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港式粤语本是民间约定俗成，学者却提出必须“正音”，这究竟是维护母语，还是破坏乡愁？

表面上，近期有关“粤语正音”的争论琐碎而无聊-- --不管谁对谁错，硬要将别人的姓氏读作某一个音，跟把这类所谓“正音”、“正读”视为病毒一样，都是一种矫枉过正和神经过敏----但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场文化战和社会价值观之战，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香港社会的独特视角。

人们常把“正音”的争议归于学界与文化界之争。学界代表是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被一些传媒视为“读音权威”的何文汇；一些文化界代表则是对何文汇穷追猛打的、由写作人潘国森任主席、文化人王亭之做学术顾问的 “粤语文化传播协会”。但实际上，这更是一场语言的纯化论者（purists）与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s）之争。

语言纯化论者致力追求和拼命维护的，是一种纪律森严、尊卑分明的语言秩序。他们对语言有一种历史癖和洁癖，恨不得回到粤语读音大定的历史现场，然后将这神奇的历史时刻凝住，以供后人使用。说穿了，他们的语言观是一种历史定命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他们对取决于历史的“正音”和“正读”的追求，令人联想到德国籍犹太裔评论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的“搜集者”（collector）。搜集者穷一生的精力搜罗代表传统、正统的艺术品，这种近乎恋物癖的行为，完全脱离了现代性追求新事物的走向。

香港这群语言纯化论者的最大盲点，是只懂侃侃而谈读音的历史精确度，而无视语言的工具和文化价值。

语言作为一种沟通、认知和身份确认的工具，它的活力和生命力，只能够存在于它不断的和有效的使用当中，而不是在于对某种僵化、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正确的规则的遵循。再说，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会告诉你，有关语言的所有规则，包括读音、写法、用法和文法，都不是“本质上只能如此才算是正确”（inherently right），而是一种约定俗成、在社会的有效使用中确立的“实用性正确”（practically right）。关于这点，那些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和助理教授当然知之甚详。他们明知不应为、不可为而为之，目的也许是要在一个他们的所学和所教变得越来越无关宏旨的社会里，进行一项移风易俗的社会工程。

他们采用的手段，是通过粤语的正读化和“非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将原本属于整个社会的一套香港式广东话，变成一种只有具备专业权威的人士才能正确使用的技术语言。

这大概就是语言实用主义者气愤难平的原因。母语本来就是我们的老家，语言纯化论者却要从我们的居所中把我们赶出去。更关键的是，这场争论发生在香港回归大陆十周年前夕，此时正值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摇摇欲坠之际。对香港人来说，他们的香港人身份的主要构成部分，正是他们纯熟之至、天天都挂在口边的香港式广东话。这套中英夹杂、雅俗不分的方言不屈服于任何权威，更不会听命于任何一部字典。它的“核心性格”是由人与人的日常交往建构而成，反映了香港的独特历史、生活和文化环境。这套语言当然有它的发展历史和文化根源，但它既然是一套生活的语言，就必然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和属于大众的。它的本质是群体的、民粹主义的，而不是精英主义的。

港式广东话通过粤语流行曲、港产片和香港电视剧的发扬光大，已经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文化出口，也是激活香港本土文化的缪思女神（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女，美艳动人，掌管文艺能力）。它是香港人共同拥有的财产，远较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这些只具备情感价值（sentimental value）的标志更为重要。如果有一天，一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读音也变成香港的集体回忆的话，那将会是香港人身份的彻底失落。

如果从这个层次和社会心理背景来考察，所谓的“正音”、“正读”运动，实在是对香港人文化身份的一种化了妆、披上学术外衣的攻击。这场文化战争是不可谈判的，而只能通过征服和权力的行使来压倒对方。

纯化论的学者当然可以通过凡事皆诉诸权威的传媒的撑腰来夺取话语权，但实用主义者在这场争论中得到的是民意和民心，是沉淀进生活的习惯，最终谁胜谁负，不是已经很明显吗？

# 林沛理，《瞄》(Muse)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次文化堂出版)

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