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大陆学界近年来抄袭、剽窃之事屡有发生，很多还是非常著名的大学中的非常著名的学者。奇怪的是，尽管媒体不断曝光，教育部一再重申学术规范，效果却并不理想，因为抄袭现象不但未见减少。

　　而那些剽窃者，在其剽窃行为被揭穿的当时几天，可能有一些舆论压力，但是一年半载甚至更短时间后，照样东山再起，风光依旧。依旧在原单位任职(单位给没给处分，给什么处分常常也是秘密)，依旧在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出版社也照样出他们的书。他们当然也依然是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乃至在媒体抛头露面的明星学者。

　　终身剥夺教师资格

　　这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最近似乎有了答案。几天前，台湾政治大学的两位学兄请我吃饭，闲聊间我说了大陆学术界抄袭成风的现象。他们听了面露惊讶之色：怎么可能这样？在台湾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学里教授如果被证实抄袭或剽窃，不但要被单位开除，而且任何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都不能再录用。

　　我问：如何保证这点？他们说：“教育部”会备案，而且发文通知每个高校，不能再录用此人。我带着很大的兴趣查阅了台湾“教育部”、“国科会”的相关法规，发现他们所述基本属实。

　　“教育部”《大专校院教师著作抄袭处理原则》以及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即所谓“国科会”)《学术伦理案件处理及审议要点》明确规定，大专院校必须有关于教师抄袭的审理和处罚条例，包括审理单位和程序，处罚措施等，并且在学校和教师的聘约中明确写明。具体的审理程序非常复杂，包括回避原则、保密原则等等。审理结果如果认定抄袭成立，则必须告知“教育部”以及各个大专院校。

　　“国科会”的文件对违反学术伦理行为的处罚措施有这样的规定：(一)停权终身或停权若干年；(二)追回全部或部分研究补助费用；(三)追回研究奖励费。关于终身停权，也就是终身不得从事大学教职，“国科会”文件的规定是：“严重违反学术伦理之研究数据造假或抄袭行为，应予终身停权。”也就是说，在违反学术伦理的诸多行为中，数据造假和抄袭是最为严重的，必须剥夺其终身教师资格。

　　统一制定法规

　　相比之下，大陆有关部门针对违反学术伦理、特别是抄袭行为的相关法规，则有待完善，审理程序也有待更加严密，处理意见和处罚措施更有待进一步明确。这至少是大陆学界剽窃抄袭所以屡禁不止的部分原因。其结果是造成抄袭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低(抄袭人数过多不是根本原因)，审理程序不够公开、公正并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由于缺少来自最高学术权力机构的统一法规，造成不同的高校缺乏统一的审理程序和处罚措施。有些高校为了“家丑不外扬”或其他人际关系的原因，常常对本单位的抄袭者采取轻描淡写、息事宁人的态度。

　　这些弊端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抄袭者为抄袭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所冒的风险太小，而获得的利益则可能很大。这样，依据所谓的“理性选择”理论，自利而“理性”的行动者就会选择代价低、风险低而获利大的不道德乃至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很难建立以抄袭为耻的文化心理。抄袭在道德上属于不诚实行为，但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在此环境中，被曝光的抄袭者并不真的觉得自己可耻，因为缺少这样的耻感文化，相反只会感叹自己倒霉———怎么偏偏摊到我了？一般的旁观者心里在想：不就是抄了点别人的文字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大惊小怪。而有些学界中人则会感到幸灾乐祸或自我庆幸，因为他们自己也抄了，但没有被发现。即使是揭发抄袭的人，也可能把自己的举动当做出名的机会，或者甚至在揭发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干同样的勾当。

　　基于上述考虑，我觉得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等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如果要彻底杜绝学界抄袭现象，就应该尽快出台类似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对违反学术伦理特别是抄袭行为的审理程序、处罚措施等做出具体可行的明确规定，并强制所有高校执行。之所以要由国家权力机构负责统一制定法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中那些制定法规或有能力影响制定法规者的人中，可能就有剽窃者，他们害怕制定这样的法规到头来会把自己给“订进去”。

　　对严重的抄袭行为，其严重的程度也可以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必须明确剥夺其教授资格，同时规定其他大学和学术单位也永远不得录用。违犯者，轻则撤销校领导职务，重则取消大学的办学资格。我相信，此条法令如果得以严格执行，抄袭者即使不会绝迹，也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