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李□
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一幕学术打假
据2004年9月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同济大学面向全球公开招聘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终身教授、细胞凋亡领域知名学者杨杰，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全体移师同济。在最近七八年间，杨杰团队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自然》和《科学》上发表论文十篇，论文引用率全球第一。
杨杰在媒体上被迅速炒热之后，立即引起了定居美国的“学术打假专家”方舟子的注意。据说，同济提供的薪水不及美国的三分之一，杨杰及其团队为什么千里迢迢奔同济而去？对此，杨杰本人告诉媒体，“我们看中的是同济提供的科研平台和宽松环境。”但是，方舟子不相信。
应聘时，杨杰提出一系列计划：建癌症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生物医学工程中心……瞄准分子生物学、生化技术等生命科学热点领域提升学科实力。校方不仅一一应允，还十分爽快地给杨杰的研究计划拨了1100余万元的启动经费。接着，一位原来兼任院长的学校负责人，又主动把院长的位置让给了杨杰。
方舟子在他后来一篇题为《神秘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新院长》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有这样一个“论文引用率全球第一”的团队搬到同济大学，同济大学生命科学的研究水平势必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这6位实验室主任都是哪个学校的、姓啥名什，惜乎语焉不详，无从查阅其论文以瞻仰其丰功伟绩。对杨杰这位领导“美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大科学家的简历，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网站吝啬到只有“杨杰：院长，教授”这几个字，神秘莫测。到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网站查找，找不到有一个终身教授名叫杨杰，只有一个在其医学中心所属的全国犹太人医学研究中心（National Jewish Medical and Research Center）Lawrence J. Wysocki教授实验室打工做博士后研究的杨杰博士，不知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同名同姓？再到Medline查科罗拉多大学杨杰的论文发表情况，不由大失所望，该杨杰至今只发表过两篇论文，一为第二作者，一为第八作者。
于是，方舟子发问道：
不知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终身教授”是靠什么当上的？莫非我的检索系统有问题？还是杨博士用别名发表论文、当终身教授？希望杨博士能公开其简历和论文发表纪录（我已向杨博士发去电子邮件索取，还未收到回音），也希望同济大学能公开杨博士领来的团队成员的名单，否则我们只好说同济大学的生命科学院被一个大学术骗子带了一批学术骗子接管了。
接下去发生的是，《星岛日报》2006年4月报道，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被免去院长一职。报道指称，杨杰两年前曾被质疑伪造履历，校方在接受记者查询时证实，杨杰已被免职，但仍在学校任教。对于免职原因，校方强调“不能说”。
对此，新华社二位记者在4月26日的报道中，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周祖翼２５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杨杰在应聘简历上所涉及的博士学位获得时间上确实存在造假，但最终被学校罢免主要是因为他不能胜任其院长职务。周祖翼还说，杨杰在应聘院长时提供给同济大学的简历上，确实有失实之处：杨杰在日本东北大学获得生化博士学位的时间应为1998年，而简历上写的是1993年。以次类推，杨杰在简历上所写的"1993－1996年为美国Emory大学博士后",也有失客观。
那篇报道还说，杨杰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癌症中心终身教授"身份是否属实，也已经水落石出。因为新华社记者在同济大学人事处调档资料中看到，杨杰本人的应聘资料中所写，确为"助理教授（Tenure Track）"。至于媒体为何将杨杰宣传为终身教授，周祖翼表示，可能是媒体将国外泛用的"终身教职"误写成了"终身教授"。（一位在美国大学任职的研究员对多维社说，周祖翼此处对“助理教授”（Tenure Track）的理解有误，此教职并非是指“终身教职”，而是指被排入终身教职的候选人之列。）周祖翼强调说，那是"杨杰本人接受媒体采访，与学校无关"。
新华社报道指出的事实是，杨杰在2003年7月中标时，最终审定杨杰为院长人选的评审团，是由7位该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在7位专家中，有4位是中科院的院士。该评审团从17位列入复试范围的海内外知名学者中，最后选定了杨杰。
观察家对多维社说，也许是杨杰在学术履历上之假，不仅让学校感到难堪，也让当初评审的专家们感到尴尬。所以，杨杰造假案结果是轻描淡写地落幕了。罢免杨杰的原因，不因为他造假，而是因为他不能胜任院长职务。并且，校方特别强调，杨杰依然留在学校任教。方舟子在网路上高高举起的一幕打假，最后轻轻地落下。
在杨杰造假背后的学界虚荣和社会虚荣
虽然杨杰假案事件已经落幕，但整个事件留给世人的疑问，却并没有因此而释然。比如说，杨杰为什么要造假？是出自虚荣？还是为了以此证明自己确实有能力担当学术重任？按照学校的说法，杨杰的学术履历虽然有假，但他的学术能力并没有因此而遭到怀疑。这就是说，杨杰确实是有能力的。就算院长当不了，至少做个学术带头人，按照中国高校的流行说法，是没有问题的。
新华社记者在那篇报道的结尾，陈列出了杨杰的真实履历：
杨杰，1957年5月出生，1982年本科毕业于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并于1985年分别获得白求恩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生化研究生硕士学位，1998年获得日本东北大学生化博士学位。此后，杨杰在美国Emory大学担任讲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癌症中心担任助理教授。
作为一个1957年生的82级学生，杨杰乃10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代学子，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恢复高考之后最初的77、78两届大学生。这两届大学生可说是十年文革过后、硕果仅存的精华，是从整整一代人当中筛选出来的人尖子。
杨杰本科毕业后，又在国内获得硕士学位，接着还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一般说来，以这样的学历，在美国大学里做个讲师也罢，做个助理教授也罢，乃至做个终身教授也罢，都是能够胜任的。而有过在日本、美国的如上学术经历，回到国内做个学术团队的领袖，并不过份，而是适得其所。至少，比起文化大革命时代凭着老茧当工农兵学员要合情合理得多吧。这也即是说，杨杰根本不需要做假。
那么，杨杰究竟为什么要做假？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变换成，假如杨杰不做假的话，评审团会不会最后审定他为院长人选？
按说，杨杰是确实具备那样的能力的，根本不需要做假。但杨杰做假了。
观察家认为，杨杰做假与其说是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如说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的能力。因为评审团首先看重的，并不是被选人是否有能力，而是被选人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尤其是被选人在美国的学术地位。这可能是杨杰做假的关键所在。
假如评审团看重被选人的个人能力，远胜于看重被选人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的经历和地位，那么，被选人就根本没有做假的必要；或者说，被选人造假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
试想，假如当年梁漱溟面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挑选，有必要造假么？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兼容并蓄的心胸和眼光，不拘一格选人材。蔡元培聘请梁漱溟到北大教哲学的全部依据，仅仅是梁漱溟发表的一篇哲学论文，根本不考虑梁漱溟有无高等学历，有无在国外的留学背景，有无在美国的学术地位。
在当今的中国学界，流行着一种比学术造假更为可怕的学术头衔之真。这在美国的中国学人圈子里，可说司空见惯。一些来自国内大学的教授们，喜欢在自己的名片上煞有介事地印上“博士导师”一类的学术头衔。这样的头衔在中国人眼里也许金贵无比，可是在美国学界看来，不知所云。因为美国大学里没有这样的头衔。一个中国教授向一个美国教授炫耀自己的“博士导师”头衔，需要解释大半天，才能让人家弄明白。至于那些个博士导师究竟有多少学术能力，也只有天知地知，博士知，导师知了。
在如此一种假作真是真亦假、真为假时假亦真的真假难分时代，人们确实很难分清谁是真，谁是假。假如杨杰是假的，那么那些博士导师们难道就是真的了么？不管怎么说，比起当年仅仅凭着一篇论文就去北大教书的梁漱溟，杨杰的学术履历也罢，学术能力也罢，去同济大学担任一个学术团队的带头人，主持一个学术项目的资历和资本，可说是绰绰有余。可是杨杰却依然担心自己的资历不够。是谁在觉得杨杰的资历不够？是谁在逼使、或者说诱惑杨杰造假？
俗话说，上有好之，下必附焉。没有评审者的虚荣，又怎么会有被评者的造假？而评审者的虚荣，又折射了整个社会的虚荣。那样的虚荣如同一种看不见的疾病，在中国的学术界，科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等等界，到处传染，四处蔓延。
在一篇有关方舟子打假的报道中，如此例举出方舟子的二次辉煌战绩：一次是有关“基因皇后”的打假，一次是有关“核酸保健品”的打假。报道写道：
那年8月，一条消息在国内引起强烈轰动，美籍华人科学家陈晓宁携带着她研究多年的科学成果─三个人类基因库回到北京。据陈晓宁介绍，这三大基因库目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陈晓宁更是被人称为“基因皇后”。9月，方舟子发表公开信，称同等产品在美国用3000到4000美元就可以买到。
2000年，“基因皇后”事件刚刚平息，方舟子又把学术打假的矛头指向了风靡一时的“核酸保健品”。他说经过调查，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核酸营养”在美国已经被认定为商业骗局。
观察家对多维社指出，在这二起打假中，造假者迎合的与其说是科学界、学术界、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虚荣心。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弥漫着一种狂热的崇美风尚。只要是来自美国的东西，全是好货，都是名牌。就连吸烟者，都以吸美国烟为荣。美国的烟草商为此乐不可支，把在美国越来越受到限制的烟草业，劈头盖脸地倾销到中国这样的崇美国家里。虽然美国香烟并不掺假，但比起有过美国学术经历的中国学者，难道更有价值、更值得崇敬么？
在如此一片虚荣的社会风气中，学术造假与其说是一种迎合，不如说是一种屈从。虽然屈从者本身在人格上过于怯懦，并且多少掺带有作为一个学者不该有的虚荣心，但学术造假的根本动力，却是来自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虚荣心。就像在反美的狂热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怯懦一样，在崇美心理的背后，同样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缺乏自信。
在学术打假背后的娇情和媚俗
方舟子一次出色的打假，是他揭露清华大学教授、前校长助理刘辉的造假。在《北京晨报》的一篇报道里，方舟子向新闻界描述道：
“在刘辉的网页上，论文署名中的‘Liu.H’和其他论文一样是用黑体字标出的，以表示是他本人。但是这篇论文显得很奇怪。刘辉是个外科医生，其科研领域是‘消化外科，肝胆外科，移植外科，血管外科，人工脏器，移植免疫’，而这篇发表在美国《普通病毒学杂志》上的论文研究的却是艾滋病病毒蛋白的作用机理，和他的科研领域并无交叉之处。于是我到《普通病毒学杂志》把这篇论文调了出来。”
“原来那个‘Liu.H’是纽约赛奈山医学院病理系Edward M.Johnson实验室的‘LiuHong’，即刘宏，并不是刘辉。”方舟子说，“以前听说过把同名同姓的人的论文拿来冒充自己的论文的，但是像刘辉这样大胆到把不过是同姓、名字拼音缩写相同的人的论文也拿来为我所用的，倒是第一次见到。学术腐败的花样又有了创新。”
方舟子的这次打假，把造假的刘辉教授置于了死地。《北京晨报》的一则报道不无激动地宣告说：
清华大学“经校务会议讨论，学校决定撤销刘辉清华大学教授职务，解除与刘辉的聘任合同。”日前，一则《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关于对刘辉的处理决定》公布，造假教授刘辉被处以“极刑”。
这样的兴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传统道德节目，捉奸。把一个在学术上造了假的教授处以“极刑”，就像把一对奸夫淫妇送上公堂一样，打假的英雄也罢，旁观的观众也罢，全都非常激动。
观察人士认为，不管方舟子的打假是如何的真心实意，如何的正义在胸，在客观上造成的效果，却恰好是提升了文凭和头衔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效果，将使再真诚的打假，都无形中带有了一种矫情和媚俗的色彩。矫学历之情，媚资历之俗。如果造假是一种学术腐败，那么注重学历不注重能力的打假，则像是一种不管双方有无爱情只顾维护道德纲常的捉奸。这样的打假所基于的，是学界和社会的虚荣；这样的打假最终造成的结果，则是学界和社会的虚假繁荣。就算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本事弄到一纸文凭或者一顶学术桂冠，也不能证明中国人真的具备了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打假也有失手的时候
不过，方舟子的打假，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2004年的《北京晨报》，曾经报道过方舟子的另一次打假故事。这个故事里的被打对象，不是教授学者，而是一个被称之为物理天才的本科大学生，朱涵。据报道介绍，这次打假是因为朱涵的出名引起的。
今年3月，一个关于北京学生朱涵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现为南京大学2000级物理系本科生的朱涵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其中有8篇是SCI论文。现在已经有斯坦福、普林斯顿等近十所美国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向朱涵雪片般地飞来。
据了解，SCI所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一般来说，朱涵发表论文的成绩，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本科生的一般能力。
于是，方舟子出场了。报道在描述方舟子如何打假时说：
方舟子在文章中说，他检索到的6篇由朱涵署名的SCI论文，通讯作者全是朱涵的父亲朱建阳。“朱涵在申请美国大学时，敢不敢明说其论文通讯作者就是他父亲?t”
方舟子对媒体表示了怀疑朱涵造假的原因。方舟子认为，朱涵本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发如此多的论文，同时还有其他学习，时间上不太可能。另外，他本人在南京，与身在北京的父亲相隔千里进行多次合作，也不太可能。“还有，朱涵曾表示他是在大二寒假后开始做研究的，可他第一篇论文投稿截止期限是那年的大年初二，也就是说寒假还没过完，这说明朱涵的话有问题。”
对此，被打的对象朱涵，作了如下答复：
朱涵同学公开对方舟子的质疑给予了解释。朱涵说，他的许多文章中之所以以他父亲作为通讯作者，是因为他没有南京大学的邮箱。
一位与朱涵在同一实验室的同学表示：“我充分相信朱涵的为人，才智和创造力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实验室的位子也就在我前面，每天来到实验室基本上就是和师兄弟们认真讨论。用简单的其父亲为‘联系作者’的所谓根据就把人一棒子打死，简直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可以说，我们这里大部分文章的联系作者都是导师，联系作者只是一种责任关系。”
然而，由于方舟子的打假名声，朱涵在学的南京大学一点都不敢大意，竟然“组成了由国内物理学界的6名着名专家参加的鉴定委员会，对朱涵同学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考查”。好在结果是：委员会“作出了鉴定结论，肯定朱涵同学的科研能力和学术造诣。”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场面也真够盛况空前。6名着名专家，鉴定一名本科大学生。并且是“严肃、认真的考查。”这样的场面，就算结果是查证朱涵作假，也足以让人啼笑皆非。
有人对多维社指出，如果说，中国人造假造疯了的话，那么中国人打假也同样打疯了。也许是感觉到了隐藏在学术打假背后的这种疯狂，《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方舟子打假成名是学界悲哀》的文章。文章指出：
方舟子打假打出了名，以至于鲜有行外人记得他正经八百的学术背景。搞分子遗传学研究，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打学术的假，现在倒是缺他不得。
当下卷入“学术造假”争议的四川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魏于全，便是“吃”了方舟子的“亏”。再往前，清华大学一名“造假”的教授也被他推下了讲坛…….
因为打假而倒霉的学人，远不止上述几个。据消息人士对多维社透露，自从方舟子兴起学术打假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中箭”。至于这些学者的"中箭"，究竟是学界的幸事，还是学界的不幸，这可能就见仁见智了。不过，打假主角方舟子本人，似乎并不关心那些倒霉蛋究竟倒了谁的霉。那篇报道也不过是以“学界悲哀”，比喻方舟子的打假。
旅美的观察人士对多维社指出，要说悲哀，真正的悲哀之处也许在于，方舟子的打假只是打学历之假，资历之假，并没有打实际研究能力之假，也没有打实际工作能力之假。这可能就是上述那篇文章中“鲜有行外人记得他正经八百的学术背景”那句话的意思。因为方舟子在美国是读出了博士学位的学子，但并没有听说他于自己的博士专业，分子遗传学，作出什么贡献。或者说，他还没有在自己的专业上向世人证明过自己的能力。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导致了方舟子的打假目标，主要集中在对方的学历上，而不是聚焦在对方的能力上。这样的打假特征，在方舟子也许是下意识的，但在客观上，却恰好迎合了在中国学界中风行的重不学历而不重能力的时弊。
观察人士说，重能力而不重学历或者资历，不拘一格降人材，这在中国并不是从蔡元培开始的，而是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古代流传着许多诸如此类的美谈：20多岁的霍去病出任大将军。甘罗十二岁拜将。刘备三顾茅庐，恭请躬耕南阳的布衣书生诸葛亮……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也曾有过把一个工厂的保卫科长提拔到国家第二把手的故事。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新世纪的时候，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和打假。中国的学者真需要那样的虚荣么？中国人真陷入了那样的虚荣而难以自拔了么？
以打学历之假、不打能力之假为特色的方舟子打假，可能会助长重学历而不重能力的虚荣之风。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会无形中鼓励更多的不学无术之人，想方设法地为自己获得一纸文凭，甚至钻营出一顶诸如教授或者博导那样的学术桂冠。而对于有幸能够到海外、尤其是到美国高等学府或者高级研究机构深造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会更加看重资历和地位，以此加重他们在国内学界同仁心中的份量。
观察人士对多维社指出，中国国内博士点的增多，博士生的泛滥，博士导师雨后春笋一般地飞长，真是学术水平提高的标记？假如是的话，那么人们尽管在那些虚名上动脑筋就是。假如不是的话，那么就算有人造点假学历，又有什么要紧了？这就好比在公众场合，随便被人叫声教授，不过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不必因此紧张，感觉有了造假的嫌疑。造假固然怯懦、虚荣，但针对虚名的打假，也未必会使学界和学人更加名符其实。虚荣的风气不改变，教授、博导的虚名再真实，也不能给学术带来真正的长进。
（来源：多维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