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的一位老师成为网络舆论的议论热点。首先是《北京青年报》于8月25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清华副教授身兼十份工作，自称是个工作狂》。文章的提要也很生动——“身兼十份工作、五部联系电话、四台笔记本电脑全能无线上网”。《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评论者好奇地问道：“董先生身兼十职，其中就包括了学术型研究员、节目主持人和政府官员三种看上去截然不同的角色，而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就多达三种，而按照现行规定，国立大学教职工、公务员这十种职务之间，是否会产生某些矛盾？”没多久，向来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新语丝网站上出现了一篇文章——《“留英博士”董关鹏行骗铁证如山：伪造论文和专著》。

　　在当事人尚未出面反驳或澄清之前，我们还无法对事件做出真正的判断。但学术界的道德混乱和伦理失范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北大教师王铭铭的抄袭事件到“辞书专业户”王同亿侵权案，学术界的腐败形形色色。有人托人情或雇人写文章、买论文，借此当上“博导”；某些官员富豪利用手中的权钱，当上名牌大学教授顾问；少数归国学人，利用国内对海外教育制度知之不多的弱点大肆行骗……所有这些，都令本该是一片净土的学术界弥漫着污浊之气。

　　简单的抄袭和伪造论文仍是比较容易辨别的龌龊行为，而若要判断一位学者研究成果的高下却非常困难。最近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的评选遭遇类似尴尬。6月份，中国工程院网站对外公布了628名200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在这些有效候选人中间将产生不超过70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2名官员、总裁、总经理和董事长成为此次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

　　成立时间最短的工程管理学部备受各界关注，有人甚至讥讽这个学部是“官员和企业家俱乐部”。据了解，工程管理学部从成立开始就是很有争议的。原因是有不少院士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下，管理学院士的标准难判定，中国的不少企业管理人员同时也是行政官员。

　　从长远来说，类似劣币驱除良币，学术圈如果鱼龙混杂，普通人势必逐渐丧失对学者专家的信任。中国学术研究机构的恢复运行不过20多年时间，创新精神尚未成为风尚，学术独立也刚刚蹒跚起步，在商业力量和权贵势力的污风秽雨的侵蚀下，学术研究的风气完全有可能走向萎靡不振。

　　学术界的健康独立，是中国社会专业分工趋势的一个重要组成。从社会建制上说，大多数职业群体都应该形成一套自身的规范和制度，比如共同的知识背景、对某一类精神价值的认同、对从业人员进行评判的一套价值标准等等。总之，在这一系列成文规则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下，团体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独立和自我组织。

　　从事知识生产的人群一般被社会学研究者称为科学共同体。20世纪40年代，英国物理化学家波朗依力主学术自由、科学自由，提出了科学共同体概念。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属于专门化了的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科学家的这些不同的集团共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意见，对于每一个科学家个人的研究过程产生很深刻的影响。”而默顿将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气质概括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不谋私利和有条件的怀疑精神。

　　在转型中国的大背景下，强调科学共同体的意义在于，科学共同体内部应该形成一种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摆脱各种商业和政治势力的诱惑和压制。

　　由于科学共同体的分层以专业母体为基础，因此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学术评价主要是在专业内部完成的，如专业内特定理论的评判以及对于不同理论的选择等。所以，外界对学术界的批评有时候容易陷入隔靴搔痒的境地，因为要评判某一专业领域知识成就的高下，非得业内同行不可。

　　如果说欧美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一种比较完善的制度，让创造性人物脱颖而出，让欺世盗名之辈无地容身的话，那么中国的科学共同体还远未形成完善的体制和达成默契的行为规范。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90年代以后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尤其在经济学、社会学等西学东渐的领域，正在形成一种学术氛围，逐渐建立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在文史哲和一些交叉学科，情况却不容乐观。文章前面提到的董先生和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事件，分别涉及新兴的传播学和工程管理学。要判断这些交叉领域的研究水平高下，确是一件难事。从目前的情况看，围绕着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问题，虽然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总体上还处于敲碎打的自发状态，离制度化还差得太远。如果各个职业群体能够形成各自的价值体系，在组织内部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机制，那将极大地丰富转型中国的道德资源。

   （黄锫坚 2003年09月08日经济观察报）
    http://www.eobserve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