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因社会需要应运而生，是知识信息爆炸式增长的必然。它不仅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实际应用和组成部分，亦是人文社科学术评价的一项核心内容。它既通过量化分析来揭示人文社科期刊发展规律、增长趋势以及学科文献分布规律，又根据一定方法、标准去评判人文社科期刊的社会价值、作用或影响。其结果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对优化期刊使用、分配学术资源、激励科研人员以及发展学术研究等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但是，如果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方法和结果不被人们广泛接受、认同，则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鉴于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现实困境和问题，探索、催生科学合理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与评价机制已成为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解决的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1. 回溯历史: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之路

 

1.1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历程及其脉络我国期刊  评价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评价实践兴起于80年代，且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而较少聚焦人文社科期刊。至90年代，人文社科期刊评价问题才渐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相比西方国家，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发展有很大不同，在艰难的蜕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主流阵营、两套评价思路”，即政府部门基于质量评估的人文社科期刊评奖体系和专业学术评价机构基于文献计量理论与专家意见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根据对历届优秀期刊评奖的价值取向和社科文献计量学发展趋势的综合分析，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大致可划分为探索尝试期、调整突破期以及创新发展期三个阶段(见表1)。

 

 

1.2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演变特征 通过梳理、剖析我国历年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工作，不难发现以下特征化事实：

 

1.2.1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从“拿来主义”不断向“本土化”渐变  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在建设之初，主要奉行“拿来主义”，即简单移植国外期刊尤其是自然科学期刊的评价方法，或者照搬SSCI、A＆HCI 及ISSTP 标准，而未考虑创建“本土”的引文索引与评价指标。之后在具体实践中，不少学术评价机构发现国外的著录规范和引文分析法在国内当时的人文社科领域难以奏效，甚或事与愿违。至此，人们才注意到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有其明显的本土性、民族性、区域性和学科性特点。“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是指使某事物发生转变以符合本国、本地、本民族特定要求的过程。而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本土化是指将西方期刊评价的一般理论、方法与一国国情、人文社科属性相结合，构建出能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情况并具有相关特色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从最初的“拿来主义”到“本土化”意识的觉醒，标志着国内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逐步走向发展成熟，开始形成自身独有风貌。

 

1.2.2 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经历了“争论→共识→再争论”过程  对于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人们初始争论的焦点是：采用纯定性评价还是纯定量评价？前一种观点认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相差很大，其学科性质(牵涉历史、价值判断等)决定了其不适合定量评价也不容易找到“完美”的量化指标，而且现行主流定量指标多是直接从美国期刊评价体系中“选摘”出来的，它们适不适用于中国特殊国情，有何缺陷和局限性，能不能“嫁接”至人文社科期刊评价领域等尚需长期论证和检验，而这也是很多学者反对单纯以文献计量评价方法为主的缘由之一。相反，后一种观点认为，纯定性评价主观随意性大，区分度不易掌握，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有统一意见。此外，我国目前社科期刊约2 700 多种，每年发表的论文多达50 万篇，面对如此众多的期刊和论文，以同行评审为核心的定性评价显然因费时耗力、成本高企而无法应对。

 

此后数年，随着探讨的进一步深入，学界、期刊界以及科研管理部门渐次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缺少量化的定性评价是主观随意的，甚至会出现“长官意志”“一言堂”现象，而缺少定性的量化评价是残缺不全的，我们应该构建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维度综合评价方法。但是，在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时，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还是相反，两者权重如何分配等问题又再次“引爆”争论，各方观点莫衷一是，迄今未见定论。其中，持“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观点的学者认为，即使定性评价部分也不能流于空泛，须有具体标准，并尽可能争取分类分级量化，若在某些条件制约下确实不能分类细化和量化测评的，方可寻求业内专家评审意见。

 

1.2.3 评价标准的设计从“少量、分项”转向“多维度、综合化”  评价工作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的评价标准是否科学合理，而评价标准的“多维度、综合化”特点即是其科学合理性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我国期刊评价早期，政府部门主导的人文社科期刊评奖标准类别偏少，且更多侧重于政治意识形态、期刊规范和发行量，较少关注学术质量；而专业学术评价机构主持运作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则一开始仅注重期刊的影响力(通常只有2～5项文献计量指标)，后来才陆续增加了论文质量、学术价值等其他因素。时至今日，塑造“多维度、综合化”的人文社科期刊质量与水平评价标准体系已成为学界、期刊界的普遍共识。其中，评价标准的多维度是指对关涉人文社科期刊内在质量(囊括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辑质量以及出版质量等)、国际影响和办刊条件(如期刊主办单位的管理、建设状况)的一切有价值的因素都尽可能予以考虑和体现；评价标准的综合化意指对所有预设的评价维度按其重要程度科学、合理、全方位的设定评价指标及其权重，而后据此计算出一个综合指数和多个分项得分，并通过综合分析达到对人文社科期刊质量的准确、全面、客观的把握与评价。

 

1.2.4 评价主体涌现，评价体系多样，由百家争鸣演变至“四足鼎立”  近年来，学术评价受到社会各界特别关注，国内各种评价机构(如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的“情报中心”“评价中心”或“书报资料中心”等)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屡屡见诸报端，并呈现出各式各样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结果并存的状况。从评价主体类别来看，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一般由政府教育/文化/新闻部门、专业学术评价机构、行业协会( 或学术团队) 以及数据库出版商等4 类评价系统组织推进。这些评价系统因职责不同而在施力点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专业学术评价机构的影响力最大，政府部门次之，行业协会( 如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和数据库出版商的认可度最低。

 

目前在全国所有专业学术评价机构系统中，影响最大、应用最广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主体及评价体系当属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简称《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以及武汉大学《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 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 简称RCCSE) 等，呈现“四足鼎立”格局。其中，《总览》和《RCCSE》是包含了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综合体系。

 

2. 检视现状: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中若干突出问题

 

众所周知，积极、及时和准确的期刊评价可促进学术健康发展，而浮表、延时和偏狭的期刊评价却可能对学术研究产生负面影响。就我国现行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模式而言，在引导期刊凝练办刊方向、促进学术创新发展、优化学术生态环境以及提升国家整体学术水平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若干突出问题，值得深入剖析和反思。

 

2.1 现行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不完备，整体缺乏层次性、政治性和导向性  伴随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一直沿用至今的期刊指标体系已显得陈旧和不完备，难以再满足当前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要求，总体上表现为缺乏层次性、政治性和导向性。其中，期刊评价指标的“层次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评价指标的多维度，二是评价指标的综合化。当前，将塑造“层次性”指标体系付诸实施的评价机构较为少见且仍未成为主流。不仅如此，国内几家主流期刊评价指标体系都没有将期刊的政治性指标直接体现出来，这难道说意识形态属性在人文社科期刊质量中无足轻重吗? 恰恰相反，我国《新闻出版业2000－2010年发展规划》中曾明确指出: 新闻出版工作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要始终把握好舆论导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这说明期刊的政治质量在人文社科期刊质量评价中极其重要、不可或缺，因为一种存在政治质量问题而饱受社会批判的期刊，即使它的被摘率、被引率及借阅率都很高，也绝不能将其确定为核心期刊。此外，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目前整体还缺乏导向性，主要表现在片面追求学术评价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忽视甚至放弃肩负引领学术研究的使命，单纯以量化指标代替对学术方向的思考，以笼统标准代替对学科发展的精细化分析，听凭非学术因素对评价的过度干扰，其结果将使学术评价最终迷失在“学海”之中，找不到出路。

 

2.2 评价主体多元化与评价程序的保密影响了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人文社科期刊由谁来评价？这涉及到评价主体问题。由一两家机构来主导实施是否可行? 显然不可，尽管评价主体单一化有助于提高效率和树立权威，但也容易引致行政化倾向、学术权力寻租、学术垄断以及学术腐败。时下，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发展有由多样异质性评价主体取代单一同质化评价机构之势。然而，这又会引发了另一个令人深思、担忧的问题，即社会化多元评价主体虽体现了期刊评价的开放性，但也易因“政出多门”而导致乱象丛生，各评价机构各行其是、自拟章法(评价标准不统一)，从而造成学科资源严重浪费、评价层出不穷甚或低水平重复交叉，并且还会促使部分评价机构从自身利益考虑或按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行事，人为地搁置学术标准而加大非学术因素。再者，即使各种评价主体能有序竞争且精诚合作，但当他们发布庞杂纷纭却又各成体系的评价标准及相差悬殊的评价结果时，那么孰优孰劣? 谁权威公正，谁又偏失、不入流?公众将难免陷入迷失并产生“选择困难综合症”。

 

除了评价主体的数量和性质，评价程序是否公开同样是影响评价结果公正权威的重要因素。在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现实操作中，由实质评价指向的实质公正虽很难达到，但可通过追求程序评价指向的程序公正以无限逼近公正的评价。其原因在于程序评价相对实质评价而言，其可操作性更强、更易把握，而且一套科学、公正的规则和程序安排能对评价主体形成有效约束，以避免评价者的偏私行为。然而，相较评价结果公示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仅靠评价程序本身的公正远远不足以使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得到广泛认同，因此，评价机构还需在“期刊/学术界的诉求”与“评价程序的公开透明度”之间寻求平衡，或遵循适度公开原则或施行完全公开制度。

 

2.3 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功能被曲解、异化，“功利性”等负面效应凸显  由于我国科研绩效评价机制尚不健全，人文社科科研成果评价极其复杂棘手，以及“专家评审”的定性方法早已不能应对爆炸式增长的文献数量等原因，使得期刊评价的产物之一“核心/权威/来源期刊”(以定量方法遴选出来) 被赋予了科研成果评价的巨大功能，并担任着不恰当的社会角色，功利化倾向愈发严重。譬如，近年来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将人文社科“核心/权威/来源期刊”引入学术评价体系，并简单地以之作为学位获取、就业应聘、职称晋升、科研奖励、课题申请、职级待遇以及工作绩效考核等的决定性参考依据。

 

不过，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各式各样的人文社科“核心/权威/来源期刊”遴选愈演愈烈、日益火爆，同时却又因负面效应凸现而饱受各方强烈声讨和批判。那么，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各学术评价机构争相抢夺人文社科学术话语权；第二，“核心/权威/来源期刊”被众多部门、单位当作一种“低成本”且“简单、省事、有效”的科研成果评价手段，其背后潜藏巨大利益链; 第三，人们对“以刊评文”(即将文章质量与期刊级别等同联系起来)的质疑与抵制；第四，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功能出现异化，其直接外在表现是“核心/权威/来源期刊”偏离甚至丧失了原有的评价初衷，虽被视为优秀期刊的代名词，但已不具备评价期刊及其所刊载论文质量的功能。

 

2.4 从事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专业技术人才总体匮乏，人才队伍结构单一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在各行各业莫不如是。随着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目标宗旨、方式方法以及服务模式的变更或创新，必然对期刊评价的人才队伍及其个体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或严峻挑战。然而，就现阶段而言，绝大多数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在招聘人才时未能重视或强调应聘者是否具有学科的专业特长，仍然按固有思维一如既往地大量引进图书馆学或情报学等专业毕业生，而很少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形势或读者、被评对象以及某些特殊顾客参考咨询的需要，适时适量引进一些其他学科专业研究生和高层次学科专家。这一不良现象或问题的结果使得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总体比较匮乏，已严重制约了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当前发展和未来的可持续性。

 

从评价机构的人才数量来看，我国目前各个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机构的专业技术人才总量不足。以国内4大期刊评价机构为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以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除去行政人员和负责数据采集的工作人员外，真正参与落实核心期刊研制和评选的研究人员较少，有的评价机构甚至将核心业务外包给合作单位以降低劳动力成本。

 

另从评价机构的人才队伍结构来看，长期以来，国内从事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工作人员主要以图书情报学或情报学专业人才为主，人才队伍结构略显单一，不仅缺乏其他学科专业人才(即非图书馆学专业人才)，而且更加缺少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既懂图情专业知识又有其他学科专业背景的高素质人才，然而后者则正是目前学术期刊评价机构急需且首选的人才。

 

2.5 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脆弱，尚无基于多学科的理论支撑体系科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就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而言，现有主流经典理论基本源于国外30 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且主要是以文献计量学的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评价体系。其中，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的“文献离散定律”、美国著名情报学家加菲尔德的“引文分析体系”以及美国科学计量学奠基人和情报科学创始人普赖斯的“文献老化指数及研究峰值”，共同构成了“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然而，建立在上述学术期刊评价理论之上的传统评价模式，其本身学术评价功能微弱甚或并非学术评价标准，而仅仅是作为文献计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评价的主要内容是对学术期刊的发展规律和增长趋势进行量化分析，以揭示学科文献数量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而且其评价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引领学术发展繁荣、推动学术进步或直接为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提供参考和帮助，而是为了图书情报部门期刊订阅工作、便利学术期刊使用、优化文献资源利用以及为读者导读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决定了期刊评价的目标宗旨、功能导向、方式方法、指标标准、程序模式、衍生结果及其社会影响程度甚或经济效益的大小。因此，对于肩负引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走向使命的“新型期刊评价”，仅以文献计量学相关理论作为唯一的实践依据是脆弱的、不足的且有局限性的。有鉴于此，我国应该在继承发展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及时构建基于多学科综合交叉、开放动态、系统完整以及具有中国特色话语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理论框架与支撑体系，并且这一理论体系的构成应包括基础理论、方法体系、学科理论、应用原理、适用条件以及案例实证等多个部分。

 

3. 思考未来: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机制的优化路径

 

我国20多年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实践表明，完备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机制对抓住评价工作的实质与重点，实现评价工作的最优目标，以及推进评价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等具有深远意义。因此，如何匡正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机制的缺陷与不足，使其更加完善，已成为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3.1 厘清定位，划分不同功能层次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  长久以来，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意外”地承担了两大功能: 一是人文社科期刊生存与优化发展的“风向标”; 二是人文社科科研成果评价的“指挥棒”。对此，很多学者批判性地指出，这是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导向功能异化的体现，早已背离了其本身意义和位置所在。事实上，这无关异化或背离，而是人们对期刊评价功能定位抱残守缺( 或认识不清)，评价知识宣传不到位，以及期刊排名被滥用误用的结果。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大可不必回归“本位”或坚守其原始功能，恰相反，理清定位、重置功能以更好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要求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按功能定位不同，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功能可细分为以下4个层次: a．纯期刊状态评估功能( 非学术标准)，评价内容包括期刊宏观评价(如管理政策、结构布局、数量增长以及发展战略) 和期刊现状评价( 即对期刊个体的非学术质量评价)；b．综合评价功能Ⅰ型( 侧重期刊状态评估功能，兼顾科研成果评价功能)；c．综合评价功能Ⅱ型( 以科研成果评价功能为主，期刊状态评估功能为辅)；d．纯科研成果评价功能( 学术标准)。如此划分的原因在于，功能各异的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有利于满足不同层次的用户需求，分离、明晰办刊规律和学术创造规律，以及缓解评价机构与利益相关者(如期刊从业者、研究人员、高校师生等)间的矛盾。简言之，只有清晰定位评价功能，才会有相应的评价标准、指标和方法，才能减少甚或避免对学术期刊的过度评价、异化评价以及同质化评价等现象，进而达到评价的真正目的。

 

3.2 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学理论体系  现代人文社科期刊评价学理论体系应与时俱进，须具备评价目的明确、评价导向清晰、评价标准合理、评价内容全面、评价方法科学、评价过程开放、评价模式多样、评价队伍专业以及评价结果可信等特点。在期刊评价目的上，突出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社会影响以及学术规范和质量；在期刊评价导向上，强调促进人文社科期刊的全面繁荣与发展，避免“厚此”(核心、权威期刊垄断资源)“薄彼”(普通期刊发展步履维艰) 现象的蔓延滋生；在期刊评价标准上，以学术标准为中心，兼顾非学术标准，实行基本政治要求淘汰制、学术不端行为淘汰制和零被引率淘汰制; 在期刊评价内容上，侧重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综合指数评价，并辅之以分类、分学科等单项评价；在期刊评价指标上，修正或摒弃传统指标，重视开发、划分“领先指标、同步指标、滞后指标”三种类型，弥补现行指标体系中“滞后指标集中、同步指标稀少、领先指标基本为零”的不足; 在期刊评价原则上，采用“同类相聚、同级相比”；在期刊评价方法上，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量化分析(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中的量化分析部分)为主，但要避免过分偏重量化指标的倾向；在期刊评价过程中，适度开放，不但提前公布相关评价标准并重视期刊界、学术界、作者及学者的修改建议，而且可考虑满足被评对象的事先知情权和其他合理要求；在期刊评价模式上，注重学科专家、编辑专家、文献计量专家相结合的专业评价模式和读者、作者相结合的推荐式评价模式并行，双管齐下；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打造一支稳定、开放、年龄层次分明、不同学科背景以及业务水平梯队合理的队伍；在对待期刊评价结果上，重视合理解释、审慎处理和正确对待。

 

3.3 优化评价主体结构，加强沟通协作，并适当拉长评价时间间隔  在机制健全的社会里，将评价与被评价作为一种对人和事必不可少的督促或激励手段无可非议。然而，若同时存在众多带有功利目的、标准各异的评价主体却并非善事。当下我国评价主体数量之多( 良莠不齐)、影响之大，已经让人文社科期刊集体陷入畸形的排行榜中而无所适从或投机专营、急功近利。为此，建议如下；第一，提高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机构设立门槛，同时裁撤、合并一些定位不清、功能相近的评价机构，达到控制数量、优化结构及减少资源浪费的目的。第二，加强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机构间的沟通与协作。可供选择的两条路径是：一是由教育部或新闻出版总署牵头，在整合集成多学科、大样本统计数据源的基础上，联合3～5家有社会影响的评价机构，以及每个学科若干专家，编定统一、官方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人文社科期刊排行榜，并适当拉长评价的时间间隔，以减少过多、过频且性质雷同的期刊评价活动。二是维持各评价机构的竞争共存现状，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以明晰、廓清各自期刊评价体系的评价功能和范围，进而保证不同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机构分工明确、导向作用各异。

 

3.4 对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主体及其评价成果进行适度“再评价”之所以提出适度对期刊评价主体及其评价意见或结果的再评价问题，主要源于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主体日益增多、评价标准良莠不齐且经常发生“外行评内行”的怪象。就评价主体的“再评价”(对评价的评价)而言，可分为两种：对同行评审专家及其评审意见的再评价和对评价机构及其评价成果的再评价。对于第一种，可建立以下运行监督机制：a．设立主审专家，并实行终身负责制；b．推行实名评审制度; c．向社会公开评委的评审意见；d．保持评审记录，以备随时查询；e．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监督作用。针对第二种，建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牵头，联合3～5家有影响的评价机构，建立相互监督、彼此制约的“再评价”社会机制，不过也应鼓励人文社科期刊评价机构的良性竞争。当然，“再评价”有其必要性，亦有其难点，因为作为“新的评价成果”，其“合法性”、权威性需要政府部门、期刊界、学术界、研究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新的认可”。

 

3.5 将专业评价与大众评价分割开来，使两者结果相互对比、印证  专业评价，不管其结果“政出何门”，均有一套相对严格、成熟的评价程序。相比之下，大众评价则不同，它只需广大读者根据各自经验与喜好对所属学科领域的期刊进行推介，这虽能基本反映每个个体最真实的声音，但人为主观性较强而客观性弱。据现有文献资料，有学者认为，科学公正的期刊评价机制应是以“读者评价”为主体的大众评价机制；也有学者建议，在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中应赋予“读者评价意见”一定权重，以示广纳群言、客观公正之意。对于后一种观点，学界赞同的专家学者为数不少。然而，若将大众评价意见纳入专业评价中的定性评审部分，从表面上看会使评价结果更加全面、客观并接近公众的真实感受，但实际上，这很大程度降低了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专业水准，难免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在人文社科期刊评价领域，应将专业评价与大众评价分开，坚持“两条腿走路”或“两条评价主线”平行推进，以便使两种评价结果相互对比、印证，从而增强评价方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当然，这两类评价的实施主体既可相同，亦可不同。

 

除以上优化路径外，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评价还应重点关注在大数据环境和替代计量学兴起背景下的科研评价潮流，并相机作出调整。当今时代，作为传统衡量学术影响力的方法，文献计量学已不能反映原有学科、媒体、读者和格式之外学者的影响力，并且在科研评价上存在时滞过长、引证动机固有缺陷、影响力片面等诸多局限性。然而，在线科研环境(科研交流效率高、速度快、智能化且民主化)催生的替代计量学因其特有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大众评审”机制却可有效弥补既有评价体系的相应缺陷。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基于大数据的替代计量学评价将会作为网络时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的有力补充，或提供新指标、新机会或提供新视角等。

 

(来源：郭君平、荆林波，《情报杂志》2016年第35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