一开始就很紧张。次年，申默斯和黑人教授们为了美国黑人学系的事又闹翻了，一位黑人“学校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全哈佛仅17位）和另一位著名黑人教授愤而辞职，投奔普林斯顿大学。该系黑人系主任也挂冠求去，被挽留下来，否则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个著名学系面临解体。风波过后，这位系主任和申默斯共商改革大计，两人关系变得很融洽，最近他说：“申默斯胸怀全局，不畏艰难，十分自信，他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校长。”

　　申默斯力主改革本科教材。哈佛采用的是所谓核心教材，注重获取知识的方法，认为这比知识本身更重要。申默斯则认为教材应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应增添新内容，数量化知识应与传统人文知识并重。他主张本科学生应专注于学习实际知识，而不是注重获取知识的方法。哈佛原有的核心教材已沿用多年，师生均感到满意，认为没有必要大改。对申默斯改革教材的意见也是见仁见智，阻力就难免了。

　　申默斯人非常聪明，担任经济学教授时，优秀的研究生都找他。他能和二十个人分别研究二十个不同的课题。申默斯好辩，他认为获得同事尊敬的最好办法是进行辩论，直到一方承认错误。申默斯在改革中几次碰壁，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

　　《纽约时报周刊》作者曲劳伯说：“申默斯得罪过哈佛几乎所有的院长和教授，但如志在改革一所精英荟萃的大学，你就不在意是否为人所喜欢。”申默斯不修边幅、不拘小节，课后常和学生聊天。学生喜欢他思维敏锐、说话风趣直率。

　　美国大学校长的首要任务是筹集资金，要求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高超的交际手腕；校长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管理好学校，能在各院系教授和学生之间折中，以平衡各方利益。当然，这是就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校长而言，如志在改革，则又当别论。

　　中国大学的历史比美国短得多，但也经历过一些重大的改革，最出色的改革者是蔡元培。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原为清朝废科举后官僚们混出身的场所。蔡元培就任校长后锐意改革，目标是使北大成为培养精英、研究学问的最高学府。蔡元培虽为科举出身，但他两次游学欧洲，旁征博采，致力于提倡新学。他为北大多方延聘人才，兼容并包，让不同学派自由竞争。正因为蔡元培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北大才脱胎换骨，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蔡元培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成为中国大学史上最成功的改革者，个中道理很值得深思。

　　另一位出色的大学校长是竺可桢。1936年浙江大学发生学潮，国民党当局穷于应付。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向蒋建议应该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学者去担任浙大校长，并推荐了留美回国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蒋介石让陈布雷去找竺可桢谈，竺可桢说：要我担任浙大校长必须依我三个条件：1，校政由我全权负责，外人不得干预；2，所需经费必须保证供给；3，只担任一年。陈布雷回去向蒋介石报告，蒋答应了前两条，对第三条面有难色，经陈布雷劝说，竺可桢不再坚持。

　　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聘请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物理学家王淦昌，遗传学家谈家桢，地质学家李四光，经济学家马寅初，文史哲名家马一浮，古诗词专家夏承焘等人担任浙大教授。这些人均为学界一时之选，对提高浙大学术水平起到关键作用，浙大成为全国著名大学。

　　1939年，浙大在西迁途中接到国民党政府密电，令浙江大学就地解散并入中央大学。竺可桢在师生支持下抗命不从，继续西进到贵州建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从英国专程来访的中国科学史著名专家李约瑟大为赞赏，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浙大从一所地区性大学变为东方剑桥，竺可桢不阿权贵的学者风骨和高瞻远瞩的办学思想贡献良多。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老校长”至今仍为浙大人所津津乐道。

　　看来，大学改革的决定因素是人，其中最关键的是校长。但愿蔡元培竺可桢那样具有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的校长后继有人。

　　（沈致远）

http://www.whb.com.cn/20030905/bh/2003090300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