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菜教授、水博士、烂校长：学术原则腐败大揭密
　　
　　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强盗遍地，学阀学霸横行：这一切，哪里有一丝一毫“象牙塔”的身影？哪里有一点一滴“净土”的气象？这还是学术界吗？不，它不是。因为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不是在搞学术，他们早就放弃了学术原则。这就是学术原则腐败。前面提到，学术原则腐败的实质就是学术界整个系统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利用“学术”的名义来追逐名利。
　　
　　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教授的贬值和院士的升值说明了什么？
　　
　　学术界包括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其组成人员包括在这些机构担任教育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成员。在中国，学术界内的等级之多，世界罕见。除了按照国际惯例在大学中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四个主要级别之外，中国的教授还按评上的年头分为“88年以前”和“88年以后”的两群，前者享受高干待遇，得了病可以住单间，而后者则是一群大路货，得病住大病房。(佚名：中美教授谈学术腐败访谈实录)。目前中国的大学又独出心裁地在教授这个级别中增加了校聘教授、院聘教授、特聘教授，以及“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这么些个级别。除此之外，还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授、“长江学者”教授等等名堂。近年来，由於“985工程”的实施，“若干所大学”用国家专款给教授涨工资，於是又有了“一岗、二岗、三岗”教授。即使这样，也还是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对等级制度的热爱。随着“院士”人数的剧增，中国的学术界又猛然多出了一个“最高权威”阶层。所以说，中国的教授实际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教授等级的增多说明中国的“教授”头衔大幅度贬值。确实，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在中国的大学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手段，并且靠够了一定的年头，就可以得到教授的头衔。“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国学术界最高权威，院士，就一清二楚了。(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中国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其它如北大的“门修斯”教授、“阿米诺酸”教授更是尽人皆知。[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一)：评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再看看清华大学的“妖魔化教授”李希光(http://xys.org/dajia/lixiguang.html)、“十面博士”董关鹏副教授(http://xys.org/dajia/dongguanpeng.html)，其它学校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这不，一名普通的相声演员，竟然被四所大学争先恐后地聘为教授，并且是不同专业的教授。(佚名：牛群当教授网上网下遭围攻)。
　　
　　不过，菜教授本身并不完全是教授贬值的原因。中国教授贬值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最后为了瓜分利益，把手伸向政府、伸向社会，因为国家给教授以一定的待遇。不以学术水平为依据，而以利益分配为取向进行学术职称的评定，是中国学术界腐败的第一表征。这一表征目前已经在博导、院士的选举、评定中暴露无遗，因为每年的增选，都是个人利益、单位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划分。
　　
　　与教授的贬值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院士的身价在过去的十年间的大幅度升值。为了能够当上院士，院士侯选人及其所在单位不惜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来搞宣传(“包装”)，搞公关(行贿)，使院士选举变成了院士选战。(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尽管院士人数以每两年超过百余人的数字递增，但这些名额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的胃口。
　　
　　选举为什么成了选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当上中国的院士是既有名，又得利。因为院士是国家认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享受副部长级别的待遇，他们还能够争取、控制大笔的科研经费。看看那乱哄哄的选战场面，人们不禁会联想到民国年间曹锟的总统贿选以及近年间台湾层出不穷的政界贿选丑闻。其实，中国院士目前的选举与贿选在性质上几乎毫无区别。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什么叫单位实力和推荐力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透露说，“现在都是由单位出面帮助候选人送材料、‘打招呼’甚至送钱送礼”。(引文同上)。另据揭露，某大学为了某教授能够评上院士，“过年期间由学校开出一辆蒙着帆布的大卡车，停放在校驻北京办事处。据说车上共计有20余万物资用来送人。”(教授：体验高校的教育腐败)。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对院士的“选举”有这样的心得：“评选院士这个东西, 得有人抬举, 关键的自己还要识抬举, 二者缺一不可。”(佚名：原来中国科学院也是藏污纳秽之地)。
　　
　　实际上，院士升值与教授贬值的原因是一样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然后人为地制造了这么多“学术权威”，以便让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同时把掌管中国学术界的大权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院士就等於学阀和学霸。
　　
　　2 水博士泛滥成灾说明了什么？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学术界不仅仅是教授多了，院士多了，而且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也多了。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学位制度从七十年代末刚刚起步，八十年代初开始授予博士学位。1983年，北京大学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数学系研究生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才使他获得北大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孙献韬、杨连成：张筑生　了不起的教授)。曾几何时，中国的博士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博导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据说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难怪这被称为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大雷：学者质疑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博士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博士水准急剧下降，以致这些新科博士被称为“水博士”、“土鳖博士”，并且全线贬值。(兆丰：高等教育之怪状--研究生可能遭遇“集体贬值”)。
　　
　　博士泛滥与学术腐败有关系吗？当然有。首先，学校建立博士点，以及教授升博导，这里面的猫腻多着呢。为了开设、增加博士点，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使尽了全身的解数，可以说是不吝巨资，可以说什么事情都肯干，但就是不干正事：他们连开会都要在黑夜里进行。(王克安：是“学术腐败”还是“不良行为”呢？)。现在，申请博士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所谓的“公关”。 “公关” 是干什么？它包括把其它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导等等，拉到自己的旗下，然后围绕着他们来组织材料，提出申请。申请送出去之后，再派人到评审人那里去“打点打点”。据说每个博士点的公关费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那些被拉到旗下的名人们并非真的调转了工作单位，实际上只是在新单位挂个名，简称为“挂”。一旦一所学校有了第一个博士点，它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争取第二个、第三个，只不过“公关”难度越来越小而已。据揭露，湘潭大学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请到博士点，不惜财力”的口号。到了2003年，他们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５个争取８个” 的奋斗目标。果然，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 的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了。好一个“不惜财力”！好一个“不惜一切手段” ！简直就是一副赌徒的架势。
　　
　　除了把名人“挂” 到自己的学校来争取博士点之外，中国博士教育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那些没有博士点的院、系，他们可以依靠本校(甚至其它学校)的“相关”博士点来评定博士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个“相关”的学问可大了，他们几乎能够把学术界任何学科都给相关进去。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学，没有博士点照样可以培养博士。听起来奇怪吗？可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对此早已经见惯不怪了。
　　
　　也许有人对学校下那么大的气力争取博士点不太理解。那么我就简单地解释解释。首先，博士点的多少，是中国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而学校排名的高低，既是学校领导的政绩，又决定学校的经济利益(考生的多少，学费的高低，等等)。其次，学校每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入，包括政府拨发的人头费和学生交纳的学费。政府的人头费虽然不多，但是相当于白得的。除了这笔钱，国家还给每个研究生生活补贴。有的学校还可以从这上面揩点油水。(亦明：东南大学：不许盘剥研究生)。第三，博士生是维持博导存在的基础。笔者就亲耳聆听过一位博导炫耀自己是如何搞学问的：每当听到一个新的信息(新技术，新苗头，新趋势)，不管自己懂不懂，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研究领域，他都立即命令手下的研究生去查阅文献，然后着手申请课题。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东方不亮西方亮，靠广种薄收，靠人际关系，每年搞个几十万元人民币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说，没有这些研究生，那些博导们就不知道如何做学问了。大学拼命争取博士点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博士研究生是目前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岂止是廉价，很多人还要自掏腰包来给自己的导师(通称“老板”)打工。据一所大学科研处的工作人员说，“学校鼓励导师拉项目，至于导师培不培养学生的问题，只能学生与导师协调，学校概不过问。”(逸文：导师是“老板”吗——看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所以说，在大力提倡“产学研”的中国学术界，博士生是学术产业这个血汗工厂的包身工。没有这些廉价劳力，中国的大学怎么能够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
　　
　　看到这里，中国的博士泛滥成灾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博士点是学校花钱买来的，博导称号是教授们拼老命争来的，这是既得利益。不多招博士生，对不起学校，对不起自己。而博导的学术水平比博士生还要低，也就难怪中国的水博士的数量如同洪水泛滥了。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枪手“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大跃进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真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感到奇怪的人一定会被中国的学者笑话：too simple，too naive！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中国的学位何不改名为钱位、官位？
　　
　　官学勾结，学商为奸，是中国水博士泛滥成灾的另一个原因。
　　
　　3 学术权力的扩张：招生黑幕大曝光
　　
　　瓜分学术界内部的利益，对某些人来说，既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感到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於是他们开始把手中的特权向学术界以外扩展。学术界手中有什么特权？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被中国的学术界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国学术界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本升硕，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在职博士生，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许金晶：初中毕业生交钱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发激烈争论)。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中国学术界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到目前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两起。第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个是海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开，相当有戏剧性。当时，上海交大的网络发生了故障，不能与外界连接，学生们就在校内网络游逛，结果巧遇该校教务处的一份文件。通过上交大的BBS系统，中国人民总算见识了中国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丑恶一面。这份文件实际就是一个关系图，上面列有这么几个栏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加分、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在这些栏目下面，还分有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等几个类别。整个文件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数最高的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托人”一栏，里面有“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中医大党委书记张建中侄”、“盛校长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等等。在“拟解决意见”栏中，有“保证专业”、“120%”、“录取”等几类。总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共七人，其中六人写了条子；党委书记、副书记四人，有两人写了条子，外加一个纪委书记。除了这些内蠹，参与这个招生黑幕的还有来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江迅：高考开后门？交大起风波)。
　　
　　搞交易，都是有来有往的。中医大党委书记、盛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用什么来回报上海交大的盛情呢？傻子都能猜得着！
　　
　　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竟然能够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在学校组织的突击测验中，“2名学生测试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为7分。成绩差得离谱。”这还是他们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得到的成绩。海南大学在随后随机抽查了美术系2002级一百多名学生中的43名。在120张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创作测验的最低分是2分。这2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这名学生在纸上画了几根线条。
　　
　　海南大学同一届美术系的学生中有这么多画盲能够被录取，当然不可能是个别考生作弊的结果。据揭露，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美术系的招生均由包括学院一名主要领导在内的两三个人主持，招生范围圈定在山东、河南、江西和湖南几省，从出题、考试(监考)到打分、录取都由他们全包。”难怪一名河南学生坦白说：“那边老师收了他的钱，担保他一定能够考上海南大学。”除了艺术学院，海南大学音乐学院有的学生考进钢琴专业不会弹钢琴，有人到了大学四年级还不认识五线谱，毕业生没有几个搞本专业。(乔华、胡辛：离谱的艺术类招生——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招生“黑幕”揭秘)。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三个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姚海鹰：武大2004推研黑幕)。原因？不用到黑幕后面看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中国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去年秋天，台湾女名人璩美凤投考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门课程，其中两门不及格，三门课的平均分数不到48分，但照样被复旦大学录取。(心木：专业课33璩美凤被复旦破格录取)。这个勾当虽然肮脏，但却可能只肮脏了一半：复旦大学只是在录取时作了弊，在评卷时大概还是干净的。真难为了这所中国第三高校！
　　
　　在揭露腐败现象的文章中，很多人愿意使用“冰山一角”来形容被揭露案件与尚未被揭发案件之间量的关系。其实，冰山的水下部分与水上部分的比例是8比1左右，但这个比例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用“九牛一毛”也许不是过分的夸张。
　　
　　4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
　　
　　从1998年起，zgzf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叫做“985工程”。虽然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工程没有太大的不妥，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985工程”是非常盲目和无知的，它与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规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美国没有，英国没有，德国也没有。其次，仅靠金钱不能够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这已经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上世纪七十年代，rib政府刻意要在筑波科学城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於是把前东京教育大学改造成了筑波大学。三十年过去了，筑波大学不仅不是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即使在rib，它也与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国立的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不在一个档次。第三，目前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推动他们成长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坚持学术原则，二是拥有充沛的资金。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原则在先，要靠金钱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既然“985工程”是政府行为，它与学术腐败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前面提到，“985工程”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非常相似。大跃进的实质就是无知加狂妄，这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而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术领袖就曾为那场无知的运动提供“理论依据”，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而就在“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这么愚昧的行为，却能够在中国毫无掩饰地粉墨登场，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太低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欺人太甚！没看到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就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就公开歪曲、捏造事实，鼓动政府出资建设一流大学。(亦明：闵维方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吗？)。表面上看，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出於无知或者如有些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应付政府的需要，但其实质就是放弃学术良心，欺骗政府和社会，以达到获得政府大笔拨款的目的。开列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间表，在性质上与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亩产万斤”理论是一样的。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
　　
　　一个大学难道能够靠撒谎和欺骗进入世界一流行列？除非这个行列的成员全部是骗子！
　　
　　其实，参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仅仅暴露出了中国大学校长们贪婪浅薄的一个侧面。去年夏天，一则“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消息成为酷暑中的热门新闻，可北大校长却不冷不热地放出了“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的论调，要北大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一边是口口声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边却要自己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谁能够搞得清这位校长是在用什么逻辑来思维呢？(亦明：北大才子卖肉与北大校长卖人)。有位北大学生说，(“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这样的话全国人民谁都可以说，就是北大校长不能说。可惜的是，这位北大校长连这么点儿见识都没有。
　　
　　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参与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上海交大校长、西南交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自家院内臭气熏天却对公众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南京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抄袭剽窃的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方舟子：“北航”斯德谊、乐强、沈士团、李景文被IEEE确认抄袭并处置)，看一看公开嫖娼的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hf555：“政治腐败”必然孕育出“学术腐败”)，再看一看参与经济犯罪的延安大学校长(佚名：从羞羞答答到雁过拔毛延安大学原校长受贿“成长”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原春琳、刘万永：代表委员呼吁 遏制高校经济腐败)、同济大学副校长(曾祥生：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受贿 一审被判刑十年)、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程婕：首都经贸大学原副校长姜忠波受贿被判刑11年)、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学勇：搞贪污竟怪“会计懒”)、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刘德华、刘艳：贪污学生“点招费” 原成都理工大副校长被捕)，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一幅特殊“清明上河图”。
　　
　　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腐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想要靠这帮人来领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算是党中央国务院把全中国的所有财富都给了他们，他们也还会嫌钱少，他们也还是建不成。
　　
　　5 学术良心大拍卖
　　
　　由於学者的追求目标和信仰对象是真理，因此，他们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讨论过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社会良心这个问题。[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所谓社会良心，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比如说，面对乌烟瘴气的社会腐败现象，一个学者如果能够保持沉默，不提出批评，这就说明他没有社会良心。应该说，一个人具备了社会良心说明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道德水准。所以，用这个水准来要求中国目前的知识分子，甚至院士，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们。但是，要求一个学者具备学术良心，这却是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按照定义，没有学术良心的人，就算不上是学者。换一句话说，一个人具有社会良心，属於爱做好人好事，好打抱不平，好“管闲事”；而具有学术良心，则好象作为儿女要具有孝心一样，是他们的本分。
　　
　　什么是良心呢？根据何怀宏先生的定义，“良心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简单点儿说，所谓“良心”就是一个人内心“正确的”价值判断及其外在表现。光有内心的判断而没有行动，不能够称得上“有良心”。而“学术良心”，根据我的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而做出的价值判断；第二，它是学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而采取的行动。
　　
　　应该说，从事学术腐败就是学者丧失了学术良心的表现。不过，对於那些腐败分子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介于犯罪和道德败坏之间，良心统统没有了，还谈什么学术良心。这些人虽然身还没有败，但名却早已经裂了，他们除了在有生之年享受点儿荣华富贵之外，在死后，是注定要被打入另册的。所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这些显性的学术腐败，而是那些隐性的，打着“学术”招牌的腐败。
　　
　　2003年，一个颇有“创造性”的出版社策划了一个“美国著名电影公司花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的弥天大谎。而这个大谎之所以能够撒的那么完满，那么惊天动地，却是因为有一大批学者捧臭脚。这些学者并不是一些满街走的菜教授，而是中国权威学府的权威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繁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叶舒宪。据透露，这部“末流言情小说”(曹长青语)竟然被这些权威们吹捧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21世纪的新的中国开始尝试给予世界新的形象”、“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难道是这些学者吃错了药？抑或是喝昏了头？都不是。实际上，这些学者的领队白烨研究员既参与了贝拉小说的策划和出版，然后又蒙着学者的面具来吹捧她。这就象是那些贩卖核酸营养品的人，一边买假药，一边以专家的身份来宣传这个假药多么有效。这些学者哪里是什么丧失了学术良心，他们是把学术良心给卖了：他们一手卖商品，一手卖良心。
　　
　　也是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名叫周瑞金的博士生导师突然间名声大噪，其原因就是他在评审一位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时，行使了“否决权”。媒体称他“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向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说‘不’”。(刘万永：我为什么行使“否决权”)。本来，评审学位论文就是判定一篇论文的质量，看它是否达到了某个学科通行的水准。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评判的结论只能够有两个，即“及格”和“不及格”。可是，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敢於对学位论文打出“不及格”分数的论文评审人已经成了珍稀动物，所以一旦被人发现，就成了新闻。具有学术良心的博导成了希罕物，难怪中国的水博士泛滥成灾。
　　
　　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学术良心被贱价拍卖了，而具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就成了紧俏物质。那么，根据物以希为贵的市场规律，具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应该是春风得意了吧？否！周瑞金先生具有学术良心，但他自己说，这个良心让他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这个火炉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它如同一座焚尸炉，要焚毁所有的血肉和良心！
　　
　　不知道是中国人民的幸运还是不幸，除了周瑞金博导，我们还能够在中国的两个最有名的学府，北大和清华，找到他的同类。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20年来从事鲁迅研究，被誉为“北大的良心”。他称自己“20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钱理群：能写与不能写的)。1999年，钱理群在一篇谈访录中指出，“我觉得一九四九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其次就是教育问题。”(孔庆东、摩罗、余 杰编选：《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据说，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钱先生差点被北大赶出了校门。整个北大“驱钱”事件均是口耳相传，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但北大的学生倒是在网上发起了一个“保卫北大”的活动，不知与钱先生能够继续留在北大是否有关。
　　
　　中国学术界戕伐学术良心的真凭实据来自清华大学。2003年3月，清华大学教师秦晖到北大讲演“中国农民问题”。主持人在黑板上介绍秦晖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导”，但秦先生到讲台后，用黑板擦把“博导”两个字轻轻地擦掉了。原来，清华大学早在两三年前就禁止他带博士研究生了。实际上，秦先生曾被北大拒之门外。1995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聘秦晖为教授。1998年，秦晖与清华大学续签了三年合同，但到2000年3月，清华大学单方面将合同撕毁，迫使秦晖重签一份合同，合同有效期是那一年的7月。在那之后，秦先生实际上就算下岗了。据说，秦晖先生目前是清华大学文学院聘请的“院级教授”，其待遇相当于副教授。(志林：学术争鸣为何屡屡卷入政治漩涡？)。
　　
　　秦晖犯了清华大学的什么律条，被给予这样的处分？是他的学问不深，水平不高？秦晖可以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农民问题专家，著作等身。是他道德不端，品行不好？凡是有过与他亲身接触经历的人，无不为他的诚恳，他的诚实，他的谦虚，他的清贫所感动。一所大学，对一个学者还能有什么其他要求呢？有。中国的学术界还要求他没有学术良心。秦晖的主要社会改革主张就是“改革要‘公正’，‘分家’要公平”。这既惹恼了他所说的“大家长”，也遭到了那些急于瓜分国有资产的精英们的痛恨。这就是秦晖在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处境。
　　
　　在清华，因为坚持学术良心而受到惩罚的并不只是秦晖一个人。清华水利系老教授黄万里为了中国的水利事业操了一辈子闲心，但却被清华剥夺了几十年的教书权利。(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秦晖和黄万里这两位有良心的教授呈鲜明对照的是清华的另外两名教授：一个是两院院士、被中国学术界尊为“泰山北斗”的张光斗，另一个是自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的清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张光斗在五十年代黄河三门峡工程上马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说都不算光彩，与黄万里先生的坚决反对有天壤之之别。(黄观鸿：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可就在去年，张光斗在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说，他曾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张凯华：张光斗抨击设计错 渭河灾起三门峡)。五十年前靠牺牲学术良心来捞取了半世荣华富贵，到了临死关头却又要把别人的良心硬往自己的肚子里塞，中国的学者怎么这么不要脸？与行将就木的张光斗相比，清华的博导李希光则正处壮年。这位一张开嘴巴就让公众喷饭的传播专家，为中国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求国家立法，不许人民在互联网上自由传播自己的思想。(赵凌：“李希光事件”前后)。正是因为他敢於做缺德、不要脸的事，李希光才能够成为清华园里的大红人。
　　
　　在中国的学术界，不能讲良心，不论是学术良心，还是社会良心。否则，连饭都吃不上！
　　
　　6 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搞腐败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学术腐败份子们深知此言不虚，於是纷纷成帮结伙地搞起了腐败。
　　
　　据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曾伟：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政府)。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骗钱。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工商界，诈骗未遂的案犯也会被判入狱。可是，中国的院士好象穿了刀枪不入的马甲，骗成了就赚了，骗不成就算了。这个案子至今没有下文，中国的公众至今不知道这几个骗子院士到底是谁，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制裁。中国从什么时候起对骗子变得如此地宽容？
　　
　　其实，这个流产的40亿元欺诈案还不是数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陆之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就拉上了另外21名院士给政府写公开信，要求政府“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可这22人中，有20人的专业与预防医学毫不沾边。[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续)]。谁都知道，在自然科学界，学科已经高度专业化，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高低只适用于他自己所在专业，超出他的本专业，他的学识很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这就是所谓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这个道理，身为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当然不会不懂。那么，他为什么把一帮不懂专业的院士拉到一起来“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呢？他是在搞人多势众，以便趁非典之乱达到窃取、垄断国家的科研资源的目的。(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国难当头，中国的院士却要趁火打劫，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集团腐败并不仅限於自然科学界。就在去年，喧嚣一时的“贝拉走向世界”案隆重登台，我们看到八名北大清华的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共同参与了这个骗局的策划。(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同样在去年，惊天动地的刘涌死刑案，我们又看到了14名“一流法学家”为罪犯的翻案挖空心思。(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下详)。
　　
　　是的，干这些缺德的事，他们也心虚，他们也害怕，所以他们要成帮结伙地干，既给自己壮胆，也要威吓他人。团结就是力量！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大批可以团结的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