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交者：大风哥

2001年，季羡林接受了一次访谈———杨澜问：“依您看，北京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季老先生回答说：“北京大学本来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要更进一步，主要是钱的问题……”(《报刊文摘》2005年4月22日)笔者由此想到了很多。

目前，在学术界比较认同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培养出国际著名的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才；师资队伍中有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有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科学研究领导世界潮流并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等。这样的标准也许不易“量化”，但有一点我却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北大无人得奖则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背负的文化传统太重，新中国成立才半个世纪，时间太短，又是发展中国家，财力太薄，加上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一直不死，反华心理长期作怪，意识形态歧视严重，得不了诺贝尔奖是自然之事。但是请注意，埃及、印度两国早有人获奖，他们的文化传统重不重？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时间也不过半个世纪多点，可已经拿了12个诺贝尔奖，而且都出在一个大学———东京大学；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遭受意识形态的歧视了，就这人家还获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就连国力大不如我们的小国如巴基斯坦、阿根廷都能获得诺贝尔奖！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的评选有时充溢了政治偏见，但三大自然科学奖的评选则比较公开、公平和公正。我不知道，在诺贝尔奖一个没有，而且连科学论文、国家技术发明奖都6年空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是多年空缺的时下中国，季老先生说北京大学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论据是什么？

2003年媒体曾报道过北京大学的一项改革措施：教师两次晋升不成就解聘，也就是说凡是不能晋升到教授一职的所有教师都将遭到解聘。与北大的这一举措相比，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这样的：数学界360年没解决的费尔马大定理让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怀尔斯的年轻人解决了，这个年轻人仅32岁就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做了正教授后这个人就“消失”了，9年没出文章。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允许他存在，9年以后就出了最杰出的成果，拿了数学上唯一的一个菲尔兹特别奖，这种极高的评价绝对不亚于诺贝尔奖。

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纳什，他早年出成果后不久，神经就出了毛病，一病就是30年。难能可贵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把他留在大学里，并多方予以照顾。30年以后，奇迹出现了，在家人和学校的关爱下，纳什奇迹般地康复了，结果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换到北大，两次晋升不成还解聘，而怀尔斯9年没出文章，他这教授还能干吗？尤其是纳什，神经病30年，如果留到学校，对学校的声誉肯定不会有好处……不能想象，已经到了21世纪知识经济的人本主义时代，北大还在采用机械主义的管理办法。


自从上世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因了先生“囊括大典，网罗人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北京大学才成了中国的第一高等学府，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可是，北大的这一优良传统并未延续下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的北京大学已与昔日的北大有了深深的“代沟”。可惜，时下的北大却不敢正视这段惨淡的历史。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介绍北大历史与现在的画册。可“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1957年到1976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余杰《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见《东西南北》2002年第6期，下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7年日本也出版过《东京大学百年》的画册。可对于学生运动并没有回避，而是“用了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

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谈及中国的高等教育时说：“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在国内被顶礼膜拜的北大、清华，其实在世界大学的排名连前200名都排不进去，复旦大学只能排在300名之后，差距太大了。中国要想挤进世界一流大学，要走的路还很长。”(《报刊文摘》2003年10月20日)多么让人扫兴的事实啊，北京大学连世界大学的前200名都进不去，季老先生却说北大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老先生德高望重，说出的话却如此矫情，也许正如苏轼诗中所言的那样，老先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当然，清醒者不惟杨福家院士一人。也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专程拜访27岁即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的百岁老人陈翰笙，请他对北大说一句祝贺或希望的话，他沉默未语。一旁有人建议：“你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他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接着他又说：“我希望北大的教授，第一不要兼官，第二要有著作，第三要关心学生，第四要学生提高外语水平。”(《报刊文摘》2004年3月19日)依老先生对新旧北大的切身感受，现在的北京大学连解放前的办学水平都达不到，更何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

笔者希望北京大学要勇于正视自身的不足，抛弃世俗的浮华，以人为本从学术科研做起，先努力“办得跟从前一样好”，再逐渐迎头赶上世界一流大学。倘能如此，我们的后辈子孙无须远涉重洋，不出国门就能进世界一流大学深造了。

附:杂谈北大找不着北，何成其大？

北大似乎已经有点习惯于被引导、被诱惑、被指导。然而北大原本是有方向、有品味、有个性的。

在今日国人眼中，北大依然很有名气：与政府官员谈心，向外国总统提问，耗资庞大的百年校庆，演艺明星在北大进修，金庸和周星驰在北大论道，博士师兄砸死博士师弟，百万富翁成堆的研究生班或其它的什么速成班，各种应招、应景的大规模群众活动中狂舞校旗的北大学生颇为抢眼，傻呵呵地和腰鼓队、秧歌队、小学生军乐队站在一起……。

北大确实在与时俱进。社会上流行什么，北大也流行什么，没有人再去关注北大是否还能原创出点什么进而影响社会。当然，对北大还有如此苛求者，或有如此情结者已经不多了。

从全社会都处于当局“计划”之下的“部门分工”状况来看，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如又红又专、如三好、如五讲四美三热爱）。一般而言，大学当然首先是一个人才培养场所，大学并不刻意承载过多的社会义务。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大学也应当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谠论、诤言、建言的重要渊薮，是道德和学问并举的风范之地，是民族新知、远见、勇气、良心的重要载体。大学的属性还应当包括批判性、独立性、先导性。

北大曾经因为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大学的这些本质特征而成就斐然，为人称道。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大似乎陷入了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中。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由于“被指导”，由于大学的国有“事业单位”属性，以及在社会转型、价值观断裂和迷失、功利主义泛滥以及其它外力作用下，北大载沉载浮，无所适从，泯然众人。

社会流行明星秀，北大流行明星学生和明星国学大师。然而一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俺们的世纪”却让人大跌眼镜，被媒体捧为北大首席国学大师的这位学者，居然论证出一种“轮流坐庄”的反进化论的历史观、文明观，不由得让人怀疑北大的国学热有热昏之虞。严谨、求实、独立的老北大学风里，掺入了一种重心不稳、虚火上升、哗众取宠、媚上邀宠的不良气息，这样下去，堂堂北大，不就会连最大的看家本钱都输光么？

社会追捧百万富翁，北大追抢百万富翁生源，这本来无可厚非，普天下的大学都喜欢和富翁来往（哈佛、康奈尔等等原本都是富翁的名字），只要不过分、保持大学的独立运作就行。但公务员流行读学位，北大教授就与部、司、处级官员如醴如蜜地来往，你从后门来做我的博士生、硕士生，我当仁不让地笑纳你丰厚的束脩，这样下去，堂堂北大，不就会招来“学店”的骂名么？

北大似乎已经有点习惯于被引导、被诱惑、被指导。然而北大原本是有方向、有品味、有个性的。鲁迅先生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道出了他对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新型大学的希望：培养新人才、传播新知识、鼓吹新制度、倡导新文化。大学是传播知识、技能的制度化机构，也是人类文明神圣的殿堂之一，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许多人寄望北大，“苛责”北大，是因为北大曾经因出色地肩负起上述使命而成为中华民族进化史中的重要一环。

北大曾经非常大气，傲岸，但现在在高考考生眼中，只是与“重点中学”同样属性的一所“著名重点大学”而已。北大北大，找不着北，何成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