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0日《社会科学报》载高放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题为《解决瓶颈问题，繁荣社会科学》的发言，他提出五条建议。第二条说：“要及时选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以便通过院士的活动来带动、促进、加快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我认为，选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的时机，还远远没有成熟。

　　从1954年以来，社会科学领域被“左”的指导思想所左右，直至“文革”，20多年间，学者难以自由地进行独创性的研究，故鲜有扛鼎之作。以我所在的历史研究所而论，本来应当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1979年初我调入该所时，在上海辞别老师谭其骧先生。谭先生说：“‘文革’中历史所造反的人，给尹达（原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扣了不少大帽子，说他犯了多少错误，那都是冤哉枉也！其实，尹达最大的错误，是领导历史所这么多年，并没有产生像样的学术成果。”当然，这并非是尹达先生一人之过。但是，谭先生的一针见血之论，对于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其他各所，恐怕也是适用的。尽管粉碎“四人帮”后，社会科学学者有不少人奋起直追，有所建树，但总体状况如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所公开坦承的那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与学术前辈比，要差一大截。”

　　尽人皆知，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严重断层。我每每发出“哲人其萎，大匠不在，后继者谁”的感叹。在史学界，谁是郭沫若、范文澜、陈寅恪、谭其骧第二，甚至哪怕是第三？即以谭其骧先生而论，其高足、名满天下的葛剑雄教授曾对我说：“我们在某一点上，能够赶上谭先生，但在总体上，根本不可能。也许一百年后，才能再产生一个谭先生这样水平的学者。”我以为，剑雄的话，洵为至论。跟史学界一样，在经济学领域，谁是孙冶方第二？在哲学领域，谁能与贺麟、冯友兰比肩？在社会学领域，谁达到了费孝通的水平？如此等等，要赶上这些前辈的学术水准，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艰辛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无疑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首脑机关。倘若现在就要产生院士，肯定一大半要从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按：现已改为咨询委员会）中遴选。现在委员41人，其中16人，我作为该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况院外人士乎！按理说，他们都应当是在全国社会科学界都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啊。其实，说怪也不怪。其中一些是各所的学官。他们的学术水平，自己应该心知肚明。某人出版过一本学术自选集，居然把财政部高官写给他的一封与学术无关的私人信件，特地影印在书中，借以炫耀。不知何故，此人忽然成为清史专家，位居修清史的要津，为清兵入关大唱颂歌，遭到读者、学者的痛斥。而有几位院学术委员，本是政工干部。最近，国家拨重金，给每位委员都出了印刷精美的文集，可谁又敢说，每本文集，都能称之为“学术著作”？反过来，中国社科院有几位成就突出，被国内学术界认可的一流学者，如文学评论家何西来、现代史专家陈铁健、隋唐史专家张泽咸、哲学家王树人、中国政治史专家白钢、世界史专家陈启能等，则在院学术委员会之外。

　　还令人深思的是，高放先生说：“把当今还健在的当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方面的三位学部委员（即骆耕漠、季羡林和于光远）改称院士，然后责成他们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推选出若干名新院士”云云。前述三老，骆老不仅是杰出的经济学家，还是投身新四军的老革命，抗战时担任盐阜抗日根据地的“盐阜银行”行长，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根据地的建设，其功厥伟。于老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自然辩证法专家、经济学家，“天下何人不识君。”季老虽是北大教授，但曾兼社科院南亚所所长，不是外人。三老有足够的资格担任中国社科院终身学术委员，可他们都不是学术委员，甚至连顾问这样的荣誉头衔都没有。这很难使人不想起“有眼不识泰山” 这个成语。

　　显然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及时”产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而是要端正学风，反对官本位，建立民主、公正、透明的学术体制，坚决抛弃学术泡沫，倡导关心国运、民瘼，埋头做学问的严谨学风，争取弥合学术断层。

（来源：2005年11月03日中国青年报，作者：王春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