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维同身体各部位的态势(姿势、置放位置)有密切关系。例如,深思状态下的大脑往往停止左右或前后摇动,而“大脑屏”启动。在思维过程中,似乎在大脑前方或后方出现一个“光点”在一个“屏幕”上扫动,所有的思维内容会首先以符号的形式投射于大脑屏,然后再被记录下来。从眼神来看,通常深思状态下眼球停止转动,而直视于某一点(如窗外、天花板或其它某物)。就手势来说,有的人喜欢托住下巴,有的支撑前额,有的时候双手紧握或摆弄(无意识)某物。从脚势来看,有的时候屈腿,有的时候交叉,有时自然伸直,或无意识地无节律摆动。从躯干姿势来看,有时静坐,有时盘腿而坐,有时在房间踱来踱去。这些都说明,生理上、肉体上的反应会促进或妨碍思维的正常运行。因此,在思维活动中还应有效地调整人的种种态势。当一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你不妨全身心地放松,躺在床上或到室外散散步,或采用其他态势,也许有助于你有效地思维,诱发灵感产生。
主体必须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角色状态。这就是要通过对自身的身、心、神的调控来最大限度地调度意识和无意识系统的共同参与。
每一种思维活动都是由主体去发动、控制、操作和终止的,主体是认识活动的主导者。认识活动就像戏剧一样,主体以认识者的角色去演认识对象之戏。要使这场戏演得成功,主体必须首先进入对对象加以认识的角色,即进入真正的主体性状态。只要进入最佳的主体状态,意识和无意识都会达到高度的活跃。因此,是否进入“认识角色”,是认识过程有效与否、意识与无意识系统能否同时得到调配的首要前提。
何谓“进入认识主体的状态”或“进入对对象加以认识的角色”呢?这就是要使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反映与被反映关系)切切实实地变成现实。就象一个工厂一样,只有机器不停地正常运转并生产出产品,才可看成是进行生产。认识角色也是如此,一方面主体要实际地对对象有所反映,有所思,另一方面又要产生认识结果。主体越专心致志地处于这种动态过程之中,就愈是有效地进入了认识角色。如果认识主体不能有效地使自己进入这种认识角色,就不可能获得关于客体的正确认识。因此,进入主体性状态是有效思维和充分调动意识与无意识系统的先决条件。
良好的主体性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下诸特征:(1)从生理方面看,使有关器官保持紧张状态。人的思维离不开大脑和各种感觉器官。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同对象的实际相互作用必须由感官和大脑去完成,而感官活动最后都会转化为大脑的生理运动过程。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的任何思维活动都是大脑的机能,是神经元的活动过程,也是一个电的、化学的活动过程。离开了感官、大脑的生理运动,认识活动就无法进行。所以,合理的生理紧张状态是获得认识的前提。
思维活动既是一种物理(生理)运动过程,又是一种精神运动,它通常既要消耗体力又要消耗智力, 是体力和智力的统一过程。正因为如此,思维活动跟其他任何劳动形式没有区别,差别在于它主要耗费智力并产出智力性成果。就思维过程中的生理机制而言,它是主体和身体各部位的同时并用,但其中最核心部分是大脑。所以,主体必须学会在认识活动中科学地用脑。
许多事实表明,真知的获取都是脑的科学运用之必然结果。在认识过程中主体的生理器官(尤其大脑)既要处于紧张状态,但又要善于休息,调节各器官。长时间的持续生理紧张,往往会导致疲劳,从而抑制思维。有效地启用、控制认识活动所必须的生理器官,常常会有助于有效地认识和观念地把握对象。
(2)主观状态:去偏见、除成见。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直接目的在于获得关于对象的正确认识。如实地反映客体之本来面目,将对象以观念式的主观图景再现出来是认识的宗旨。为此,认识主体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观念状态处于正确位置,这就是要去偏见、除成见。“偏见”指主体对对象或对认识活动本身带有感情色彩,如好恶、审美、价值评判等。认识应该是事实地陈述对象,而不是带有个人感情的评价。认识和评价不应在思维过程中相互参杂。一旦抛开主观的偏见,就不难如实地反映客体。
所谓“成见”,乃是主体在取得认识结果以前已经拥有的观念、观点、想法、认识等,这是先前性认识,它是未经过客体的思维加工而预置的认识。这些预置认识可能由于偏见主体早已预设好,也可能由于受他人的影响而被主体作为预感认识结果。偏见妨碍主体正确地认识对象,成见更是如此。思维的结果应当存在于思维过程的终端,而不应由主体预设于思维过程的起点。强调去成见,目的就是要求认识主体以终端上的认识为结果,勿以已有的观念为结论。
在现实的思维活动中去除偏见和成见,并非易事。如前所述,主体和客体之间通常有三层基本关系即认识关系(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实践关系(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和价值关系(评价和被评价的关系)。在这三层关系中,实践关系是最的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关系。认识关系为实践关系服务,并从属于后者。而价值关系则不能独立存在,它具体地渗透于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之中。主体在认识和改造对象时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和价值取向性。正因为如此,主体为什么要去认识对象,怎样去认识对象等都要受其价值取向的影响。这就容易使认识过程带有主体的主观感情色彩。但是,这不应阻碍主体向真知靠近。价值关系参与认识过程但存在于认识(结果)之外。这就是说,主体无疑会带有价值关系去发动认识活动,但是作为结果状态的认识却应当只以如实的事实描述为唯一宗旨,否则这种认识就会与真知相去甚远。这是进入认识主体角色的必要条件。
成见通常与背景知识有关。背景知识是主体参与认识活动不可缺少的前提,只有具备了必要的背景知识,主体才能通过思维过程而达到解除困惑,走出“无知”的状态。在认识过程中背景知识的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它帮助主体确知问题。作为认识过程起点状态的无知并非纯粹的不知道或困惑,而是知与无知的统一。无知意味着认识主体对所面临的问题的答案、解决方式尚不知道,或尚未清楚地知道,另一方面,主体又有所知,因为他至少明白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和如何去寻找答案(通过思维活动),等等。主体如何“有所知”及其程度怎取决于主体已有的背景知识量及其结构。在认识过程中确切地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这并非简单之事。
第二,背景知识使主体现实地获得主体性品质。人们要成为认识活动的主体,就必须首先拥有能动的主体性特征,即具有意识能动性,主观创造性和控制能力等,否则人就无法参与认识活动。人们的主体性品质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背景知识准备。
第三,背景知识使主体现实地成为认识活动发动者、控制者。认识活动是人的活动,它的开始、运行与终止均由认识者去控制。为了使具体的认识活动现实地运行,主体就必须首先具备有关发动和操作该项认识活动的有关知识、经验、技巧等。
第四,背景知识使认识本身变成现实。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建构,它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从内容方面看,认识是认识过程的结果,是主体通过有效的认识活动而获得的,因此,是“新知”。但是,从形式方面看,认识则完全取决于背景知识。一定的认识内容必须以主观形式存在,如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在思维中起规范作用的基本范畴如时间与空间、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等也是主体在进入当前认识活动之前就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任何认识离开了这些已经准备好的规范形式或逻辑结构、思维范式等就无法产生。
总之,背景知识在整个思维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对认识活动的直接实现,运行速度及其性质诸方面均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背景知识既有促进作用,也可能产生妨碍作用。成见就是由于已有的背景知识不良影响所致。背景知识是已有的知识,它并不是针对当前的问题而建构的。尽管能有助于主体去解决当前的问题,但又可能形成一种知识的框框。如果主体不正确地对待它,就会限制主体的思维领域,阻碍主体去获取更深刻、更新颖的知识。尤其是当已有的观点、理论同主体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关系极为密切时,主体更容易囿于已知,将这种知识变成不可冲破的“知识屏”而引导于当前的问题上,这样就会产生成见。因此,成见是背景知识的消极影响和主体对待背景知识的错误态度所造成的。通常,成见都产生于主体的无意识。主体无意识地把成见当成正确认识而错误地有意识地坚持。所以,消除成见的最好办法是划清已有知识与当前实际的明确界限。认识主体必然学会克服和消除成见。既要利用已知去解未知之谜,又要大胆地超越已知。一旦产生了成见,主体应敢于和及时地采取措施,对成见持正确态度。切忌顽固地“固执己见”,这样将会严重影响认识活动的有效运行。
作为认识活动的主体,去偏见、除成见是良好主观状态的重要要求。这说明,主体在进入认识活动时,他应该使主观保持相对的“虚空”状态,即不偏不倚地去思考。这也就是要求主体用意识系统的力量去控制诸如成见、偏见之类不利于无意识因素发挥作用的各个方面。
(3)心理状态:一意专心与排除干扰。认识活动是一种全身心活动。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有助于高效率地思维。事实表明,许多心理素质作为非智力因素都直接参与认识过程。主体往往要调动多种心理因素去完成相应的思维活动。在众多的心理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做到“一意专心”和善于排除各种干扰。
所谓“一意专心”,指的是全神贯注于对象上,善于集中注意力,专心致志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思维的实际中,我们不难发现,重要的思想火花、最深刻的见解常常产生于最关注对象的时候。主体在认识活动中一意专心的程度不同,相应的思维活动的有效程度也会不同。
一意专心的程度可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专注于对象,但同时并不排除对其他一种或几种事物的注意和兴趣。
(2)根据需要有控制地专注于对象。
(3)专注于某一对象,排除对其他任何事物的注意。
(4)专注于某一对象并达到忘我的程度。
显然,第(4)种情况最为强烈。高度的一意专心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某一具体认识活动而全身心地投入,而且更是一种长期坚持不懈的忘我工作和勇敢献身的精神。有科学上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乎都是靠顽强的忘我工作而完成科学发现的。居里夫人是现代科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明星,她曾两次获得崇高的诺贝尔奖金。她是如何发现镭和钋的呢?靠的就是忘我工作。为了进行科学研究,她在条件相当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四年中她的体重减轻了七公斤。
有的人在认识能力、思维水平各方面并不逊色,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一意专心地认识事物,结果总是成效甚微。在认识过程中,只有专心一致,才能洞察到事物的深层本质。专心一意,便能保持心情宁静,不受外界不利因素的干扰,动中求静。专一和求静是不可分的两种心理状态。专一有助于排除干扰,少受或不受影响,而求静又能促进专一地思考问题。在理想状态下,最佳的认识环境将最有利于主体去认识事物。但在实际中,认识环境作为客观条件的总和,它不可能达到理想化的程度,其中总有某些不利的方面,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恶劣的环境里展开思维活动,这样就容易降低思维活动的运行速度。但是,这些不利影响是可以利用主体性因素去克服或减小的,即调动优良的主体品质以弥补环境的不足。因此,认识主体必须善于排除各种干扰,在任何不利环境下仍然坚持专一地认识事物。学会在逆境中有效思维,机智地消除不利因素的影响,这是最佳主体状态的必然要求。
(4)精神状态:情绪饱满,信心百倍。所谓精神状态,不同于主观状态,也不同于心理状态,它是比心理状态更为深层,对主体持续地进入思维起支撑作用的各种内在要素,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和控制着主体能否有意识地进入和放弃主体性状态。如果说主观状态和心理状态主要有助于主体客观地把握对象,即以真知本身为目的,它们着重于从思维结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促进思维活动的高效运行,那么,精神状态并不直接指向于客观地反映对象,而是倾向于思维活动本身的顺利、有效进行,从而间接有助于提高思维结果的数量和质量。因此,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状态、心理、精神状态是三个不同的方面。主体必须善于有效地进入这三种最佳状态,才能使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充分得到调动。
良好的精神状态对主体产生巨大的内驱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只有在积极的精神状态下,认识主体才能积极、主动地去创造、研究事物的本质。良好的精神状态应包括愉快的心情、积极的激情、强烈的好奇心、最佳的信心状态等。爱因斯坦说:“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令人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2]。在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对所从事的思维活动充满内在的审美享受、惊奇感和其他情感体验,将持续地对思维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大大制约着意识与无意识的共同活跃。
以上我们从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主观状态和精神状态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如何进入最佳的主体状态,以达到对意识与无意识二系统的最优调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认识活动是由主体去发动、控制和操作的,如果他虽进入认识过程却未进入最佳认识角色,即未达到最佳的主体状态,则他的思维不可能最有效。最佳主体状态是主体各方面优良品质的最佳综合调动。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并不是讨论主体的形成与完善,即主体品质的获得问题,而仅仅讨论在现有主体品质的基础上如何进入最佳的角色状态。
事实上,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非常强调认识主体进入主体状态对思维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主体如何才能进入最佳认识角色及其对思维过程的影响问题。老子认为,最佳主体状态是要达到“涤除玄览”[3]。在他看来,认识事物时,应使内心清静、虚极达于极点,“致虚极,宁静笃”[4],把内心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受一点外来干扰,像一面最清澈幽深的镜子,不沾一点灰尘,保持内心高度的虚静,无私无欲。“不自己故明,不自是故彰”[5]。如此这般,是正确把握“道”的前提。在这种理想的主体状态下,主体再通过“静观”的方法(用理性直观)即能完成认识过程。老子对认识活动中主体状态的描述尽管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问题的提出本身是很有意义的。
稷下道家批判地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强调治心与加强身体修养的并重。在他们看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如)虚矣”[6]。一个人不修养好认识的主体,怎么能把握认识的对象呢?所谓修养主体,就是能做到认识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主观成见和偏见的状态,即“虚”状态。“虚者,无藏也”[7]。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应使内心虚静,不给认识对象增添或减少任何东西。
《管子》提出了主体状态的几个基本方面:第一,“虚”。即不对“所知”抱感情上的障碍或主观成见。第二,“治心”。因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8]。在认识主体中,“心”处于主导地位,即理性控制着认识过程,必须把这种理性开通,始终处于“君位”。第三,“洁宫”与“开门”相结合。主体必须在理性上保持清明,并打开感觉的门窗,排除私心杂念,才能获得真知。“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9]。第四,“静心”。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应当保持心宁平静。烦躁、激动,都将阻碍认识。“摇者不定,躁者不静,言动之不可以观也”[10]。这是就主体的心理状态而言的。第五,“专一”。主体应处于全神贯注的状态。“血气既静,一意专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11]。只有既保持宁静,又专心一意,才能制耳目等感官,才能深入地把握事物深层的本质。总之,以《管子》四篇为代表的稷下道家主张用“毋先物动,以观其则”[12]的“静因之道”来实现主体状态的最优化。
作为先秦哲学的理论总结者,荀况也十分注重分析“虚一而静”的主体状态。荀子认为,主体必须善于克服认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因为这样会妨碍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13]。如何才能克服主观片面性呢?唯有在“虚一而静”的状态下才可能。“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14]。第一,排除主观成见。主体不可避免地利用自己的认识能力获取知识,认识事物,从而有所“藏”,但不能因为已有的知识和认识而妨碍认识新的事物,在有所“藏”的情况下保持“虚”的状态,整个思维具有开放性,要不断地去虚,积累新的认识。所以,他说“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虚”[15]。
第二,注意力集中。主体可以同时兼知几种事物,但不要见他物而分心,妨碍认识此物,必须专一。“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心生而有知,知面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彼)一害此一谓之壹”。“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16]。
第三,思想平静。人们的大脑一直在不停地活动,既在有意识地思考问题,也可能胡思乱想。但主体必须善于安静,以防止这些不必要的“动”干扰正常的思维活动。“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攀剧乱知谓之静”[17]。在荀子看来,认识活动中主体若能“虚一而静”,即可达到“大清明”状态,从而就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径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裹矣”[18]。可见,人的认识能动性只有在“大清明”的主体状态下才可能得以充分的发挥。
韩非在认识论上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他坚决反对“前识”。“前识”既可能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也可能是认识过程中的主观片面性,即“先入之见”。在后一意义上,他谈的就是主体的状态问题。如果主体在没有接触事物之前就行,在没有了解规律之前就动,这就会产生“前识”,前识不过是无根据的乱猜乱想,它是先入的观点和主观成见。“先物行,先理动,谓之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19]。因此,为了使人的能动能力发挥出来,就必须保持“天君”(理性思维)和“天宫”(感觉器官)的虚静状态。“知治人者,其思虚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20]。在韩非子看来,如果主体不能完全排除主观成见,做不到“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21]。而是“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那么,他就会在认识中一无所获,“则祸虽如丘山,无从识之”[22]。
无论老子、管子、荀子还是韩非子等都从不同侧面谈论虚静主体状态的重要性,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遗产,这些思想零星地在以后的哲学发展史中有所触及,但主要观点都未超出以上这些论述,故不需一一述及。况且,中国认识论史的讨论热点是名实、知行关系问题,对主体自身的修养(认识论意义上),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可以说认识活动中主体状态的最优化是有效思维的核心环节。
进入最佳主体状态,这仅仅是有效思维的前奏和前提,除此之外,主体还必须在具体的思维操作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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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2]《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5页。
[3]《老子》,第十章。
[4]《老子》,第十一章。
[5]《老子》,第二十二章。
[6]《管子·心术》上。
[7]《管子·心术》上。
[8]《管子·心术》上。
[9]《管子·心术》上。
[10]《管子·心术》上。
[11]《管子·心术》上。
[12]《管子·内业》。
[13]《荀子·解蔽》。
[14]《荀子·解蔽》。
[15]《荀子·解蔽》。
[16]《荀子·解蔽》。
[17]《荀子·解蔽》。
[18]《荀子·解蔽》。
[19]《韩非子·喻老》。
[20]《荀子·解蔽》。
[21]《荀子·解蔽》。
[22]《韩非子·杨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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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