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前无古人的
按照中国学术界当权派的说法，学术腐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也就是说，学术腐败的污染源来自社会，是这个“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会把学术界这块净土给弄脏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早在九百多年前，苏轼就曾说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苏轼：范增论)。1668年，意大利医生雷迪(Francesco Redi)证明，肉上的蛆来自肉中的蝇卵。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说”，证明发酵来自微生物。也就是说，肉汤中没有微生物，它是不会自发地变味的。因此，“净土”说既不符合科学，也根本就没有事实来佐证。追寻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人们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视学术界本身：学术界中没有蛆虫，没有细菌，外界怎么能够把腐败“反映”进去？
1 “学士”和“术士”
学术界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些人被统称为“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而实际上，“士”的起源是商、周时代的医、巫、史、优。正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当时，士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是贵族中最低等的，列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后。东周时期，朝纲不振，天下大乱，士的传统地位丧失，於是逐渐从贵族的队伍中游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利用脑力来谋生的人群。当时的士，可以分为两大支，一支的主要活动就是著书立说，招生授徒，建立学派，也就是以搞“学问”为主，他们可以算做“学”士。“学”士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经过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学”士很快就消亡了，他们的残余成了靠“寻章摘句”维生的“老雕虫”(李贺：《南园》)。
春秋战国时的另外一些士干什么呢？当门客，做说客，搞纵横捭阖，搞挑拨离间，搞鸡鸣狗盗，搞朝秦暮楚，也就是依附于某个大贵族，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博得主子的信任和宠爱。战国时的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每个人都有门客上千人。这些人，主子得势，他们奉迎巴结；主子失势，他们就改换门庭。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他们的主子虽然变成了一个，但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却越来越根深蒂固。读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而是搏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和捷径。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术”士，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人士的正源。由於“术”士很多来自俳优，因此他们的一个“遗传”特点非常明显：在主子面前，他们是奴才，是戏子；而主子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装主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象西方学者那样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曾非常深刻、非常形象地把中国知识分子比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 中国历史上的学术腐败
其实，“术”士的行径在最初虽然让人不齿，但经过长期的进化并且逐渐吸收“学”士们的思想和道德，他们最终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的。“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司马迁：报任安书)。也就是说，“术”士经过修身、施爱，在取予间见道德，在荣辱间显勇气，最后扬名立万，才能够成为君子。明朝时，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阮大铖。阮大铖才华盖世，所写传奇被后人赞誉为“尽善尽美”，“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这个阮大铖，又是士林中的败类典型：他投靠阉党权奸魏忠贤，官至兵部尚书，崇祯皇帝曾将他贬斥。后来他被南明小朝廷起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对手东林党及其后身复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名戏曲《桃花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贬损阮大铖，称颂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宁死不与阮大铖合流。由此可见，士林在当时羡慕的并不仅仅是高官厚禄和才华盖世。他们还有自己的正义感。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专门继承前辈的糟粕，而摈弃他们的精华呢？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中国学术界的大规模腐败莫过於科场舞弊。有清一代，科场案频频发生，著名的就有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案、乾隆十七年的顺天乡试案、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案，等等。而清王朝对科场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级，在这几个大案中，共处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主考官收受贿赂，阅卷人通伙作弊，实际上是把举人的功名卖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举子群情激愤，把“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并且把财神爷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庙里。康熙闻讯，立即派员到江南查案。几经周折，最后撤了两江总督的职，而参与科场舞弊的案犯一律斩首。咸丰年间，“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 (《清史稿•文宗本纪》)。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只是因为调换“中卷批条”、考官因为受贿、考生由於行贿，同时被砍掉了脑袋。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不过，不这么整治，科场舞弊之风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论清王朝整肃科场的目的是什么，其客观效果却都是保证了考场的干净，考试的公正。
反过来看看中国现代的科场舞弊案。参与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学招生黑幕的要员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没有。不仅法律的铡刀没有落到他们的脖子上，连党纪和政纪的鞭子都没有抽到他们的身上。人类历史前进了二、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3 逆向淘汰，劣胜优败
应该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由於留学欧美和rib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那时的学术界颇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曾有过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和方鸿渐之流，但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多数诞生于那个时期，这却是无法否认的。1949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但学术界人士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突然间从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了呢？笔者曾这么分析：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了。但实际上，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渣滓中借尸还魂，进入了第五个“S”：Shameless (死不要脸)。[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其实，在第四和第五个S之间，还隔着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八十年代。为什么学术腐败现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发，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到21世纪？由於学术界的主体是人，所以必须从人员的组成和结构这个线索来进行分析。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下，真正的学者不敢搞学术研究；第二，在反右运动中，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学者被赶出了学术界。也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学术界自五十年代起就由平庸之辈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虽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但也同时是中国学术界最为贫穷的时期，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种种现象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两次人员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批学子到国外留学，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学者下海和从政。客观地讲，当时能够留学国外的青年都是学术界中的佼佼者，远非近年来从新东方语言学校大门走出来的新留学生可比。而那些下海和从政的学术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学术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两轮筛选实际上等於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全面的逆向选择，至少在智力上说是如此。慢慢地，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尽管从九十年代末起，当年出国留学的人士开始大批回国，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无法进入中国的学术界：茅坑已经被不会拉屎的人占住了。而在少数能够进入学术界的留学人士中，却夹杂着一些骗子和恶棍，如陈晓宁和朱大海。(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学术界目前正在进行着八十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逆向选择。
从思想根源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人士，绝大多数是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中小学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什么正规的教育。这从陈竺等人给zgzf关于“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的公开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院士连高中毕业生的语文水平都不具备。(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如果从“教育是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没经过正规教育的人，具有敢想、敢说、敢干，想象力强，不受道德约束等特点。如果在公正、完善的制度下，他们的才智和胆识很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令他们对人类的科学和文化做出一番贡献。可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当时却是处於一种真空、无序、甚至紊乱的状态，学术界的当权派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他们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力和无边胆量，造就了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大腐败。
4 劳工神圣？
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从事学术活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明朝年间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也就是说，对於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也好，还是当官也好，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百姓造福。这，应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也失传了。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现行政策有关，但一些经济学学者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比如，以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为代表的一群人，无视中国有数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这个现实，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是有多少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衣食无虞、风雨无虑、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别墅汽车。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币过年的农民(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那些靠救济金维持生计的下岗职工，好象都算不上是中国的公民。岂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他们连人都算不上，因为按照厉以宁的说法，“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那些穷得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怎么会是“巨大的财富”呢？是谁的财富？在“经济学家”网站上，有这么一条横幅：“凯恩斯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的思想的奴隶。因此，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就让政治家们干去吧，你的任务仅仅是在‘经济学家’网站当好奴隶主。”(见www.jjxj.com.cn)。明白了吗？连政客都是他们的奴隶，那么那些农民和下岗工人更不在话下了。奴隶是奴隶主们的财富。奴隶越多，奴隶主越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不再是劳动人民了，而是这些混帐经济学家！
就是这帮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提出了“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么个口号。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伦理学，哪门科学是讲良心、讲道德的呢？讲良心、讲道德的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那么，这帮家伙提出这么个口号，岂不是在说毫无意义的屁话吗？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说穿了，他们是在用“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个幌子为自己不讲道德和不讲良心做铺衬，然后好去明目张胆地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这伙人干的最大坏事就是鼓吹“教育产业化”，结果把一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通行的公益事业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吃人的产业。他们干的其它坏事还包括：鼓吹扩大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以宁语)；他们还要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厉以宁：“新公有制”是大势所趋)。据一位某省党报的主编在酒后透露，在中国，最赚钱的买卖有两个：一是倒卖国有资产，一是办报纸──比它们还赚钱的买卖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些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干“治国、平天下这些小事”，他们要干修身(养肥自己)、齐家(发家致富)这些大事。这些人的精明之处就在於：先把干坏事合法化，然后再干。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奸贼也没有他们精明。
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教授学者除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还有一些“主流”法律学家。2003年8月15日，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死刑案被辽宁省最高法院改判为死缓。据报道，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四位“一流法学家”起草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最后，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动介入此案，再次把刘涌定为死罪。问题是，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为什么与公众的观点相差这么遥远？据说，陈兴良教授认为辽宁最高法院改判刘涌死刑为死缓是为了保障人权，因为“根据有关证据，在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引文同上)。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陈教授难道是从月球上来的吗？刑讯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吗？是只限於刘涌一案妈？孙志刚被警察无辜地活活打死，陈教授怎么没有写什么意见书呢？你们的的屁股怎么总是坐在有钱人的炕头上呢？有人指出，陈兴良等人受犯人之托拟定那个“意见书”，是“打着程序公正的旗号，破坏程序正义。”(佚名：刘涌案，中国法学界的耻辱还是光荣？)。真是一语中的。
为了替自己的行径找借口，陈兴良还写了一份近万字的辩护书，再次高谈什么人权之类的论调，同时还说中国的法官水平比中国的法学教授低下，民愤不能够代替法律，等等。(陈兴良：关于“刘涌案”之刑事司法论坛)。这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腔调几乎完全一样：主流经济学家要当政客的奴隶主，主流法学家要当法官的太上皇。你们干脆把这个国家直接接管过去算了，还这么羞羞答答地干什么？其实，这些“主流学者”既不是什么奴隶主，也不是什么太上皇。他们是典型的走狗和奴才，他们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俳优“术”士的直系后代。他们的主人名叫“权贵”。
早在80多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曾喊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不要羡慕那领干饷的顾问谘议！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平安的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80多年后，就在蔡先生掌过舵的北大，却出现了这么多败类学者。劳工神圣？对这帮人来说，简直就象是痴人说梦。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学术界堕落了何止80年！它简直是跳回了满清王朝！
写到这里，是否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学术界的当权派是否还有脸继续唱什么“净土”的高调？
八 中国的学术腐败是世界罕见的
(一) 国际学术界真的象中国学术界这么脏吗？
对中国某些人学术界人士来说，他们搞学术腐败的最大挡箭牌就是：腐败现象在国际学术界也存在，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外国人能搞，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按道理讲，这个逻辑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这个逻辑的使用：他们只把这个逻辑用在了腐败现象上，至於外国人的优点，如洁身自好，如勤奋努力，如奉公守法，以及人家大把大把地拿诺贝尔奖，这些中国人是不会使用这个逻辑的。这样一来，其结果就是，只要外国人能干的坏事，中国人都有权利去干，而面对外国人干的好事，他们却装聋作哑，假装看不见。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不学好”。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堕落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真的象中国学术界这么脏吗？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吧。
首先，在个体学术行为腐败层面，邹承鲁先生总结了中国学术界内目前盛行的七类现象，其中只有第三类(伪造成果，纂改数据)和第四类(剽窃)在国外学术界时有发生，其它的，几乎根本就看不到。比如说，“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这类现象在欧美学术界几乎就不存在。这倒不一定是他们不想干，而是没有这么干的可行性。在欧美，学术圈子就那么大，求职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2-3人来推荐，而绝大多数欧美人士写推荐信，都是比较实事求是。仅此一条，那些心怀不轨之徒，即使想伪造学历也没有可乘之机。就算有人能够得逞，一旦事发，也就前功尽弃。两年前，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橄榄球主教练乔治•欧列瑞(George O’Leary)跳槽到圣母大学，但由於他的简历中虚构的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队打球以及在1972年从纽约大学得到硕士学历的事情被人发现，结果上任仅五天就被迫辞职。在辞职声明中，这位教练说：“由於多年前的自私无知，我使圣母大学，他的校友和球迷蒙受了耻辱。”(Anonymous. O’Leary out at Notre Dame after one week)。实际上，蒙受耻辱的更是他个人。不仅如此，这个有三十多年教龄的名教练还丢掉了工作。一个体育教练伪造学历就会得到如此的下场，可想而知，在学术界伪造学历实际等於玩火。
中国学术界第二类学术行为腐败现象是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谁都明白，这类把戏能够得逞，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第一，吹牛人的狂妄和无耻，第二，听众的无知或愚昧。应该说，在欧美学术界，狂人不少，但无耻之徒不多。而既狂妄又无耻的人则更为稀少。即使是这些既狂妄又无耻的人，他们面对的却是专业知识非常扎实的学者。吹牛皮，谁买你的账呢？至於“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和“一稿两投”，完全违背一个学者的基本道德，不用谁去规定，绝大多数学者都会自觉抵制。少数无耻之徒，根本就找不到市场。“搭车”署名现象倒是有，但颇为少见。可以说，在欧美学术界，问题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他们叫“学术犯罪”)就是伪造数据和抄袭剽窃。这些，留在下面详细介绍。
其次，再看看集团学术权力腐败。欧美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为纯学术机构，不谋求物质利益。中国的学术界则不然，他既要求名，还要谋利。比如，北大清华都建有自己的公司，而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都来自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业，而不是来自本校教师的科技研发。[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三)：北大商人(1)；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四)：北大商人(2)]。上述这个差别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效果：欧美学术界将自己的名誉和信誉看得与自己的生命等同，因为他们追求的学术成就就是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学术界则不然，虽然名利他都想要，但如果他控制了权力，他就把利放在第一位，什么名誉，什么信誉，他都可以牺牲。这就是在中国学术界腐败分子受到保护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欧美学术界，很少看到学者抢夺行政职位的现象，这是因为，第一，行政权力在那里几乎不能够作为谋取私立的途径；第二，行政官员的选拔都已经制度化了，象中国学术界那些肮脏阴暗的勾当，在那里根本就行不通。当然，欧美学术界并不是白壁无瑕。八十年代，哈佛大学医学院爆发“达西丑闻”，而哈佛大学就涉嫌掩盖事实真相，它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同行的猛烈批评。(下详)。
第三，让我们看看欧美学术界是如何对待学术原则的。前面提到，所谓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在欧美学术界，他们最崇尚的一个原则就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什么是学术自由呢？根据“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1940年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原则声明》，学术自由就是从事研究和教学的自由。为了保护这个自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最终在1940年迫使美国的大学建立了所谓的“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System）。(舸昕：漫步美国大学)。
实际上，“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就是一个行业工会，而它们搞的这个“终身教职”制度，如果说在六十多年前还有必要的话，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则根本就没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因此，这个制度近年来在美国社会受到了极为猛烈的抨击。因此，如果要在欧美学术界寻找制度上的腐败，“终身教职”制度首当其冲。(舸昕：漫步美国大学)。但奇怪的是，这个制度却是中国的大学极力要效仿的。
无论如何，学术自由也好，终身教职也好，它们所反映的是大学教授在大学中地位的提高和上升。换句话说，美国的大学由行政当局治校，慢慢地向教授治校转变，尽管这个转变还没有彻底完成。虽然目前尚且无法断定行政治校与教授治校的优劣，但由从事学术活动的主体来自治，至少听上去比较合理。当然，教授治校的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有自治的能力，并且他们能够把公众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最早由教授自治的大学是托马斯•杰弗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但这所学校在教授自治了几十年之后，也不得不在20世纪初放弃这个传统。(舸昕：漫步美国大学)。同样，在20世纪初，由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压制学术自由，一些大学教授在纽约市建立了“社会研究新学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学校由教授自治。但这个状态维持了仅两年，“社会研究新学校”就不得不聘请校长。(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现在，美国的大学可以看成是由行政当局与教授共治，教授的“权力”更偏重于学术方面。共治的好处就是能够互相监督，互相控制，使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相对的权力。1954年，美国杜克大学董事会决定要授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荣誉博士学位，可是杜克大学的教授对尼克松在五十年代初参与极右派的反共狂潮记忆犹新，就是不通过这个议案，结果尼克松这个杜克法学院的校友一生都没有得到这个荣誉学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欧美大学很难制造那么多菜教授，那么多水博士，更不会出现那么多烂校长。
目前有人主张在中国通过实行教授治校来治理腐败，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即使真的能够实行教授治校，靠中国目前的这些教授，主要是些学阀和学霸，只能够把学校越治越糟，而不是越来越好。
(二) 国际学术界腐败案例
首先要说明的是，由於中国学术界具有“不学好”的本性，喜好学习外国人干的坏事，而不努力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并且他们倾向于拿国外的脏东西来当成自己的护身符，所以，我原本不想写这一部分，免得给这帮败类提供精神食粮。但转念一想，有比较才有鉴别。把外国人最肮脏的东西亮一亮，再拿它们与中国的脏东西比一比，不就更能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是世界罕见的么？退一万步说，即使是中国的腐败分子真的能够从国外的粪便中找出几颗豆子吃，难道他们还能成仙得道不成？於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1 哈佛大学：达西丑闻(主要参考文献：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约翰•达西(John Roland Darsee)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个附属医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的导师尤金•布劳恩瓦尔德(Eugene Braunwald)是哈佛大学教授、也是美国科学院当时心脏科学的唯一院士。在八十年代以前，由布劳恩瓦尔德指导过的130多名研究人员中，已经有40多人在美国的大学里获得了正教授和系主任的职位，而达西则被布劳恩瓦尔德认为是这一百多人中最优秀的。在1978-1981年间，达西作为主要作者，已经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是论文摘要)。1981年春，布劳恩瓦尔德为达西争取到了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
就在达西准备上任之际，他的三个同事发现了他伪造试验数据的证据。哈佛大学马上收回了给他的聘书，但允许他继续在布劳恩瓦尔德的实验室工作。五个月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发现达西提供的试验数据与其他人的数据有极大的出入，达西丑闻这才走出了哈佛大学。最终，达西发表的17篇论文、53篇摘要被撤销。NIH禁止达西在十年内申请或参加NIH的科研项目。
不过，达西丑闻的名气之大主要还是因为哈佛大学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出现了过失。达西从事的研究项目来自NIH，达西作假是在1981年5月被发现的，可是哈佛大学在NIH发现数据离谱之后，也就是半年之后，才正式通知NIH。在此之后，哈佛大学自己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八名成员中，有五名是哈佛的教授，尽管主任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担任。这个调查委员会在两个月内只开了两次会，没有与任何检举人面谈，就在1982年1月下结论说，达西作假仅限於已经发现的那几例。可是在1982年年底，由NIH组织的调查却表明，达西的论文几乎篇篇有假，他的作假历史可以上溯到他的本科时代。NIH的调查报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哈佛大学处理达西事件不当。
哈佛大学很可能是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训。1988年，哈佛大学教授、暴力心理学权威弗拉兹尔(Shervert Frazier)涉嫌剽窃。哈佛大学果断地迫使这名教授退休。
评论：达西事件是最早受到美国政府全面系统地调查的科学作假案件之一，其影响非常大。美国学术界目前处理此类学术腐败案的一些习惯规则，如由外界主持调查，就是根据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形成的。如果用这个案件与中国科学院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中国科学院连最基本的、表面的调查都不肯做，更不用说什么深入调查了。其实，就个体学术行为腐败来说，伪造试验数据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祸根，其危害何止是抄袭剽窃的百倍千倍。也就是因为如此，那些当权的根本不敢去查：一旦这个盖子被揭开，暴露出来的就是一个无底的黑洞。
2 麻省理工学院：巴尔第摩事件(主要参考文献：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巴尔第摩(David Baltimore)是美国生物医学界的传奇性人物。他26岁获得博士学位，36岁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37岁获得诺贝尔奖，52岁时(1990年)回到母校洛克菲勒大学任校长。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可以说，他是世界生物学界的权威，是美国学术界的领袖。但在1991年，巴尔第摩被迫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之职，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以“巴尔第摩事件”的主角而闻名国际学术界。
那么，“巴尔第摩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巴尔第摩的一位同事在发表一篇论文时，由於使用了巴尔第摩实验室的数据，因此也把他的名字署上了。后来有人揭发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有假。此事惊动了美国国会，它的一个委员会并且举行特别听证会，要调查这个事件。本来，有问题的那部分内容不是来自巴尔第摩的实验室，因此这个作假案与巴尔第摩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少年得志的巴尔第摩却在关键时刻发表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说美国“一小部分外界人士要利用这个小小不言、正常的科学争执作为催化剂，另立新法来管制美国的科学。”这封信惹恼了美国国会和公众，这个事件也就从此被打上了“巴尔第摩事件”的烙印。
整个“巴尔第摩事件”的内容非常繁杂，加州理工学院的历史教授Daniel J. Kevles曾写有一本厚达400多页的专著，名字就叫《巴尔第摩事件》(The Baltimore Case)。长话短说，NIH和国会的调查最后都得出结论说，巴尔第摩的那位同事确实造假，那个人也受到了与达西相似的处分。而巴尔第摩也被迫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位。不过，在1996年，巴尔第摩的那位同事上诉成功，NIH撤销了五年前的结论，并取消了对她的制裁。巴尔第摩现在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
评论：学术界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所以理应受到社会，包括政府的制约。“巴尔第摩事件”之所以成为“巴尔第摩事件”，实际就是科学家的自高自大，结果引起了公愤。美国联邦众议员丁吉尔在驳斥巴尔第摩的那封公开信时就说，“你说国会不懂科学上的事情，却要插手科学，可是科学家在要求国会拨款时从来就不曾怀疑国会对你们的要求到底懂不懂。”不过，巴尔第摩自高自大自有他的本钱，而中国学阀学霸的自高自大则是一点本钱都没有。巴尔第摩最终为他的失误付出了代价，可中国的院士们却没有一人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损失一根毫毛。
3 斯坦福大学：“间接费用”丑闻(主要参考文献：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
1990年，就在“巴尔第摩事件”的硝烟在波士顿上空弥漫之际，在美国的西海岸爆发出了更大的学术丑闻：有“西部的哈佛”之称的斯坦福大学被联邦政府的一个会计揭发，说他们利用所谓的“间接费用”欺骗联邦政府的钱财。据这位会计估计，斯坦福大学在八十年代从联邦政府多索取了2-4亿美元。
什么是“间接费用”呢？“间接费用”是政府在发放科研经费时给予研究者所在单位的费用，用于房屋、水电、文秘等开支。一般来说，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间接费用率占科研经费的40-60%，超过上限，要签订“谅解备忘录”。在整个八十年代，斯坦福大学与联邦政府签订了90多个这样的备忘录，涉及金额二亿多美元，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总共才签订了20个“谅解备忘录”。不仅如此，斯坦福大学拿到联邦政府报账的项目包括该校校长卧室的装修，他的婚礼招待会，斯坦福一家的墓地，甚至一艘豪华游艇的折旧费。
1991年3月，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调查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案件。美国的新闻媒体也一拥而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最后，斯坦福大学校长辞职，斯坦福大学向联邦政府退还了100万元间接费用，外加120万美元罚款，尽管它拒绝承认自己犯法。
评论：斯坦福大学的“间接费用”丑闻是典型的集团腐败，但斯坦福大学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斯坦福大学后来专门请来公关专家来改善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形象，外加其他费用，这个丑闻使斯坦福大学“直接损失”了3700万美元。这个丑闻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不惜使用说谎和欺骗的手段，打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向zgzf索取巨款。我之所以把北大清华欺诈案放到了学术界系统腐败这个层次，主要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整体行为，并且打着“学术”的幌子。而斯坦福大学只代表了自己。其实，北大清华的校长们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搞欺骗，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为这个欺骗负道义和法律责任。
4 贝尔实验室：舍恩事件(主要参考文献：Anonymous. Scandal Rocks Scientific Community; Service, R. F. Bell Labs Fires Star Physicist Found Guilty of Forging Data；Service：More of Bell Labs Physicist’s Papers Retracted)
从2001年起，国际物理学界出现了一颗闪亮的明星，他就是贝尔实验室的舍恩(Jan Hendrik Schön)。在短短的两年间，他发表了90余篇论文，绝大多数是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如《科学》和《自然》。有一段时间，舍恩每八天就发表一篇论文。他被誉为爱因斯坦第二，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当然得主。不过，在2002年的9月，舍恩建立的这座科学大厦顷刻间土崩瓦解，他发表的论文被所刊载的杂志整批整批地撤销。仅在11月份，《科学》杂志就一次撤销了舍恩的八篇论文。
舍恩是德国人，事发时只有32岁。他的倒台，实际是早晚的事情。2002年春天，有人发现舍恩的试验结果根本就重复不出来，而普林斯顿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分别发现舍恩的三篇互不相关的论文却含有完全相同的图表。贝尔实验室马上开始了对舍恩的调查。尽管舍恩把原始记录彻底地销毁了，调查组还是得出了结论：他的试验结果多数是伪造的或经过篡改。贝尔实验室在调查结束后马上把他解雇，而德国的一个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撤销了给他的聘书。贝尔实验室的董事长欧西发表声明说，我们为这一科学不端行为发生在贝尔实验室而感到深切地悲痛。在它77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
评论：舍恩事件是21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科学作弊案，受到影响的不仅是他个人，并且包括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贝尔实验室、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以及《科学》和《自然》杂志。科学界的权威都能够被一个“小青年”胡弄得团团转，可想而知，在科学研究中伪造数据、弄虚作假的危害有多么严重。据说，国内有些大学钱多得花不完，於是悬出以下赏格：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奖金一百万人民币。不知道这个悬赏是在鼓励学者呢，还是在刺激骗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能让中国学术界的骗子在世界上曝光，花个一百万人民币，值！
5 印度库曼大学：校长剽窃案(主要参考文献：Maylie, D. Physics prof’s article found plagiarized; Raj, G. Plagiarism scandal brewing; Pande, S. Academic Scandal Rocks Kumaon University)
2002年春天，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卡拉什收到了一个匿名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是告诉她印度库曼大学(Kumaon University)的校长拉吉普(Balwant Singh Rajput)剽窃了她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而与拉吉普一同剽窃的一个学生还要因为这篇剽窃的论文获得一项国际奖项。卡拉什在最初没想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但她后来听说库曼大学物理系主任被突然解雇，她决定插手。因为她认为这位主任是由於调查这桩剽窃案而丢掉工作的。
卡拉什在这年10月起草了一封给印度总统的信件，该信有七名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其中三名是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在这封信中，卡拉什写到：“一代极有天赋的印度物理学家已经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广泛认可，并且为印度物理学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如果印度科学的这个崇高的声誉被少数几个剽窃者所败坏，那真是太可惜了。”虽然这封信没有能够直接到达印度总统的手中，但通过互联网络和权威学术刊物的报道，印度总统得知了这个事情，他於是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拉吉普剽窃案成立。2003年2月，拉吉普被印度政府撤了库曼大学校长的职务。
评论：库曼大学剽窃案与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剽窃案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主角都是大学校长，操刀剽窃的都是他们的学生，最后两个大学校长都把责任推给了自己的学生。但这两个案子的最大不同点是结局：印度的剽窃校长被解雇，而中国的剽窃校长则纹丝不动。zgzf在等什么呢？难道在等洋人教授写控告信？难道还需要诺贝尔奖得主的签名？顾冠群案不处理，中国科学的声誉，如果还有的话，就一定会败坏在这些学术小偷的手中。
6 迟到的惩罚(主要参考文献：Starr, D. Revisiting a 1930s Scandal, AACR to Rename a Prize；Hagmann, M. Researcher Rebuked for 20-Year-Old Misdeed.)
康乃琉斯•罗兹(Cornelius Rhoads，1898-1959)是美国著名癌症专家。在癌症研究领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青年科学家大奖，Cornelius P. Rhoads Memorial Award，具有极高的地位。2003年，主持这个奖项的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决定把康乃琉斯•罗兹的名字从这项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大奖中去掉，理由是他不再适于充当青年科学家的楷模。为什么呢？
原来，在2002年，波多黎各大学的一位生物学教授偶然发现了康乃琉斯•罗兹在三十年代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罗兹咒骂波多黎各人是世界上最脏、最懒、最下流、最好偷盗的民族。“这个岛屿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事业，而是滔天的海浪或能够把这个种族彻底灭绝的灾难。”罗兹在这封信中还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使这个灭绝进程向前推进：我杀了八个人，并且把癌细胞植入了另外几个人的身体。”虽然美国癌症研究学会组织的调查没有发现罗兹杀人或转移癌细胞的证据，但它得出的结论是，这封信本身就足够把他的名字从这项大奖中剔除。AACR接受了这个建议。
1999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The Max Planck Society)主席发出了一项正式“谴责”(censure)，被谴责的对象是著名生物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的主任彼得•西伯格(Peter Seeburg)。原来，西伯格在20多年前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参与了人类生长激素基因的克隆。199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就这项发明专利打起了官司，西伯格在法庭作证时说，他在1978年加入这家公司时，把这个基因的克隆也从加州大学带了过去。而且，他们后来在Nature上发表论文时，还伪造了这个克隆的来历。
这篇证词一经公布，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主席马上组织了调查。后来，由於那家生物技术公司向加州大学交纳了两亿美元赔款，这个官司在庭外和解，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调查才终止。最后的处理决定是针对西伯格坦白的在发表论文时伪造数据，而不是“偷窃”基因克隆，因为在当时，加州大学尚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西伯格后来决定把自己从专利赔偿中所得的数百万美元捐献给慈善机构。
评论：从上面这两个例子来看，国际学术界中，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由於它的自我调控机制比较好，所以最终总能够伸张正义，铲除邪恶。也就是说，国际学术界存在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进化机制。这个机制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中国学术界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并且是在加速发展。从另一方面讲，罗兹的丑恶面目在他死去四十多年后终於暴露于世，他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而中国那些踩着工农大众的脑袋往上爬的学者是否也能够被死后鞭尸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九 结论：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行文至此，本该是笔者下结论的时候了。但我倒要先问一问中国学术界的那些人大代表，那些大学校长，以及中国科协的那个什么委员会：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缩小了？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是被社会污染了，还是它正在污染着社会？你们自己说一说，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企望这些人会良心发现，承认中国学术腐败的现实。本文所举的事例，他们早都知道，而且知道得比别人还要多，还要详细。他们之所以闭着眼睛说瞎话，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利益：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如果让政府和社会知道，他们这些人，或者说他们这个“阶级”，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就可能会烟消云散。所以，即使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也要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立场是和整个社会对立的，他们的利益是和中国公众相违的。
不过，这些学术腐败“低估派”的呼吁倒是件好事，它至少把学术腐败问题摆到了台面上，人们可以自由地讨论这个问题。最可恶的是那些闷头搞学术腐败的家伙：任凭你怎么批，怎么骂，只要他的职不被撤，只要他可以继续搞腐败，他都不在乎。名，我所好也，利，我所好也。名利不可兼得，舍名而取利也。这也就是中国目前学术界的一大特点─“笑贫不笑娼”：不管你的学术水平多么低劣，不管你的道德修养如何败坏，只要你有权，只要你能搞到钱，你就是中国学术界人人景仰的大腕儿和大师。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性中国的学术腐败呢？应该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世界罕见的社会腐败。说它是规模空前的，是因为在中国的学术界，在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次，人们都很难找到一块“净土”：腐败现象在随时随地地发生，人们已经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了。一位记者在调查顾冠群抄袭案时，就对学术界“内部一些人士见惯不惊的态度”感到吃惊。(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说中国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罕见的，是因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纵观人类历史，如此全方位、大规模、深层次的学术腐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除了现在的中国。
大学诞生于十二世纪的欧洲，而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在中国，现代学术界，也就是以西方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领域，最多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但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的学者却把这个代表人类文明的大厦中的“中国馆”糟蹋成了污秽遍地、邪恶横行的权学、钱学交易市场。我不禁要问：他们哪来的这么大本事？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可能给中国的学术腐败定定量呢？可以。2002年，就北大王铭铭抄袭事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王铭铭抄袭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佚名：代表委员提醒：一流大学建设谨防3大误区）。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问题，“(学术)腐败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普遍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百分比？”时说：“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学界的话，有10%也许有。”(中央电视台：邹承鲁：痛击科学腐败)。应该说，这个10%的比例只是对腐败人数的估计，也只是一个估计的下限，因为它仅包括了学术行为腐败，而没有包括高层次的学术腐败。其实，即使是10%，它也意味着中国的院士队伍中，有上百人是腐败院士；中国每年上万的新科博士，有数千是腐败博士；中国的几十万教授大军中，有几万人是腐败教授；中国每年几千亿元人民币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数百亿元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
事实上，学术腐败分子吞噬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他们还在腐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础，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毁掉中国的“科教兴国”之梦。学术腐败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坏一代青年的良知，使这个腐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梁勇：莫让学术腐败的风气玷污了孩子；楚舟：“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从这一点来说，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比吏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都要大。实际上，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
章太炎曾把社会的腐败分成两种，一种是“土崩”，一种是“鱼烂”。土崩是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地崩坍，而鱼烂则是从里面开始，一直向外烂。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就处在鱼烂状态：它就象一具金缕玉衣包裹着的腐尸，从外面看金碧辉煌，但它散发的臭气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它腐败的程度。
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状况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科举制度崩溃的前夕。当时也是士风日下，举人遍地。翰林回乡，根本就没有了往昔的荣耀，富商大贾一改往日对他们的巴结奉承，相反，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清朝的末科状元刘春霖在夺魁之后到各地拜访高官，俗称“打秋风”，饱受冷遇。(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与现今的博士、教授贬值，何其相似！一位清末考生参加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的所见所闻是这样的：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枪手、三场偷号灯。“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钟毓龙《科场回忆录》，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又与现在的大学考场多么相似！
历史很少有偶然的巧合，而今年又恰逢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的一百周年。那么，菜教授满街走，水博士到处流，窃学生遍校园的现象，是否预示着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势力盛极而衰、行将灭亡呢？前段时间还传来上海“某名牌大学”的九名博士生集体炒导师鱿鱼的消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