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座开放性的城市，有名目繁多的西方非政府组织（NGO），它们或在香港设有分会，或设有办事处和联络人，热衷介入香港事务，活动领域涉及政治、人权、劳工、社福、宗教、环保等等。

这些非政府组织对外标榜“非官方”、“非盈利”，但其中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简称NED）、美国全国事务民主协会(简称NDI)、大赦国际（简称AI）等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和政治使命，它们打着“民主”、“人权”等旗号，资助、扶持香港反对派，对香港事务指手划脚，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影响香港乃至内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非政府组织大多具强烈政府色彩

在香港积极活动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大都具有强烈的官方背景。首先，主要成员多有政界、军界背景。这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机构通过“旋转门”互相沟通，一方面利用“学术背景”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官方背景”扩大所在组织的影响。如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现任理事长为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美国民主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文?韦伯（Vin Weber）是前共和党参议员，与新保守派比尔?班内特（Bill Bennett）关系密切，董事会成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曾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信托人协会的成员，该协会的另一成员保罗?沃尔福威茨是分析情报的专家，一九九五年曾受前总统克林顿的委任负责检察美国情报机制，与中情局交往频繁，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国驻欧洲部队总司令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K. Clark）也是董事会成员之一；新美国世纪计划（简称PNAC）主席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曾担任老布什竞选搭档奎尔的助手，后任副总统办公室主任，总裁加里?施密特（Gary Schmitt）曾在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任职，一九八四—一九八八年任里根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执行主任。

其次，除接受捐赠外，主要资金直接或间接来自政府拨款。如美国民主基金会自一九八三年成立之日起，资金通过前美国新闻总署的预算全部由国会拨给，大约每年1,800万美元。“九?一一事件”后，美国认为NED在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事务中能发挥独特作用，所以二○○三年国会拨给NED的款项首次突破4,000万美元。美国民主基金会得到资金后，把30％直接拨给外国的组织，其余的则通过其四个“核心组织”，即分别代表民主党、共和党、美国商会和“劳联—产联”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国际共和协会（简称IRI）、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简称CIPE）和自由工会研究会（简称FTUI），后者现改名为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也称团结中心进行再分配。此外，还有部分资金通过“自由之家”发放。

与西方政府互相唱和以影响其对港政策

运作方面与西方政府互相唱和。它们不定期推出调研报告、在网上或西方媒体、港媒上发表文章，力求推动政府重视、研究香港问题，影响政府对港决策。

以NDI为例，NDI自一九九七年以来，每年就香港的发展、选举制度、自治情况、法律法规、社会民主等进行调研，并形成“香港民主化前景”的系列报告。目前报告已出至第10期，分别为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NDI选前报告》（成文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十日）、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新的选举制度》、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自治和法治》、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选前报告——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香港立法会选举》、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日《香港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选举报告》、二○○二年三月十一日《二○○二年行政长官选举和回归五年》、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与思汇政策研究所合作的《没有民主的问责制？——香港的高官问责制》、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选前报告——“七?一大游行”对十一月二十三日区议会选举的影响》、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选前报告——二○○四年九月十二日立法会选举》、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五年行政长官选举》。

此外，在官方不宜表态时，非政府组织出面就某一议题重复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营造舆论优势。在行动上，“为政府不能为、不敢为、不便为”，积极帮助政府落实对港政策，帮助政府了解港政治大事。

通过三项措施培植香港反对派

部分西方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三项措施大力培植香港反对派。

第一项措施：资金支持。香港很多政治性团体如职工盟、人权监察和思汇政策研究所等不断从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获得资金支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从美国国会到美国民主基金会再到美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或美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等最后到香港政团、研究机构的“资金链”。如从一九九六年起，香港职工盟每年向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申请获得拨款5至8万美元（约40至60万港币），而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款项来自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分配。二○○四年，职工盟总干事邓燕娥承认，该年获得美国机构资助80万港币。一九九九年，NDI获得NED的拨款6.7万美元（约52万港币），用于“资助香港民主活动，促进将公众意见纳入政策领域的草根活动。”二○○三年NDI从NED得到约18万美元拨款，分别拨给思汇政策研究所12.5万美元（约97万港币），新力量网络6,000多美元（约5万港币）。二○○四年，NDI得到NED提供的24万美元（约187万港币），用于“香港政党磋商和培训，开展和出版多党民意调查，为二○○四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提供选民指南，帮助香港非政府组织提高管理水平，支持香港的合作伙伴对特区政府的执政情况及立法会选举后的情况进行评估。”

第二项措施：人员培训。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非政府组织通过举办各类讲座和会议，培养香港反对派的“普选”、“民主”意识和技巧。如民主党曾参加NDI拨款筹办的“形象建立、演讲技巧及如何面对传媒”的讲座。前线曾参加“如何筹款”的讲座。锺庭耀主持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也曾接受赞助，为二○○四年立法会选举作滚动式民意调查，发表有利于反对派的民调结论。为推动香港政党政治发展，二○○六年二月，NDI开办为期一年的“区议会候选人及选举经理竞选学校”，并在七月配发报告评论香港的选举制度与实践，寄望于二○○七年的区议会选举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基础”，并在二○○八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扩大这种“基础”。

第三项措施：为反对派走向国际舞台“牵针引线”。非政府组织经常邀请香港反对派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协助反对派宣扬自己的理念，“介绍”香港形势，妄图由外而内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如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等人经常受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亚洲协会等组织的邀请，出席各种研讨会、听证会，呼吁国际社会关心香港“民主”。

此外，NED也资助中左政党，如自由党曾用获得的资助做民调，民建联曾参加“如何面对传媒”的讲座。　　　　　

在香港“舞剑”，“剑气”锋芒直指内地

这些西方非政府组织除热衷香港的政治性活动，还异常“关注”内地的“民主”“自由”状况。如大赦国际自一九九七年以来所有的年度报告，凡涉及到香港问题的评论必然与中央政府有关，认为港人的命运与内地的人权状况紧密相连，“香港人不能独善其身”。

它们或继续利用香港收集内地的政、经、社信息，以香港为会场召集有关大陆政、经情况的研讨会，如一九九八年（美国）亚洲基金会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研讨会”；或打着“扶贫”“教育”的旗号深入中国内地偏僻乡村，从根基对中国内地施加影响，视香港为通往内地跳板的意图昭然若揭。

非政府组织在港活动不同于官方活动，具有形式灵活、难以监管等特点。它们也充分利用这一点，与官方机构互相唱和，不仅对中国顺利推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设置障碍，动辄在报告、文章中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评头论足，严重损害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行政权威，令特区政府“有令难行”，或不敢“行令”，对港管治方面较为被动。目前，利用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施加影响已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主要手段之一。

（来源：香港紫荆杂志网络版，作者：晓风，网址：http://www.zijing.com.cn/GB/channel3/17/200701/05/25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