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究竟怎么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四人谈　

　　寂寞与喧嚣

　　■文/高瑞泉

　　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部分，学术期刊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时期的学术生态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妨说，学术期刊就是学术生态的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我不了解，就中国的人文学术期刊而言，最初大抵是社会团体的机关刊物，或者是某些文化－政治派别的同人刊物。譬如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是国学保存会的机关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在提倡传统学术的同时，也不乏张扬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消息；在文化倾向上与此正相反的是《新青年》，在这本名满一时的刊物周围，团结了一批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精英。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同人刊物都出现过，甚至有中学生办刊物的。这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和表现，以抒发思想和社会诉求见长，但是到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大致说来，单纯的学术期刊是以现代学院制度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出现以后的产物。典型的代表如《清华学报》和《哲学评论》，前者为清华大学所主办，后者最初是北京尚志学会的刊物，后来为中国哲学会所编辑。它的兴盛期正好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创造高峰期相重合——20世纪30、40年代，正是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形成各自的哲学体系的时候。

　　说了一大圈陈旧故事，并没有借古讽今的意思，倒是想感叹各种学术期刊尽管各有其命运，在现代学术制度下，寂寞才是它们共同的宿命。单纯的学术刊物一定无法与政治时评类期刊在赢得读者上一决高低，《清华学报》无论如何精彩，都不可能有《新青年》那么多的读者。而且学术发展越是迅速，学术期刊老化得越快。原因是学术是讲究知识的积累与增长的。如果哪个学者还在重复几十年前某家刊物的某篇文章，那个领域的现状就一定无法乐观。

　　然而现在人们却似乎正在让寂寞的事业变得喧嚣和辉煌起来。

　　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学术期刊在数量上的扩张。现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学术期刊？估计人文社科类的就不下数千种。不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个研究所的专业刊物，各省的社会科学院和社联有刊物，各个高校有学报，而且各个学会也有刊物，党校和行政学院也有院刊。此外，还有大量的以书代刊的。因为刊号是稀缺资源，高等院校的院系和研究所就有了如此对策。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中国当前的学术期刊阵势。其中小部分是专业或比较专业的刊物，大部分还是综合类的，是名正言顺的杂志。按照比较现代化的指标，我国的人均占有学术期刊的数量在世界上排名如何，我不清楚，但是比起20多年前的学术萧条，学术期刊的壮大确实表示了学术繁荣的征兆。学术研究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也不再是荆棘丛生的是非之地了。所以，不管人们如何赞美《国粹学报》或《清华学报》，总得承认现在有了巨大的进步；更无论“文革”时期的取消学术的文化专制了。

　　数量上扩张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学术内涵稀薄化的危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制度的迅速强化，给期刊数量的扩张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机制：评定专业技术职称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专业人员的年度考核需要论文。博士学位需要论文、硕士学位也需要论文，而且许多学校还规定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两篇！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些出类拔萃之辈不拘一格脱颖而出；但是说句实在话，现在的博士生中不少人还没有20年前硕士生的平均水准和对学术的纯正热情，更不用说硕士生了。如果他们都要在毕业前正式发表论文，那么学术期刊的普遍水准将会如何岂非不言自明？而且以现在博士生、硕士生扩招的速度，恐怕现有的期刊还不够他们发表的。但是，既然有这样的考核制度，谁也不会轻易先行放弃，一是怕没有数量上明确的界限，更失去考核的客观性；二是毕竟研究生的论文也给整个单位的科研成果添砖加瓦了啊。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学术生涯也得服从市场法则，但是学术毕竟不是普通商品，在具有交换价值以外应该有学术自身的尊严。更何况即使是商品，也有一个谁来“埋单”的事情。现在是政府统统吃进，却并不利于培养学术的尊严感。

　　与政府统包相应的是给学术期刊定行政级别。现在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在学术期刊中，分中央一级的刊物、省级刊物、地市级刊物，根据是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越往上学术权威也就越大。在文摘类期刊中，则《新华文摘》最具权威，有不少科研机构和高校将被其转载的文章作者列为奖励对象，因为它不仅发行量巨大，而且是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华文摘》自然是一本不错的杂志，它选择学术文章转摘时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标准，但是众所周知它是大众读物的而非专业性文摘。在学科高度分化的今天，即使由某一种学术文摘来做所有论文学术水平的仲裁，也是不可能的。期刊编辑无法也不应承担过重的责任。其实，学术界中明白此理的大有人在，而且似乎没有哪一级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官方有此规定。为什么有这种行风，说白了，还是学术界缺乏一个独立的评价机制和权威。于是借助行政等级，或者以发行量（转摘可视为变相的增多发行量）的多寡为转移。写文章是为了给人读的，读者多对于作者固然是好事，但跟学术水准的高下乃至认识的真伪却并没有对应关系。读者多对于编者的工作当然是一种奖赏，但是学术期刊与普通报纸等大众传媒毕竟不同，编辑们如果一心追求起转摘率来，就把寂寞的事业误置为喧嚣的事情了。

　　改革也在进行。像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比较稳妥的方法似乎是增量改革，重点扶持那些基础好、学术依托强的期刊。无论是学者还是编者，都欢迎这种举措。不过，真正做起来，还应该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的规律。学术期刊到底不是学术工厂，顶多就是一个学术商场。商场建得很辉煌，还得里面的商品好才行。而且这个特殊商品许多时候还就是不会引起多数人的注目的。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尤其要承认学术期刊是寂寞的事业。能把寂寞的事业做好，靠的是平常心：学术就是学术。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探索中国学术期刊的当代理念

　　■文/夏锦乾

　　从总体上说，中国学术期刊的现状还不如人意，它给人们的印象是：创新之作少而平庸之作、克隆之作多；千篇一律，缺乏个性。这不光造成大量学术资源的浪费与流失，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要推动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革新学术期刊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应该看到，这几年来人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政府部门对优秀学术期刊的表彰以及推出“名刊工程”等，加强了对期刊建设的引导；比如，一些民间与半民间的机构每年推出期刊的转载率、被引用率的排行榜，在期刊界引入激励与竞争机制；再比如，各级期刊的主办、主管单位不同程度上加大了对期刊的资源投入，创造更多更好的办刊条件；对于学术期刊自身来说，也有一定的变化，如在出刊周期、开本、纸张、印刷、装帧、封面设计等等方面都作出调整，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期刊界的努力和决心，难能可贵。但我想说的是，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期刊的状况，甚至可以说收效甚微。这里的问题是，影响中国学术期刊的不仅仅是它的一些外在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关于期刊的观念，比如，当代学术期刊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功能、作用、地位是什么？对这些根本问题若含糊不清，或者仍然沿用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年代的观念，那么期刊的款式再新，资金再雄厚，各种奖牌获得再多，它都不能真正成为一本当代的刊物，因而也不能真正发挥期刊的作用。因此学术期刊的改革，必须把观念的更新提到第一位的高度。

　　面对今天的学术大势，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在弱化，而成果鉴定功能在加强。这不仅因为当今时代立体化的交流渠道，人们可以在学术期刊之外获得更直接、快捷、便利的交流与沟通，而且更重要的是，平台意识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交流。表面上看，“平台”意识是要求学术期刊成为客观、公正地为一切学术成果提供发表与交流的公共园地，但骨子里却把学术期刊划在学术圈子之外，不把它当作学术生产中的一员，弱化、淡化以至沦丧了它的学术主体自觉性。在这种意识下，学术期刊不需要学人办刊，编辑只要是杂家（俗称万金油），而不是专家，更不是一流专家。于是在“平台”的机制与体制下，学术交流与争鸣只能是虚有其表，杂家式的编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深入到研究的最前沿，捕捉最富原创意味的公共问题；而没有这种问题为前提，任何交流与争鸣不可能真正在思想、观念、方法以至研究视角上形成交锋，学者们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自言自语，学术的交流失去了内在的动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术期刊的学术鉴定功能却在不断被提升。各级学术单位、各种学术考评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作品只有经过学术期刊的发表才能转化为成果，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于是在学者们眼里，学术期刊的发表功能重于交流功能，追求学术作品的发表、特别是在全国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几乎成为今天学者们的共同愿望。对此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可以提出尖锐的批评，但问题的关键是，面对一时难以改变的现状，学术期刊无疑要更专业化地把好稿子的质量关。面对每年激增的大量稿件，编辑部如何加强鉴别能力，从选题、观点、论证方法、材料、表达等等方面着手，在学术史与当代学术前沿背景上加以取舍。这对学术期刊来说，将面临新的考验，不但“杂家”不能适应现状、编辑的专业素质需要大幅度地提高，而且整个办刊理念都将大大超越“平台”意识的局限。

　　从以上可以看到，“平台”意识或夸大、或虚构了学术期刊的功能，以至于对学术期刊作了不恰当的定位。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关于学术期刊的理念上出了问题。本文开头说到中国学术期刊的现状不如人意，表面看，这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与理念上出了问题有必然的联系。为此，笔者认为探索中国学术期刊的当代理念，是今天办好学术期刊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分清期刊（periodical）与杂志（magazin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两者都可能是定期的出版物，但是前者更强调周期性特征，反映对应领域工作、研究的动态性与阶段性，一般用于非营利性的交流与发布；而后者则以营利为目的，以满足不同群体的读者需求为宗旨，它贵在一个“杂”字，与期刊的“专”形成鲜明的对照。学术期刊无疑是“期刊”而不是“杂志”。它是学术研究最新成果与动态的载体，是学术界最高水准的代表。因此学术期刊不是一个虚体，而是一个学术的实体。如果说学术成果生产是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流程的话，那么学术期刊就是这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负担着成果的最后鉴定与发布这一重要环节。没有这一部门，学术成果不能最终完成，如同工厂产品不经过检验不能出厂一样。因此，学术期刊首先具有学术生产的功能，其次才有平台交流的功能。

　　把学术期刊看作学术生产的部门，首先要求学术期刊必须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学术档次，要有强烈的学术生产的意识与高水准的鉴别能力，能在大量的来稿中分清合格产品与不合格产品；在合格产品中发现优品与极品。为此，学术期刊的编辑都应该是专家，甚至是一流的专家，而不是杂家（那是杂志的编辑）；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同时学术期刊还需要大量匿名评审专家来呼应与支持它的工作。要坚持学人办刊、名家办刊的方针。当前出现的一大批以书代刊的学术期刊，之所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们的优势就是学人办刊。其次，对于国家学术管理部门来说，要把学术期刊管理纳入到学术生产管理的视野中来，要在机制与体制上确保学术期刊的学术档次。这至少有三方面的观念要改变。第一，学术期刊是学术生产部门而不是行政机关。从当前中国学术期刊的分布看，它们主要是作为高校、社科院以及社科联（包括各种学会）的机关刊物而存在的，许多主管单位因此常常简单地将它们作为一个行政部门来管理，用行政指令来解决学术生产中的问题，严重违背学术生产的规律；第二，学术期刊既然是学术生产部门，它的全部工作都应纳入学术生产的流程，它的成本也应计入学术生产的成本，而且是一块独立的成本。但今天国家社科基金在统筹学术生产时却把这块成本，完全置入具体课题之中，与学术期刊毫无关系，从而造成成果检验与被检验不但不能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反而打开了相互勾结、贿买版面的方便之门。许多课题经费变成版面费就是一个证明。第三，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生产部门，还应该有培养人才的功能。学术期刊社在获取一定的级别后，也应像社科院一样具有招收研究生的任务。

　　（作者为《学术月刊》常务副主编）

　　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

　　■文/许纪霖

　　当前中国知识界主要致力于两个方向：消极而言，是如何切实有效地防范学术腐败，给学术生产制造一个健康的环境；积极方面来说，是怎样创建一个好的学术体制，从而生产一流的学术成果。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问题，而是必须全面地检讨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正本清源。在当今时代，知识产品也具有与商品类似的属性，是一整套体制化的运作下的结果。在传统社会，学术的积累和生产更多的是个人化的行为，像董仲舒或朱熹，更多的是通过私人著述、个人传道授业、与学生的私人交流方式完成的。在欧洲的启蒙时代，卢梭、伏尔泰、洛克、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他们学术创造也是以一种相对个人化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规模化的社会化知识生产。然而，随着知识的专业化、学院化时代的到来，学术生产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行为，知识生产和学术创造都已经充分地建制化。学术知识就像物质性的商品一样有着它自身的生产、流通（传播）和消费领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动式的链条和体系。

　　因此，要对当前中国学术期刊进行反思，就必须把学术期刊放在中国整个知识生产体制中来进行考量和权衡，才能把握学术期刊在这一体制中所承担的功能。简而言之，学术期刊的功能主要是知识的传播功能和评价功能。学术知识生产完成之后，必须借助相应的学术刊物，才能实现知识产品的社会化和公共化。本来是与研究者主体密不可分的知识，一旦发表以后就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化知识，接受同行和公众的评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的诞生并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的历史并不很长，最多也是一两百年历史，学术期刊的繁荣是与整个知识生产体制的成型和建制化息息相关的。可以这样说，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体制中处于轴心的位置。学术期刊的兴盛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理由，各种类型、各种学科的学术期刊的存在，使得专业知识通过印刷品的形式广泛地传播，从而使知识迅速地学科化、专业化和公共化。

　　与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相对应的是它的评价功能。学术期刊除了发表专题性的学术论文之外，另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发表学术评论和书评，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进行“学术鉴定”，通过专业的讨论，判断其学术水准和学术价值。学术产品的最终命运如何，并不取决于作者的自我炒作，而是纳入相应的学科评价机制中，接受来自同行、专家以及公众的批判和评论。作为学术评价机制的学术期刊，其权威性，既不是来自作为某种具有终极判断标准的元话语或意识形态，也不是来自某一个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而是同行专家的平等的公共讨论，通过公开的、理性的学术争鸣，形成公共的学术评价机制，推进知识的进步。今年我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访问，特意考察了该所办的《太平洋事务》杂志，发现刊物有一半篇幅是发表最新出版的有关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著作的书评。该刊主编告诉我，这些书评的组稿和发表都与作者无关，通常由相关出版社向杂志社赠送新书，然后让研究所的专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荐书评的作者，由编辑去组稿。这就意味着，学术刊物除了发表论文之外，独立地组织书评，乃至各种专题讨论，是建立其专业权威的更重要的途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期刊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数量急剧增长，似乎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然而，在其背后，却遮蔽了种种体制性的弊端。整体而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学术期刊在整个学术生产体制中的位置虽然很重要，却是整个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学术期刊的数量增长了，但真正具有学术公信力和良好学术声誉的杂志却又屈指可数。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学术期刊的单位化。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从中央级研究机构，到地方性社科院，从全国重点大学，到地方各级院校乃至地区师专，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拥有自己的学报。学报与单位的利益是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中国的学术期刊在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所有制的产物，它并没有被推向知识的学术市场，不必受学术市场的自然筛选，也没有相应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每份学术刊物都有一个幕后的单位实体在支撑，主要是各级高校，社科院和社联三大网络。不少学术刊物的存在似乎主要不是公开的学术交流，而是本单位研究者自产自销的“学术自留地”。它似乎不受知识市场波动的影响，也不必面对学术市场的竞争压力，办好办坏一个样，是永远不破的铁饭碗。这些刊物与其说是公共的、开放的，不如说是家族的、封闭的。其质量当然可以想象。而一些刊物为了解决所谓的部门创收，更是公开的或私下的卖版面、卖刊号、出增刊，不惜败坏学术的公信力。

　　其二，缺乏严格的同行匿名评审制度。在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用稿是很严肃的，除了少数综合性的同人刊物之外，基本都采取专家匿名评审制，通过建立完善的同行评价机制来保障学术生产的秩序和质量。但在中国，大部分学术期刊至今没有实行匿名评审制度，而宣称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的刊物，又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招牌而已，有名无实。或者只是部分执行，编辑吃不准的时候，再让专家把一下关。中国许多学术刊物至今实行的，依然不是以同行为核心的专家匿名评审，而是以主编为核心的编辑主审制。这就为学术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即使编辑们是正派的，甚至拥有一流的学术鉴赏能力，在这样一个学术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学术的最新趋向，作出明智的取舍判断。许多学术期刊之所以大量刊发平庸的、缺乏学术创新价值的成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审稿者自身学术水平的低下。

　　其三，专业性刊物与综合性刊物在数量上不成比例。或许只有在中国，由于单位所有制缘故，才会有这么多综合性的大学学报或社科院、社联综合刊物。而在北美的学术刊物中，这类横跨人文、社会科学十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刊物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各专业学会或专业同人主办的专业刊物。每一个学术刊物的背后，都是一个空前活跃的学术社群，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经常有自己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拥有非常专业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行规，而学术刊物通常就是这些学术社群的标志，体现了他们独特的学术价值、问题意识、学科倾向和专业尺度。但在中国，由于学术长期受到以单位为核心的国家意志的支配，缺乏学术社群，即使有专业社团和学术社群，也大半没有办杂志的资格，拿不到刊物的配额。由于以单位为中心对学术刊物的垄断，使得中国学术至今还笼罩着浓厚的行政权力阴影（比如刊物主编就是由本单位任命的行政官僚），始终无法形成学术的民间社会和自主性的学术空间。

　　最后，学术刊物的分层高度行政化。在知识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各学术期刊根据其学术公信力的大小，逐渐分层为核心权威刊物和一般性刊物。在国外，这种分层并非国家意志或学术权威意志的产物，而是在长期的学术市场运作中，通过学术的竞争自然形成的，而且保持着动态性的上下流动。反观中国的学术期刊的分层体系，与其刊物在学术圈内部的公信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取决于该期刊所在单位的“行政级别”。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刊物的等级地位也就越高；反之亦然。比如中国现在所推行的所谓中文核心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CII、双效期刊等学术期刊分层制度，通常将中国社科院的各类刊物视作核心中的核心：中央级刊物（因为其主办单位都在厅局级以上），其次是学术中心城市有关刊物，以此类推等等。虽然这些中央级或核心级的刊物相比较而言，大部分都不差，有些的确比较优秀，但也有一些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近年来，不少学术社群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办了一批专业性的或综合性的学术丛刊，其中一些丛刊积累有年，已经在国内外颇有声誉和口碑，有些学术社群通过以书代刊办杂志，逐渐形成了公认的学术影响，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学术》。但因为其背后没有单位，一直无法被正式的学术体制所承认，其论文也不能在单位里面作为统计成果，一直被打入另册。这种以单位行政级别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学术期刊分层制，极大地妨碍了学术期刊的自由竞争和发展。

　　总而言之，由于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使得其本来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中的流通、筛选和评价功能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而说到底，学术期刊的弊端又不是孤立的，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生产机制的整体性问题。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就是在这样的漏洞中滋长出来的。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惟有寄希望以学术期刊乃至整个知识生产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三个：一是逐渐淡化学术期刊的单位色彩和行政本位；与相应的学术社群建立有机的、内在的联系；二是以学术自主性为原则，切实落实专家同行说了算的匿名审稿制，并逐渐创造学术的公共评论空间；三是放开学术杂志的刊号管制，逐渐形成开放的、竞争性的学术市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文科学术期刊建设之我见

　　■文/俞吾金

　　近年来，文科学术期刊在数量上和篇幅上都增长得比较快，同时，关于如何建设好文科学术期刊，如何提高其学术质量的讨论也经常见诸于报端。这个问题关涉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健康地成长和发展，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笔者认为，建设文科学术期刊需要努力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编辑素质的提高和期刊分科发展的关系。毋庸讳言，文科学术期刊的发展对编辑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年来，一大批已经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才充实到编辑队伍中，大大地改变了文科学术期刊的办刊思路，提升了编辑人员的总体素质。不用说，编辑人员素质的普遍提高，对文科学术期刊水准的提高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编辑人员素质的提高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是浮躁，而这种普遍的心态也对青年编辑人员的治学态度和工作态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另一方面，目前大量的文科学术期刊是以综合性作为自己的特征的，也就是说，凡属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的所有学科的论文，均可在这类刊物上发表。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假如一个编辑人员只熟悉一个二级学科（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十分困难的，他可能至多只能熟悉一个二级学科中的某个研究方向）的话，那么，他又如何去判断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其他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论文的质量呢？比如，按照目前的分类方法，哲学作为一级学科包含着以下八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学。其中任何一个二级学科又包含着许多不同的研究方向。这就启示我们，任何一个编辑人员，哪怕他再有天赋，也无法通晓整个一级学科，更不要说其他一级学科了。

　　在这样的态势下，要提高文科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学术质量，我国文科学术期刊中大量的综合性期刊就应逐步转化为分科性的期刊，如《哲学研究》，只发表哲学类论文，但如上所述，由于哲学有八个二级学科，所以，《哲学研究》仍然是哲学这个一级学科范围内的综合性期刊。当然，像《外国哲学》，甚至《现代外国哲学》这样的期刊，其分科性才变得比较明确。分科性的文科期刊的发展恐怕是今后文科学术期刊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方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分科的限定方式，编辑人员素质的确定才会获得明确的方向，从而从根本上确保文科学术期刊论文的质量。当然，综合性期刊仍然需要保留一些，但不宜太多太滥。

　　二、论文初审和双盲评审之间的关系。近年来，通过双盲评审来杜绝关系稿，提高文科学术期刊的质量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实际上，任何文科学术期刊在审稿时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双盲评审”，而只能做到“不完全的双盲评审”。业内人士都知道，一方面，如果全部来稿都采用双盲评审的方式进行遴选，不仅会大幅度地增加审稿的经济成本，而且也会大幅度地提高审稿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刊物在经济上难以维持，也难以按时出版；另一方面，来稿中存在大量质量极低的稿子，如果把这些稿子也纳入到双盲评审中，那编辑人员几乎就无事可做了。因此，每个文科学术期刊实际上都是以如下的方式来处理稿子的，即编辑人员先对稿子进行初审，在初审的基础上，再把一些重要的，但在观点上把不准的稿子送给相关的学科专家匿名进行评审。

　　这样就产生了编辑人员对大量来稿的初审、遴选和匿名专家对少量来稿的再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说来，匿名专家对匿名稿子的评审是比较公正的，如果说存在着不公正的可能性的话，主要是由以下的因素引起的：第一，稿子在形式上是匿名的，但实际上，在其行文和注释中仍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透露出作者的相关信息；第二，匿名稿子所涉及的主题并不是某个匿名专家最擅长的研究领域，从而出现识见上和评审上的偏差；第三，匿名专家完全从自己的好恶和观点出发来评审稿子。当然，这些消极因素可以通过编辑部的精益求精的工作而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完全避免这些因素的存在恐怕也是比较困难的。

　　更值得注意的环节是，编辑人员对大量来稿的初审。这里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把关不严，致使一些质量较差，甚至在学术上有硬伤的稿子被遴选进来；第二，熟人的、质量不高的“关系稿”被引入；第三，由于知识结构和判断失误，未能让真正有价值的稿子得到录用；第四，编辑部出于“创收”的考虑，鼓励编辑人员出卖版面。事实上，据我们所知，有一些文科学术刊物出卖版面的情况很严重，而各个高校制定的硕士生、博士生在校期间一定要发表论文的规定也促使研究生把大量稿子投向这类刊物，从而助长了这类现象的蔓延。所以，只有处理好编辑人员初审和匿名专家再审之间的关系，抓好两次评审中的每个环节，才能使真正优秀的稿子脱颖而出。

　　三、自来稿和约稿之间的关系。如果对文科学术期刊所收到的稿子做一个结构上的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自来稿，即作者自己向编辑部投寄的稿子。应该看到，在通常的情况下，编辑部收到的大部分稿子是自来稿。自来稿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极少数稿子是在作者自己的兴趣和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这些稿子的质量比较高。但平心而论，绝大部分自来稿的质量是比较差的，作者撰写它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有人甚至于把自己很粗糙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寄给编辑部。何况，自来稿的内容也是很分散的，作者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管什么样的文科学术期刊，如果完全录用自来稿，其内容上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毫无自己的特色可言。

　　由于自来稿的上述特点，就使编辑部的约稿对于任何想办出自己特色来的文科学术期刊来说，变得十分必要。约稿具有如下的好处：第一，编辑部能够根据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设计出相关的专栏和专题，并组织一流的专家来撰写稿子。一旦相关的专栏和专题出了名，期刊在学术界也就获得了较大的影响。第二，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事实上，优秀的文科学术期刊几乎无例外地拥有自己的特色专栏和专题。当然，编辑部约请专家撰写的稿子也不能在质量上得到绝对的保证。在极少数情况下，个别专家并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可能会趁机把自己写得很差的稿子出手，弄得编辑部啼笑皆非。总而言之，文科期刊要努力处理好作者自来稿和编辑部约稿之间的关系，既不疏忽自来稿中极少数优秀的稿子，又设计好相应的专栏、专题，以形成自己的特色。

　　综上所述，文科学术期刊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分科性，而不是综合性。如果编辑部能积极地协调好上述三方面的关系，将会把文科学术期刊办得更加有声有色。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http://whb.news365.com.cn/xl/t20041212_3208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