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因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而引起的思想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不仅导致了一场生物学上的自然科学革命，还由于将人看作为生物物种中之一种的崭新观念，直接引发了将生物学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革命。更因为它不仅在人与宇宙的认知关系上引起了革命，还同时在人与宇宙的实践关系上引起了革命。

自1859年《物种起源》发表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达尔文主义在从未休止的争论和辩驳中经历了多次起落。尽管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已经被各种新达尔文主义和新的综合进化理论所替代，形成了正常的科学思想演进；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实践的达尔文主义，却由于与近代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全球霸权主义的天然姻缘关系而被顽固地保存在国际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中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概念，自从被创造出来之后就从来没有被精确地定义过，这是人类实践理性的典型特点。无数的事例证明，受实践理性驱动的行为通常都不需要精确严格的理论辩护，而恰恰是那些多义的、笼统的、含混的，甚至似是而非的概念得到了最大的应用，并长盛不衰；道理很简单，在赤裸裸的争权夺利斗争中，任何理论都只是服务于实用目的的招幡，或者说，只有那些最适用于生存竞争的理论才最有可能在理论的竞争中长久地生存下来。如果可以将这个规律称为“理论适者生存定律”的话，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为权利斗争提供了最好“科学”依据的理论，正是一百多年来在“理论适者生存定律”不断作用下生存下来的“最适者”。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你死我活、年复一年的拼杀，透露出生存竞争学说的深刻印迹。

达尔文主义，包括至今仍不乏追捧者的拉马克主义，是与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精神同时兴起的思潮。在西方列强早期的工业革命时期，达尔文主义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行为和强盗式的竞争行为提供了最好的辩护，而拉马克主义则为大规模的社会分层提供了充分依据。既然自然界通过个体竞争的方式进步，那么适者生存也肯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含义几乎是不言而喻的。19世纪末期，当国家主义被证明在异族征服和殖民扩张中比斯宾塞的自由竞争个体主义更为有力时，达尔文主义又毫无困难地进入了对民族斗争的期望之中。无疑，每一个强大民族都渴望通过对外战争证明自己是最适应生存的民族。尽管民族斗争对内部团结的要求实际上背离了个体竞争这个生物学选择机制的根本特徵，但并不妨碍政治领袖们受到“高等族群支配低等族群”这种“第二水平”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强大激励。

两次世界大战、无数的地区性战争以及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热核战争阴影给整个20世纪涂满了血与火的斑斓。尽管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和平主义、经济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曾盛行一时，所有带有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社会理论也都因为纳粹德国的极端暴力实践而遭到空前的抨击，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无论是生物学上新的理论进展还是国际政治领域新的国家实践，仍然无法摆脱掉达尔文主义（包括拉马克主义）中最顽固、最根本、最有生命力的一些基本概念──人作为生物物种的一种、社会作为物种的族群、物种的种质差异、环境对适应特徵的选择、物种和族群的进化和退化、生存竞争、用进废退、适者生存、强者通吃……

自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来，中国人就是这个主义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对于千百年来不知自由竞争为何物、不知人竟然可以自比为禽兽且引以为荣、不知“形而下”的“器”竟然也可以颠覆“形而上”的“道”的中国人来说，高举达尔文主义大旗的白种人的到来就是名副其实的一场“白祸”。达尔文主义“白祸”对中国人的为害之烈可谓数千年未曾有，因为它不止于一般的恃强凌弱烧杀抢掠，而是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宇宙、彻底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没有选择，生物学意义上的“地理隔绝”已经被现代技术所支持的全球化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在终于看清楚这个世界真实模样的同时，这个世界就已经是一个非狼即狗的达尔文主义世界了。不仅是红毛西夷，连刚刚西化不久的东瀛倭寇，也急不可待地按照达尔文主义世界观踏上了帝国之路、对外殖民之路、异族征服之路。一百多年来，中国这只睡狮，与其说是自己醒来的，不如说是让一群野狼咬醒的。

睡狮醒了，但也伤了，受伤的狮子无奈地看着这个野狼横行的世界，乏力的狮子无奈地接受野狼制定的规则。野狼说：和平吧，以前的事就算过去啦。新伤旧痛自顾不暇的狮子没有不接受这个伪和平主义建议的理由，于是强作欢颜、半昏半醒地混到今天。

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没有野狼的狼性，只要野狼们仍在享受着自身狼性的骄傲，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不会被抛弃。在一场更新、更深刻的思想革命到来之前，这个世界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中国人，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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