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泡沫学术是学者道德自律不够的缘故，我不同意。如果不搞计划学术，这些泡沫就不会产生。一个学者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哪些是泡沫哪些是真正的学术，即使泡沫能够给他带来短期的名利，那终归也不如靠实实在在的东西带来的名利塌实。

　　■我们现在最大的悖论之一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倒还不搞计划学术，而在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的时代，却反而去搞计划学术了。我认为现今大学弊端的总根子就是计划学术，计划学术就和过去以为经济可以计划一样，将不可以计划的东西硬去计划。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会员，国际东亚科技医学史学会（ISHEASTM）会员。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性学会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理事。

　　□采 访：实习生 刘艳萍 胡荣堃
　　□受 访：江晓原(以下简称江)

　　系主任的主要工作曾经是“挖”人

　　《大学周刊》：您在上海交通大学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科学史系，能不能谈谈建系时的背景？
　　江：国内科学史的前辈早就想建这个系了，他们想了几十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做成。1998年我来交大之前，就对校领导提出建科学史系，本来他们就想让我负责一个单位，所以我说服了校领导，建立了科学史系。
　　以前交大是工科大学，文科相对比较弱，只是在造船史、青铜器的复制方面有一些传统，基本上没有参加国内科学史界的主流活动。而国内有些高校科学史研究的资历比交大早得多，现在全国已有三所高校建立了科学史系，还有一些高校也准备这样做。

　　《大学周刊》：因为是第一个，所以建立之初在全国就有很有名了。
　　江：是这样的，科学史系一成立影响很大，很多老前辈都很激动，给我们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信，这些信我现在都保存着。当时国内的众多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全国性媒体，以及上海地方媒体都作了大量报道。

　　我以前是一个很懒散的人。因为把老前辈想了几十年的事情做成了，我就比较有兴趣了，事成之后回过头来想想，也还是挺惊奇的，在这个折腾的过程中，我写了无数个报告，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家里的打印机整整打掉一个墨盒——我是在家里办公的。

　　《大学周刊》：从无到有，经过6年运作，科学史系里的研究人员阵容在全国高校里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了，能否谈谈您是如何建设的？当初是如何设想的？

　　江：我的想法就是弄一块绿洲，把那些想做学问的人弄来，我花了很多的精力“挖”人。这个系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原来交大一个研究所的教师，另一部分是我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科学史方面的优秀人才。我当了6年系主任，全系会议都没开过6次。我的原则是清静，让系里的老师清静地做学问。到了高校之后才知道，各种评比、考核、申报等等特别多，学校里很多事务我都有所参与，我是校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校学位委员会的成员，又是院学位委员会的主任、院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不过我尽量让我们系里的老师清静。

　　从学科上来说，我们系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不同的做法。准确地说，我们系的全称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科学史在我们国家的学科指南里属于理科，我们第一次把科学史系放在人文学院，现在系里有一个博士点和两个硕士点，这两个硕士点一个是理科的一个是文科的。最初的时候也有人提出疑义，我的想法是，既然没有规定说不可以把文理放在一起，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从专业本身来说，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史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这也是国际主流使用的名称，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剑桥的科学史系也叫这个名字。现在国内只有我们系用这个名称。

　　《大学周刊》：老师清清静静做学问，学生也会安心读书学习吧？

　　江：是的，大学是从西方来的，最初的想法就是把优秀的年轻人集中到一起，让他们整天相处在一起，像一个搅拌器，把这些优秀的人都搅拌在一起，看看他们会弄出什么东西来，可能会冒出一个好的，或者会出现一个大师。这是完全带着某种实验的、类似于寻宝的一种行为。

　　大学不是一个工程，不是一个流水线的操作，其过程和后果都不是可预知的。办大学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刚开始我们系没有几个研究生，生源也不好，我坚持营造好的气氛，慢慢地学生也越来越多，生源也很好，考生中包括北大考来的。现在人文学院的研究生有一半是我们系的。

　　我也问过一些学生为什么考我们系，他们说这里的气氛非常好，系里的学生在一些BBS上发帖子讨论问题，有些学生就是他们“招”来的。这就符合办大学的本意，年轻人在这里呆上几年是开心的，互相有交流，对老师也很满意，真正是来学习的。科学史系研究生中间的良好氛围，对人文学院其他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计划学术是泡沫学术的症结

　　《大学周刊》：科学史系的成功，您认为是当初规划的结果吗？
　　江：恰恰相反。我是根本反对规划的。我有很多看法跟现在一些流行的做法都不同，我认为规划是极其有害的，学术上的哪些方面最后能做出什么样的成果来，是不可能事先规划出来的。想一想牛顿、爱因斯坦的发现，是规划出来的吗？

　　既然如此，发展学术时也完全不能一厢情愿地或人云亦云地搞规划，当时交大也没有做规划要几年里弄出一个全国有名的科学史系来，只是根据能得到的条件去做，比方说你能“挖”到什么样的人。

　　《大学周刊》：那是不是因为交大恰好把您“挖”去了，使得这个系出名了，这不是计划吗？

　　江：这也是现在事后才能这么说。就引进而言，这个成功是有偶然性的，也可能引进的这个人工作成效不好。比如说我当人文学院院长之后，建立了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历史系完全是从无到有，系主任是我从复旦大学请来的著名教授，接着再由他负责建立队伍。我对他说，你受到多大重视，能拿到多少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工作成效，而不是取决于我们事先的规划。他工作非常有激情，现在的历史系已经初具规模了。

　　也有的引进人才，几年也没有什么工作成效，因为他只是在那儿提要求，希望在规划中将他列为“重点”。

　　实际上发展学术首先要做的是引进重量级的人才，然后才有可能在这个方向做出成绩，事先怎么能去规划出最终的结果呢？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比方说正好说服了校领导新建一个系，让你有了一个平台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规划是没有用的。

　　《大学周刊》：按照您的意思，这其中的偶然性非常大？

　　江：我们要抱着这样一种心态，这其实也是西方传统上看待学术的方式，就是说，我在这一大块地里播一些种，每天浇水施肥，这些种子里会有一棵或者若干棵长得很好，就有可能会出成果。事先并不能知道哪些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哪些会发育不良。一样的道理，能否出学术成果本来就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要资助足够数量的一批人，这批人里边谁能出成果、什么时候出、出什么样的成果，谁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学术气氛，就会出成果。

　　办大学不是造一幢房子，造一幢房子所有的工艺都是现成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早就准备好的，用材料按照一定的规范照施工的图纸操作，最后把房子建起来。搞教育或者搞理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人文学术研究，都只能是往一块地里播一些种子再看看能长一些什么出来，而规划是一种工科的思维方式。

　　《大学周刊》：规划除了对学术发展起不到作用，还有其它什么弊端？

　　江：有些人其实并不想好好搞学科建设，或者也没有能力建设，但他可以规划出很好看的蓝图，希望通过这个能获得重视，给他现成的队伍和资金，就可以弄出成果来。表面上看似乎是那么回事，其实不然，首先要真正建立起一个学术单位来，搞好一个学术气氛，这种习惯做规划的环境让大家都只想做规划，填几十页长的表格，或者说怎么花精力去吹牛，而真正做实事的人就会受排斥。计划学术很容易鼓励吹牛，吹牛就是泡沫学术。

　　其次，规划的目的就是几年之内出成绩。如果几年出不了他所说的成效怎么办？只有掺水分，这些又是“泡沫学术”。所以我认为，泡沫学术就是规划学术的直接产物。

　　有人认为泡沫学术是学者道德自律不够的缘故，我不同意。如果不搞计划学术，这些泡沫就不会产生。一个学者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哪些是泡沫哪些是真正的学术，即使泡沫能够给他带来短期的名利，那总归也不如靠实实在在的东西带来的名利塌实。

　　现今大学弊端的总根子是计划学术

　　《大学周刊》：如果没有规划其实也没有量化的考核，那会不会没有动力或者动力不足呢？

　　江：不会的。最初我在天文台工作，没有任何考核，写了很多论文，完全是自觉自愿，那时的制度是不写论文就评不上职称。

　　《大学周刊》：这不也是量化考核吗？

　　江：不是，量化考核是说每年必须完成多少篇论文。过去的制度是不想当教授就可以不写，现在的制度是教授也要一定数量的论文，否则过不了关。每年一定有那么多的论文要写吗？为了达到那个量化指标，就只能做泡沫学术了。

　　这都是极有害的，国外有终身教授制度，国外一些副教授也有可能拿到终身教职，之后就算真的不写论文也不会解雇你，国内现在连教授都有下岗的危险，太过分了。

　　《大学周刊》：不进行量化考核，那您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江：我的观点是，做学问的人，就是要把他们“养”起来。我一直鼓吹这个观点，我甚至认为应该让大学教师们都“游手好闲”。现在一进入大学，大家都在一种剧烈竞争的状态中，多数人没有当上教授是很痛苦的。

　　我就亲眼看到有人因为升不上职称发病而死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很看重这些，何必要量化考核呢？不写文章就升不到副教授，这个压力已经足够大了，前不久说的“过劳死”问题，就是加压力加出来的。不想当副教授的人就让他当讲师，评价他的课如何就可以。

　　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考虑非量化的考核，不要再量化了。量化的弊端已经是愈演愈烈了。我觉得，没多久就要开始改变了，钟摆已经要开始往回摆了，因为恶果已经非常严重了。这几年泡沫学术真的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了。

　　《大学周刊》：可能很多人会习惯这种量化考核，有些人可能就是量化考核的受益者。

　　江：量化考核是和计划学术密切相关的。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计划学术，为什么还要追求那个量呢？所有对量的追求，都是来自计划。比如说，一个学校现在SCI论文排名全国第几，然后计划5年之内要提前到第几，就开始要求由现在的论文数量，在5年之后提高到多少，增加的论文数量分给各个院系，物理系每年要增长多少篇，数学系每年要增长多少篇，以此来考核、压指标。

　　《大学周刊》：您认为计划学术和计划经济是什么关系？

　　江：我们现在最大的悖论之一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倒还不搞计划学术，而在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的时代，却反而去搞计划学术了。我认为现今大学弊端的总根子就是计划学术，计划学术就和过去以为经济可以计划一样，将不可以计划的东西硬去计划。

　　顺便说说，有件事与此异曲同工。前几天有媒体问我，为什么我们国内的科幻作品不好，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幻想能力不行？我说，我们有幻想的时候没科学，有点科学的时候又没了幻想。搞应试教育，从高中向初中延伸，从初中向小学延伸，现在恨不得向幼儿园延伸，整个应试教育就是一个扼杀人的想象力的过程。

　　回到那个行政拨款的年代

　　《大学周刊》：量化考核对于高校评比和申请资金，应该是相对公平的方式。

　　江：不一定。比如说北大、清华、复旦的某些学科非常强，都是改革开放之前建设起来的，那时完全是行政拨款的。不需要搞什么项目、课题、申请之类，而现在通过项目考核最终形成的实际结果还是一样，每个单位都会拿到一部分钱。

　　以前的行政拨款，会考虑到老少边穷的力量比较弱，自然就拨给一些钱。现在搞课题申报，他们反而拿不到，绝对凭学术，当然总是北大清华的占优势。为了平衡，又给老少边穷地区降低标准，这和直接把款拨给他们哪个更好呢？

　　以前那些个计划经济时代搞得很强的单位，他们根本不是在这种竞争很强的环境下搞强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在那块地里头播种施肥，这块地比方说是一亩，那么这一亩地里我都是播种施肥的，至于哪棵树后来长成大树了哪棵树死掉了我都视为正常状态。如果中间有一些树死掉了，不意味着我的播种失败，它是正常的。以前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成长起来的，也成长得很好嘛。

　　现在搞什么竞争，争课题，大家把很多精力和时间都放到争取经费上，而且新的分布不一定比老的更合理，但是以前行政拨款花的成本非常小。现在想要争取到一个十万块钱的项目，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初审、终审、答辩，都要支付费用，还要写各种各样的计划，填各种各样的表，如果项目比较高级的话，甚至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外地申请的还要到北京来答辩，又得加上差旅费、住宿费，这些成本都是在所谓合理竞争的名义下增加出来的。更何况这样还会产生权力寻租，滋生出种种腐败来。

　　《大学周刊》：您说申请项目不应该有那么多复杂的程序，可有的研究可能出现零结果，在国家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来保证经费不被浪费呢？

　　江：这是两个问题。一方面相对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费比较充裕了。国家科学基金是上世纪80年代推行的，那时候的经费有限，比现在少得多，这些年每年增长的幅度还是不小；另一方面，资金永远是有限的，美国的经费也有限。我认为现在应该逐渐淡化竞争，更快更多地恢复行政拨款。

　　拨款也可以有一些考核，可以根据这个单位前三年的工作成效，也不是绝对排斥量化，但不能让量化考核愈演愈烈。

　　另外，行政拨款是不问结果的，而现在只要花完了经费就得有交代，零结果也要给一个交代，于是开始炮制结果，泡沫学术又出现了。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泡沫也是物质》，这是嘲讽的话，泡沫其实是垃圾，垃圾也是物质啊，但是它对人类是没有用的啊。

　　所以我宁愿回到以前非量化的时代，回到那个行政拨款的年代，我认为这样大家就清静多了。

　　《大学周刊》：您认为现在实行非量化制度的条件成熟吗？

　　江：只要保证了人员流动的自由就可以，过去中国的大学也是大学校长说了算的，那些没有文凭的大家像陈寅恪就能当上教授。有文凭的不一定能成，他们那时人员流动相对自由。举个例子，苏联的著名物理学家朗道，原先在喀山大学任教，因此那个时候喀山大学的理论物理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有一次朗道和校长发生了冲突，校长对朗道不够尊重，朗道一气之下就走了，他写了一张纸条给莫斯科的物理研究所所长：“我是朗道，想要到你这里来找一个职位。”所长一听，喜从天降，“这么厉害的人竟然自己肯到我这里来”，就立刻请他来，朗道的同事也都跑到他那儿，喀山大学的理论物理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非量化在这种情况下一点问题也没有，会有一种无形的制约，校长也不敢随便请一个没有能力的亲戚朋友当系主任，这样做了有能力的人就会走掉。

　　唯科学主义是计划学术的源头

　　《大学周刊》：您认为造成计划学术的根源是什么？

　　江：计划学术直接来自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这个思想直接来自唯科学主义。所谓唯科学主义，就是认为自然科学能够把整个世界都解释清楚并加以征服，一切事情都可以事先规划好。唯科学主义告诉你这样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即使有规律，是不是能全部被掌握，什么时候才能全部掌握，这都是问题。如果眼下不能全部掌握，那就意味着不能搞计划学术。为什么西方对学术采用普遍资助，然后看长出什么来，就是因为承认不能全部掌握这种规律。有人说“我们只资助国际一流的项目”，这个非常可笑，谁来决定谁是国际一流？何况国际一流什么时候出现根本也不能预知，怎么能断定现在资助的是国际一流呢？比如爱因斯坦，他在伯尔尼的专利局里思考他的相对论的时候，谁预先知道它是国际一流了？他自己知道吗？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唯科学主义的思维，就是计划经济、计划学术的源头。

　　《大学周刊》：您反对计划学术，是不是也反对现在有目标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江：我当然愿意看见国内有世界一流大学出现，但我认为不应该搞计划学术，一流大学不是靠计划学术能做成的。

　　我过去写过的一篇文章：《从长安民谣到景公疾走》，专门用来讽刺那些搞规划的人。讲的是晏子病重了，齐景公急着要回去看他，让他最好的御手驾着皇家马车，结果齐景公还说车子慢，就自己夺过来驾，他的技术肯定比不过专业的人，就更慢了；他又急得跳下车自己走去，走又肯定比马更慢。他心里着急，可方法不对，欲速则不达。我们现在急着要建一流大学，搞计划学术，就跟景公疾走一样。

　　我主张大学要清静，少折腾，系应该抵制学院来的折腾，学院应该抵制学校来的折腾，学校应该抵制上面来的折腾，一层一层地抵制，抵制到不能抵制为止，物理上有一个术语叫“阻尼震荡”，就是说一个震荡出现，如果传递中遇到抵制（阻尼），就会越来越小，而不是倒过来，变本加厉，那就不知会搞成什么样了。

　　《大学周刊》：那您对大学排行榜的看法是怎样的？

　　江：我坚决反对公布这类大学排行榜，害得很多大学校长日子都不好过。我觉得国家应该禁止公布这种排名，宣布公布这种排名为非法。公布这种排名只会干扰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再说统计者是否有权力公布，还是个问题，谁赋予他们这种权力的？

　　大学排行榜和富豪排行榜还不一样，大学排行榜影响到招生，其实是误导。如果有学校不跟风搞计划学术，追求清静，那肯定排名在很后的。大学校长坐不住，希望每年都能拼命提前，这又可能制造出一大堆学术泡沫。制造学术泡沫，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啊！

(实习生 刘艳萍 胡荣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