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还是抄导一文怎么查不到了？此处尚有续集：我是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因反对学校的学术腐败，近几年我一直受到钝刀的宰割，成为被宰的“鸡”。
有人说我是“咎由自取”：“治理腐败是国家的事，你去凑什么热闹？很多人反腐都吃了大亏，有的搞得家破人亡，就你胳膊能拧过大腿？”听说我要上告，中文系的很多老师及学校的很多朋友都好心地来打岔，劝我说：“算了，你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要是我们，早些年可能就自杀过了！难道你非要他们用车子把你撞死不可？搞腐败的人是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
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是安徽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又在安徽大学工作，看到安徽大学如今的这种状况，我心里无法平静。假如我真的能赢得正义的伸张，赢得安徽大学的繁荣，死未必不值得！
一、    关于学术腐败及其它。
1、关于安徽大学白兆麟抄袭、弄虚作假骗取国务院津贴的问题。
此人背景：在配合其学生――现任校长、省委委员黄德宽申报安大古汉语博士点、使安徽大学实现博士点零的突破上有“卓越功勋”。成为“博导”，升任安徽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连襟曾是省里的人大主任。
我本与此人没有瓜葛，只是耳闻此人既不尊师，又不爱生（对当官的学生不是爱，而是拍是呵），既整同学，又整同事，老子天下第一，是学校里人见人怕的“大红人”，因而对其印象不佳。在我调入中文系，到他的古汉语教研室后，看我竟敢不大买他的帐，多次莫名其妙向我发难。如问我“能不能读懂《尚书》”，如说我所搞的典故“没有搞头”，并要出题目考我懂不懂“君子信盗”中“盗”的含义……等等，这才使我对他这位“训诂学博导”的学识有所怀疑。
我随便翻了一下他所审定的戴震《尚书义考》标点，五万字的东西，标点竟错达几百处，《尚书》似乎没读过。于是便找他，打算向他指出其中的问题。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位大人劈头就撂出“我没有时间接受请教”这样的话。不得已，我写了一篇将近万字的文章《〈尚书义考〉整理本指瑕》，刊发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01年第5期上。指名道姓说书的标点是白兆麟这位“训诂学博导”审定的。发表后，我复印了一份送到他信箱，附带把我所发表的论文索引附上，请其指正。
学校有几位老教授听说此事，便把他们整理的白兆麟材料拿给我看：白的看家之作《简明训诂学》大量抄袭，书上的文字和别人的东西两两对照，雷同处被复印了厚厚一本，全书几乎每页都有一至二处抄袭，有的一页竟有五六处，而且不少地方都是大段大段的抄；白兆麟得的是省社科3等奖，竟谎报成2等奖，骗取国务院津贴等。我看铁证如山，便在2004年7月联名给学校领导的揭发信上签了名。在揭发信上签字的除我而外，还有中文系孙以昭、程自信、顾祖钊、方铭及历史系傅玉璋五位教授；在揭发信提供有关材料一栏上，中文系陈广忠、管锡华（管已被逼去了加拿大）及管理学院徐召勋三位教授也签了名。要求学校领导对白的问题给予处理。
白兆麟这时要跟我“交流”。在别人的安排、参与下的这次交流，白表现了“高度的涵养”。当着白兆麟的面，我说白“人品是下三流的，学问也是下三流的”，说白“对古汉语只懂得一些‘小儿科’，讲深一点，一讲就错”，说白抄袭、弄虚作假等，建议白能看清自己，不要把头翘得那么高等等，白对此均默认而未与反驳。
2、我与学校领导本并不打交道。打交道只是在白兆麟的问题搞出来之后。开始，学校也有几位领导对此讲了些公正的话，但后来慢慢地态度有了改变。最后，关于白兆麟骗取国务院津贴的问题，随便我们怎么说，学校所有领导就是不表态；而对白兆麟明明白白的抄袭问题，亦竟说不好认定。说“要么叫白兆麟找三个人，你们也找三个人来认定”，而且不得寄涉嫌抄袭的证据材料，叫专家自己去判定。这其实就是不想认定。我们说“假如象我们这样的211大学连抄袭都认定不了，会有负于211大学的名声。可以叫白兆麟和我们几个教授中的任一人进行公开辩论”，学校没有同意。
为白兆麟的问题，我及有关人多次找学校。有些教授听说我去校长楼找领导，竟骂我“不是东西”，他们说：“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去过那个地方？你还把他们当人，你说你还是个东西？”学校无视教师的话由此可见一般。或许是因为被我们找烦了的缘故，学校后来规定，要学校领导接见，必得在校长办公室登记，等待安排。校长在不在办公室，都把门关着。有次我们一等就是两个多月，我对接见我的副校长说：“想见你们，真比见鬼都要难！安大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行，我们就到上级去反映！”这位校长说：“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把安大搞垮是不是？想要挟是不是？教育部上访的人多得很，你们去排队好了！”
在没办法情况下，有人把揭发信寄了出去，向省及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没过多久，学校领导在电话中对我们说：“你们不是反映到教育部了吗？信都回来了。”有人看真的没了办法，于是把材料搞到了北大学术网网上，题目是《博导还是抄导？》，揭发白兆麟的抄袭问题。
虽然向上级反映、上网与我无涉（我只是在听说白兆麟有个声明后，写了个《对白兆麟声明的声明》，请人贴了上去），但签名要求学校处理白兆麟的材料我的名字在最前头，找学校大多数我都在，于是我就成了这后面所有一切的当然策划者、领导者和实施者。这样我也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安徽大学的“反腐英雄”。“给安大脸上摸黑”，“影响安大声誉”，也就都成了我当然的“罪名”。
我绝对不是什么反腐英雄。我很清楚，腐败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越是大家骂，有的反而越是能往上爬！王怀忠在阜阳，哪个不骂他是“王坏种”？他不就是在骂声中爬上了副省长的位子吗？但我总认为，理总是要讲的，学校的发展要靠正道。
二、学术腐败及反腐让我们付出的代价。
1、1990年左右评副教授时，学校学术委员会评的是我，因为省里一个退休老省长魏心一出面，我的指标被某人所取代；1995年评教授，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耿蔚华又出面，还是要这个人上，他虽只有两篇国家级论文，我有六篇，教授还是给了他。
2、安大有硕士点、博士点院系的教授，没有不做导师的。在全国，恐怕也没听说说教授不够格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不够格做本科生导师。而我正是这样“唯一”的一个。白兆麟有权，在安徽大学导师遴选时不给我当导师；而且还进而以我过去在研究所，以我过去没给本科生上过基础课为名，剥夺我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做本科生导师的资格。
3、学校关于工作量计算的文件正一步步想把我逼死。
学校规定，教授的年工作量为100。我要单靠教学完成任务，只有开公选课，得讲360节（备课、改作业、出卷、改卷及每两三节课另花费的两个多钟头坐车是不算课时的）。因为选修课只准开36节，而且课程不能重复开，每门课还必须要有30人愿意选，所以要不备好7至8门课，想保证每学期能开成5门课是不可能的。
上公选课的人在学校大多是不吃香的。学校对这部分人一步步地逼：在计算工作量上公选课最吃亏，但开始还象上基础课那样，额外每课时给点报酬，可以重复开，一门课可以开45节以上，近两年都取消了。学校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你们就是比上基础课的人还要低一等！
如果单靠科研来完成教授的工作量，教授每年要么在省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33－34篇论文，要么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11－12篇论文，要么在国家重点学术刊物上发表5.6篇论文，要么就必得出版50多万字数的专著1部！我不知全国的教授们在不抄袭、又无经费资助的情况下有几个能完成如上这样的工作量？
科研还有省级、国家级项目分，奖励分。但管这些的，如省社科、国家社科大都是当官的（当官的都有三头六臂？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真正做学问的人大多不会跟当官的搞“关系”，所以真正做学问的人一般都很难拿得到。
在安大吃香的就不是如此了。他们不但可以完成工作量，有的甚至可以超额许多倍。指导一篇博士生论文曾算到90节课，硕士生论文算到60节课，分别相当于出版近14万字、9万多字专著一本，或者相当于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9篇、6篇多论文。有的当官的一下就指导四五十篇硕士论文，单这一项按超工作量计算报酬，又是系里的，又是学校的，就很吓人。我曾为此找过学校及有关部门，说纵使博士、硕士的论文都是你导师自己写的，而且纵使这些论文还都能出版或发表，能值如上这样一个“价钱”吗？有关人的回答是：“政策总要倾斜嘛！”
在安大，能不能完成工作量，关键看领导对你的态度。当不当导师要看领导；就连上课，也不是你想上就可以上，领导不给你上，你不能去抢。出书，大多要出版经费资助，学校想给谁钱，狗屎书可能都能出；不给你钱，你的书再有价值，也未必就能出得出来。
4、关于退休――公开的打击报复！
退休，按省里的文件规定，在我们安大符合条件的最多只能到65岁。为照顾白兆麟，学校在今年所下的文件中将博士点申报带头人的退休年龄改到70。学校文件还冠冕堂皇地规定“师德高尚，学风淳正”才可以延退。也就是在文件中明确肯定了白兆麟。这样的人学校竟如此地去保，其中的症结所在，隐藏在其后的的问题，领导与其是什么关系，难道不值得追究吗？
我们在揭发白兆麟的信中只是要求学校让超过65岁的白兆麟退休，而明年他就70了！所以学校今年8月分急忙下文，9月分通知我们，你们写揭发信的人还剩王光汉和顾祖钊两个，要先退。 我去年就听说，学校领导指责中文系领导延聘我，说“这样的人你们还不叫他退休！”我自知我不符合省里和学校的退休文件精神，与中文系领导说：“叫学校下文好了，只要他们敢下！”没想到，学校还真的就敢这样做！
我找学校问叫我退休的理由，学校领导开始是踢皮球：人事处说是学校领导定的；而学校则说你要找只有找人事处。最后有关人只好东扯葫芦西扯瓜。各各不一、五花八门的答复都让人吃惊：
①不符合“近三年教学、科研工作量饱满”这一条，有领导就这样说：“他怎么可能完成工作量呢？”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条我很在乎，因为我知道，学校哪怕能有一点点办法，都会搞我，工作量计算及报酬等的不断变更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况白兆麟等人也想看我笑话。所以这些年为了能完成工作量，不给学校抓住把柄，我一直注意计算，多了划不来，少了会找麻烦。因科研太不值钱，我先后开了《论语选读》、《老子选讲》、《词典学》、《人学》、《诗词曲鉴赏》等选修课。要开10门，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本事，剩下的当然只能靠论文。我拼死拼活好歹在近三年还是把工作量给完成了：三年在一起还多出了1.73个。
②在我叫有关部门查我的工作量后，又改口说是因我“国家项目的完成时间已到”。我手头有两个尚未结题的项目，一是国家语委的十五规划项目，另外一是国家古整委的重点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是我牵头，国家语委的项目，本应六月底结题，由于学校就是不给经费出版，25万字的《词典与规范》硬是出版不了。国家古整委的项目按计划也还要两年，怎么就“完成时间已到”了呢？
③分管人事的副校长说：“60退休，天经地义，要什么理由？退不退休，我们的根据就是需要。”我说：“难道国家项目是不是需要？”此人竟说：“那也要看学校需不需要。”我又问：“学校不需要，为什么给我申报？你们还要文件干什么？”此人说：“就这样了。你可以告嘛！”
学校人事处看没法说服我，最近把我的材料当我面调了出来，翻来翻去，还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我真不敢相信，学校领导胆子是不是也太大了！学校是共产党的，共产党讲公正，文件要公正，文件不应该关着门来执行，让大家看得见，才能叫人心服口服。按文件明明是应该退休的，只要领导喜欢，就可以不退。而相反，明明不合退休文件精神的，学校不喜欢，就非得退不可。这样做，只能滋生封建霸道，只能助长腐败！

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光汉
2006.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