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五四前后，国内各界轰轰烈烈庆祝活动，各种华文媒体连篇累牍，其中鱼虾混杂，谎言在在，我看了心里就难过。
我的外公陶希圣先生，曾亲身经历五四运动，当年他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多年之后，外公成了国民党要员，回忆学生时代生活，特别是五四运动的悲壮一幕，甚至写过专门的回忆文章。
为了给历史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录，我把外公有关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的回忆，介绍给正直的中国人，特别希望年轻一代读一读，想一想。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代表去法国巴黎参加世界大会。中国也是战胜国，可签定和平条约时，中国受到不平等待遇。西方列强一意要瓜分中国土地，不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还给中国，反而转让给日本。
当时中国虽是北洋政府统治，但新闻自由还是有的，上海报纸首先披露消息，公布了在巴黎和会上反对日本阴谋的中国特使王正廷的电报，让国内民众了解到了巴黎和会上的一些情况。北京大学的学生得知了这些内幕消息，坚决不答应，经常集会讨论。外公当时住北京八旗先圣祠宿舍，常跑到西斋或马神庙等处，去打听消息。
五月三日，是个星期六，北大法科学生在学生食堂刚吃过中午饭，人还没散，一个名叫廖书仓的学生，跳上一个桌子，挥着胳膊大声说：“今天晚上我们在法学院的礼堂集会。我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我们要把国家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要么中国，要么死。”
廖书仓写一手好字，学校附近很多商店都请他写招牌，所以在学校里外都很有名。大家都认得他，也都听他讲话。外公当时也在场，听了这番话，觉得浑身有一股热血在冲腾。
五月三日晚上，北京大学的学生，还有很多别的学校的学生，都聚在北大法学院的礼堂里。有些同学上台发表演说，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在喊叫，大家怀着相同的心情。
外公记得最清楚的几个演讲人中，有一个是法政专门学校姓刘的学生，是贵州人，讲话有很大的鼓动力。还有北大法科政治专业的学生谢绍敏，跳上台讲话，激昂慷慨之际，咬破自己手指，撕下衣襟，写下四个血字：还我青岛。他满脸是泪，在空中挥舞着他的血书。见到那血写的旗子在台上飘，所有的学生都哭了，都拼命呐喊：还我青岛！还我青岛！
学生大会最后决议，次日齐集于天安门，举行大会，会后游行。
第二天五月四日，星期天，上午九时北京大学和许多其它大学的学生分别列队，向天安门进发。当时北京大学在城里沙滩，并不在西郊，所以走路不远，外公和他的同乡同学们也都跟着去了。因为是学生自发的活动，各校自行列队，有多有少，学生自制小旗，有大有小，也没有一定的口号，各自作主，一路走，一路呼：“中国的土地不给日本。”“中国人民宁死不低头。”
沿路散发传单，都专门用白话文写，让市民们能读得懂，比如：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学生们到了天安门，聚在一起等待，几个学生代表到东外交民巷口跟巡捕交涉，要求到东交民巷外国领事馆前去抗议。可是交涉失败，警察封锁道路，不准入内。于是学生们就从天安门转向东单牌搂，折往赵家楼。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签字的代表曹汝霖，住在赵家楼，学生们就去他家示威。
学生们在曹家门前停下，把小旗隔着墙丢进院子，高声叫骂卖国贼。有些学生觉得抗议过了，准备撤退。在前面的几个学生，爬上墙外的树，跳到院子里，打开大门。于是大家又一涌，进了曹家院子。外公个子太小，在后面怎么也挤不进去，在门外面急得要命。
几个警察挡在房子门前，想要挡住人群，但是做不到。一个穿白色学生装的高师同学，举着手，大声问警察：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他进院去的时候，用手打破玻璃门窗，划破手臂，大股大股鲜血顺着胳膊流下，滴在地上。
院子里外，到处是人，挤来挤去，人人脸上是泪，个个喉咙喊哑。传出话来，曹汝霖不见，章宗祥挨打。
突然从一间卧室里冒起火来，火苗往空中窜，人喊起来。有人吓坏了。有人想离开。有人嚷着找水救火。有人叫着要抢救书房里的书。可是火燃起来，借着风，一下子就上到房顶。院里院外的人都慌了，涌着挤着往街上跑。帽子，小旗，书包，丢了一地。
马路上，新开到的警察，排着横队，端着长枪，向学生人群逼近。学生里有人摔倒，拼命叫救命，有人挺着胸膛要挡住警察的枪，有人在人群里找哥哥弟弟。警察一路走，见人就用枪托子或者警棒打，打倒了就铐上手铐逮走。学生们四散逃跑，可是没地方跑。马路本来窄，人又多，警察堵住了马路两头，谁也逃不出去。
外公挤到马路边房檐下，跟一群妇女小孩子躲在一个门洞里。他个子比较矮小，在小孩子堆里钻着，也显不出来。警察走过来，看见是一群看热闹的居民小孩，便走过去。他才算是躲过了。
那就是外公所亲历的五四运动那一天经过。
第二天是五月五日，早上北京大学学生都集合在法学院礼堂里。有人主张结队到国务院去要人，有人主张去打警察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蔡元培校长来了，铁青着脸，走上讲台，问昨天有多少人受伤？没人回答。蔡先生又问：有多少人被逮捕？有人喊：昨晚我们大概数数，至少有三十多人。
蔡先生像是自语，又像是对大家说：三十多人，三十多个我的学生，三十多个中国将来的栋梁。他们怎么能下手。礼堂礼静悄悄的，听得见一些低低的抽泣声。蔡先生静默了一会儿，又说：现在，这不再是学生们自己的事了。现在，这是学校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了。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学生们听了，都静静地走出礼堂，都低着头，没有人说话，走回教室去。那天法学院外公那班的课，没法子上。教法律的张教授，是国家捡察院总捡察长。他不能继续讲课，学生都围着他，问他昨天发生的情况合不合法。张教授说：我是在职法官。我对昨天的事件，不便发表我的个人意见。我可以说的，只有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
第二节课是宪法。钟教授走进教室，把书纸放到讲桌上，低着头，什么都没说，足足五分钟，才抬起头来，说了一句：我们中国，就停住。教室里静极了，能听见窗外的风声。钟教授又抬起头，说一句：我们中国。他的泪水涌出眼眶，滴落在讲桌上，再也说不下去。全班同学都声泪俱下。
当日北京各校学生联络总罢课，下午各校学生都到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由法科四年级学生段锡朋主持。他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平时为人稳重，一天到晚一件蓝布大褂，讲话简洁明了，每次学生开会，都按他的意见表决。
当时的段祺瑞政府，把五四运动的责任，推在北京大学和蔡元培身上。五月九日，蔡元培校长突然离开北京，留下一张声明：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它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五月十一日，又给北大去信，说明他保释被捕学生后，如不辞职，更待何时？
于是北大学生运动转而成为挽留蔡校长，五月二十日北京大学联合北京各大学和中学，同时罢课。天津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天津学生代表刘家鳞，跟外公是湖北同乡，也一起读过武昌外国语学校，奔赴京津两地及上海之间，受暑至病，最后身亡。
六月一日，北京政府下令，要求各地学生马上复课，并且嘉奖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更加激怒了北京学生。六月三日，四日，五日，连续三天学生们继续罢课，并且上街集会游行，到处发表演讲，先后被警察拘留者达千人之多。于是各大都市工商界群起抗议，纷纷罢市罢工，是为六三风潮。
这情况下，北京政府才停止拘捕，并释放被捕学生，至此五四运动才告结束。
北京大学
从当时亲历的外公所见，五四运动从发起到结束，完全是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其它各大学的学生们自发组织和行动的，没有任何党派和政治势力的参与。
当时胡适主持的《新青年》杂志，虽然在青年思想启蒙上发生一些作用，但巴黎和会所掀起的波澜，却并不是新青年杂志首先发难，而是上海的报纸公布出来消息，这应该可以很容易从史料中获得查证。
而据外公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学生中最流行的，也不是《新青年》杂志，而是《晨报》。《晨报》总编辑是陈博生，副刊编辑是孙伏园。《晨报》新闻很同情学生，副刊更明白鼓吹这次学生运动。
外公的兄长陶述曾先生，我叫他伯公，当时也是北京大学水利专业的学生。蔡元培任校长，改革学制，北大工科并入北洋大学，伯公便到天津读书，跟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同学。因五四运动发生，北洋大学学生积极响应，伯公成为学生代表，后被北洋大学开除。伯公回到北京，找蔡元培校长求助，转北京大学完成学业，成为北大毕业生。
伯公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黄河花园口诀堤，外国专家堵不起来，伯公领导堵口成功。二战期间，伯公领了滇缅铁路和公路的建设，大后方军用机场的建设，以及武汉抗洪的伟大胜利。后来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副省长，兼湖北省水利厅长。
伯公到北京开会时，几次带我们到沙滩红楼老北京大学旧址参观，讲他在那里读书时的情况。记得伯公曾讲，当年他们北大学生，都是很了不起的，很多公子们是骑马或者坐轿来上学的。他的父亲虽然做朝廷的官，却保持朴素家风，不许他们兄弟在外面讲排场，可他也还曾骑过马进学堂。
外公也说，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学生，文化底子厚，又肯用功努力，确实学识高，大多自视甚高，很少看得起人。像胡适和陈独秀一批人，主持发行的《新青年》杂志，在学生中有发行，但如白话文，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口号，还没有在学生中发生什么大影响，更不至引发五四运动。而且五四运动发生时，胡适和陈独秀都在上海，根本无法影响和领导这么大一场学生运动。
那时期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而当时北大学生只尊重教授们，根本不把学校职员放在眼里。李大钊那样的职员，没有在学生中讲话的资格，也没有跟学生交往的地位。毛泽东当时在北大不是职员，在图书馆做杂役。他一九一九年二月离开北大，五四运动发生时他不在北京。
这些事实都应该能从史料中查证出来。五四运动的发生，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势力影响，包括没有受胡适的新文化口号的影响，完全是学生自发的爱国行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当时中国社会并没有很多政党，所以分派系谈内幕的风气还没有盛行，学生们也不热中于此，不会轻易去听信哪个政治派别的宣传。
那个年代，中国学界和文化界，民主科学的思想萌芽才刚开始，一切主义和理论都刚输入中国，各种书籍杂志都印刷发行，政府毫不控制。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劳工主义，百家争鸣，风起云涌。没有哪一种主义能够独霸天下，操纵人心。党同伐异之风，还远没有兴起。
在北京大学和其它各大学，学生们的思想自由度更高，喜欢读哪种书，就读哪种书，喜欢听哪个教授的课，就听哪个教授的课，喜欢信仰哪种主义，就信仰哪种主义。甚至可以同时读许多种书，听许多种课，信仰许多种主义。
《新青年》杂志倡导白话文，《国民》杂志继续使用文言文，都一样的在学生中有市场。《国民》杂志的黄建中，用文言文写文章，很受北京大学学生的推崇。所以据外公所见，五四运动的起因，与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在全国造成巨大影响，各地风潮继起，才慢慢开始了中国青年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而民族意识是政治意识，也是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就是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觉醒。
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里程碑或者结果，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从这个意义上，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功彪日月，不可抹杀。
一九三一年，外公辞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职务，应聘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再次回到曾经读书并经历五四运动的母校。外公一生只得到一张文凭，就是北京大学毕业证。可是他大学毕业时，没来得及参加毕业典礼，便匆匆赶到安徽安庆法政学校做教员去了。
其后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到武汉北伐军政学校做教官，到南京中央政府任职，到中央大学做教授，都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过他的大学文凭。所以他的北大毕业证，竟然一直留在北京大学教务处里。
十年之后，外公到北京大学做教授，还是北大法学院要毕业证，他才想起到学校档案库去领出。还竟然真给他找到，那张毕业证已经发黄。有趣的是，他到当年红楼去，传达室老头迎面走来，居然高声叫出：陶汇曾先生，你回来了？外公在北大法科读了七年书，先读预科，后读法科，工友竟然能记得十年之久。
除在北京大学教书，外公还在北师大、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等处兼课，三年之内编辑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卷，七十余万字。还创办经济史学杂志《食货》，精于学问，独树一帜，乃至后来中国史界和经济界有了一个食货学派。同时外公与胡适先生一起，主编《独立评论》，胡适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教授及编刊外，外公还经常外出演讲，济南、青岛、太原、汾阳、泰山、武昌、开封、天津、南京，有时一天开讲四五场之多，最后讲出怔忡症，心跳急速，两眼发直，多亏北平名医林葆骆先生治好。也因演讲，外公在泰山得以结识冯玉祥将军，很觉荣幸。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北平（当时北京称北平）做大学教授，是体面又舒适的事情。当时流行一句话：做法官到杭州去做，做教授到北平去做。北平不同于上海，历来尊重文化和历史，所以大学教授在北平很受尊敬，社会地位很高。
北平各处比较好的餐厅饭庄，有大学教授喜欢，经常光临，就会特设某某教授专座，随到随坐，清静典雅，甚至有该教授的专门菜单，都是他喜爱的菜肴。琉璃厂的书店，定期往各大学教授家里送书，请教授老爷们坐在家里挑选，不必伤神费时跑路。而且买书不用当时付钱，只管留下使用，过两三个月，到个节气才送来账单。
那时候北平各国立大学教授，真有那份学问资格，受得起社会的尊敬，也有那份收入，担得起那份富贵。除各书店送书，北平的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也都对大学教授完全开放。所以北平的大学教授，可以有足够宽阔的眼界，绝不敢读了一两本书，或者写了一两本书，就自命不凡了。
不管当时国家面临多大困难，各国立大学的经费，一定保证，大学教授薪水从来不拖欠一个月，而且资历稍高的教授，薪金相当优厚。事实上，当时国家每月四十七万银元的大学教育经费，也都回到北平的市场上了，除买书吃饭之外，还有众多家庭生活用度。
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作教授的外公为例，他做北京大学教授，月薪四百大洋。在其它几间大学兼课，每兼一课月薪一百大洋。再加书文稿费，每月都有千元以上进项。他住西直门大乘巷，是个三进的大院，至少有上房五间，加两侧厢房，一客厅，还有两三间下房。窗明几净，树绿花香，除学校授课外，大部时间在家里读书写作。
当时北京各大学的普通教授，都起码有这样的家居。通常家中佣人两三个，还有包月洋车，出门代步，生活相当舒适。直到芦沟桥一声炮响，惊碎了北平和全中国教授们饮茶读书的美梦。
从此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变了样，整个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们所绝对无法想象的了。
（来源：香港《明报月刊》２００５年５月号，作者：沈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