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1896-1979),湖北省钟祥县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

李济从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1926年秋,他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前往山西夏县对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发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的遗址发掘,写下了中国现代考古史的第一页。

1929年初,在丁文江、杨杏佛、李四光的推荐下,李济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聘为考古组主任。当时陈寅恪、赵元任分别为历史组、语言组主任。同年三月,李济接替董作宾领导了殷墟的第二次发掘。此后,李济主持了殷墟考古的历次发掘,获得巨大成功。在人生的后30年里,李济对殷墟发掘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逝于台北。李济的学生、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一生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亦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70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方法的基础。”堪称“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的学术涵盖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三个领域。他的主要著作近年在大陆已陆续出版了几种: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最近又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开始》。研究李济的学术思想,这些著作基本上可以作为代表了。192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这部书为用人类学等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范例。主要内容包括对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的测量和分析、一千五百年间的中国人口统计、人口之迁徙、入侵及整合等。

另一部著作《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一部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也是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之最初形式。李济的再一部著作是《中国文明的开始》,最早于1957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他谈到了考古学研究之目的:

“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

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中国人及其历史的研究之最核心内容。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他还阐述了新史学家应该达到的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拣。’”这是讲要尊重本国的学术资源。“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是讲作为新史学家应该重视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最后一个似含有为历史学等学术之境遇辩护之意。他最后总结说:“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样的。”

李济的思想,最后似乎可以归结为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上面。这一点发人深省。他认为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然教育制度之弊端,导致了“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这须从中国学术的主流开始检讨。他批评荀子劝学以“礼”作为学的最高峰(“故学至乎礼而止矣”),认为“以礼为核心,培植出来的中国文化系统,自然涵育了很多人类珍贵的创获,但附丽于这一文化系统所形成的思想习惯,却渐渐地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有点分歧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旧式教育制度所训练的“对对子”的思维方式,还有人们对待文字的态度。“中国的格物致知之说,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子很远,可以说由于笃信文以载道的说法所致。”而科学思想之本质,特别显著的一点,就是不迷信文字,因为文字的地位“始终只是工具”。他说:

“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精神,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是不打诳语的。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

古史文献的确是极难征信的，李济曾说：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发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寻。[①]文献给考古的线索性提示之重要性，早已为谢里曼、雷亚德的往事所证明。

但中国古史的文献之征，从民国至今，也许只有“层累的构成的中国古史”观，才算是正确的一个方向。除顾颉刚之外，持类似文献史观的人亦有之，如1933年，徐中舒指出：“凡一民族必有一民族之传说，其被同化者，又将其固有之传说携入，……在长期演进中，其同化愈后者，其在古史系统中，转愈高而愈远。似此演成之古史，真既非是，伪亦不能。” 他对如何处理传说时代的材料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传说史料大都有历史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二）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的界限应当分辨清楚，不能把传说一古脑归入神话；（三）古人并不作伪，《尚书》、《史记》等书所记载的靠不住的材料，是因为古人在做综合工作时所使用的方法不够精密的缘故。因此，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把未经系统化的材料和经过系统化的综合材料分别开，并且重视前者，小心处理后者。”当代对疑古学派的评论，往往针对其被考古学推翻的一些具体假说，而忘记了建立客观的历史观念，才是疑古的良苦用心。

徐的文献征信之大成是华夏苗蛮东夷的三集团说。但某以为这种框架是文献征信的误区，而且是最严重的一种。因为多数上古考古先例都已表明，在文献之上是没有古史的，有的只是局部的吻合。比如，《荷马史诗》《圣经》的叙述，就不可能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论证其真实性，但却在多个学科里得到旁证。

徐的思路与李济所希望的那种叙述背道而驰。与苏秉奇的考古文化区系说，即谱系说也有根本的差异。归根究底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误区，即违反了文献是末、科学为本的逻辑。科学则包括语言学（比较历史语言）、民族学、考古学、神话学、人类学、古自然地理学等，文献只能对科学有线索性的提示作用。有了较为系统的学科积累，才会有古史叙述上的价值。否则，直接在文献互参之上叙述古史，就会成为彻底的空中楼阁。

在文献之上，古史辨派、民族神话学（杨宽）都是文献征信的正途，因为他们一为客观的历史学，一为神话学，是利用文献的提示来构建科学假说的。在文献征信中是否大量使用相关学科材料并非正确与否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是否符合科学发现的逻辑。

随着帛书简书的不断发现，古文字学逐渐显赫起来，并且日益显示出强大的攻击力。饶宗颐甚至说古文字学将要推动21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因为，诸子之书现存本与帛书简书本很不符，且逸文甚多。这些属于六国系的古文字（鸟书蝌蚪文等）诸子版本，对文献学产生重大冲击，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古文字学应当视为文献征信的方法，目的仅仅只能限制在检讨文献，提供信史线索上，而不是直接叙述古史。例如，在语言学上构建古史假说（李葆嘉），在古自然地理上构建的夷夏东西说（付斯年），以考古类型学地层学为基础的华夏西来说（安特生等），神话与文化圈理论（谢选骏）等等，就是有价值的，完全不同于通过古文字学重建古史的一些学者。例如，《老子》的六国古文版（楚简）里有一章名为“太一生水”，多有阴阳家思想，就可能令很多人感到非常振奋。恍惚中似乎感觉到这种情形在西汉已经上演过一回了。

李济的警告似乎一语成谶，大量使用科学材料重建古史而又缺乏科学逻辑的言论甚嚣尘上。用顾颉刚的观点，那就是伪史构成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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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古史征信的资料方面，李济建议：1、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2、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3、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文化遗迹；4、体质人类学的资料；5、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6、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7、历代传下来的有关秦朝以前的记录。

李济相关论述：

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智人(Homo Sapiens)，以1933年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最早，但在山顶洞人所遗的三个头骨中，包含了好几个种族。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的研究报告指出，保存最完整的三具头骨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种族因素——分别为原始的蒙古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和爱斯基摩人种。……”他揣测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在二万年以前业已存在，决不可能以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代表，他说：“说到中国人（如果允许以这个名词做人种名称的话）的原始，周口店所发现的骨骼，无法予以任何启示。虽然如此，任何人不能断言中国人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尚未存在，因为美拉尼西亚人种和爱斯基摩人种已有存在的证据了。也许周口店那一家人是别处移居来的，被原住在该地的人所攻击消灭了。这些原住人才是中国人种的代表。……”此后，在中国大地上又相继发现了元谋猿人、蓝田猿人、丁村人、长阳人、马坝人、河套人、柳江人等，这些发现很多是关于中国民族的早期历史来源，构成了中国史前史的重要资料。

种种迹象表明，人类源于非洲，然后向四处迁徙。中亚细亚也是一个重要中转点，即在邻近喜马拉雅山的区域。以中国境界论，应该在云贵广西以及西藏青海一带。地质学家在爪哇岛发现了时代更早的猿人化石遗存，它与北京猿人不仅同种(Family)同属(Genus)而且同类(Species)，由此可见，北京猿人必定是从西南迁移去的，路线可能由云贵经四川、陕西，再经山西或豫北游荡到太行山东边的。在中国猿人以后，中国大陆发现的化石人大多数与现代蒙古人种有若干关联，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自从1923年安特生发现仰韶彩陶文化以来，各地又相继出土了一批遗存，初步考察后可以看出这文化分布范围极广，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北、河南、等地，北至内蒙古，南及汉水中游，东抵山东，西达甘肃的洮河流域远至新疆，东南到台湾及香港，中心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地区。步达生(Davidson Black)研究仰韶彩陶时代的人类骨骸，认为新石器时代这一带的人类体质，与现代华北居民的体质比起来，所表现的不同点甚少，因而他得出结论：“因为史前居民与华北今日居民的类似，使所谓‘中国原人’一词，亦可应用于前者。”又说：“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体质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沙锅屯与仰韶村的骨骸，足以代表现代的华北人。李济在总结众多学者的观点之后，说了自己对于中国民族形成程序的意见：“（1）基本成分，达半出于蒙古血统。……（2）很显然地，除了蒙古种以外，中国民族在尚未形成期间，这一地域内已有若干非蒙古种的血统成分，散居各处。（3）中国民族的形成，固然由于血统近似的基本原因，但生活方式的同化力，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李济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国民族的形成》，共分八章：①问题的提出；②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③“我群”的演变：规模；④“我群”的演变：成分；⑤“我群”的迁徙：中国1500年来的人口状况；⑥南方的“你群”；⑦公元1644年以前北方的三次大规模入侵；⑧现代中国人的形成。他充分利用了人体测量和古代文献资料，并采用了民族学的观点和方法，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学、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中国的情况。

（来源：博讯网，作者：刘文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