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6日《纽约时报周刊》发表了克里斯托夫（NicholasD.Kristof）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假想的问题：“假设明朝后来未曾罢西洋宝船而厉行海禁，中国将如何？”作者指出郑和的航行不仅比哥伦布早大约80年，而且航海技术高超，他率领的最大的宝船长四百英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相比之下，哥伦布的83英尺的船简直是侏儒。郑和率领的舰队共有200多艘船和27000多名水兵，事实是当时中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作者在文中发挥高度想象力：如果后来未曾厉行海禁，中国与世界各国继续海上通商，很可能中国挟其强大的优势，将会席卷东南亚、非洲甚至欧洲和美洲。
这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就是以“假设……将如何……？”来探讨历史可能的不同途径。下面是信手拈来的一些例子：
假设李自成攻破北京后陈圆圆躲起来了，吴三桂未曾“冲冠一怒为红颜”，以后中国的“历史”将如何？
假设洪秀全连科及第，仕途一帆风顺，未曾建立拜上帝会起而造反，以后中国的“历史”将如何？
假设慈禧早死二十年，光绪维新未曾夭折，以后中国的“历史”将如何？
假设希特勒在反犹太运动中保护了科学家，未曾导致大批科学家逃亡，德国首先造出原子弹，以后世界的“历史”将如何？
历史当然有其规律，但不能就此否定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否则就忽视了个人的作用，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绝对决定论。历史毕竟是人的历史，记录的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其中包含着偶然性。尤其在由个人执掌大权的极权社会中，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往往会使历史走不同的道路。历史的必然规律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就总的趋势而言，人类历史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正义战胜罪恶、真理战胜邪说、文明战胜野蛮、民主战胜专制应该是一般规律。但是为什么欧洲会出现漫长的黑暗中世纪？为什么二十世纪还会出现像希特勒那样的混世魔王？可见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充满逆流、漩涡和迂回。在某些关节上，历史选择不同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黄河不也曾多次改道吗？
为什么作战前要进行沙盘推演？将军们都知道沙盘推演对实战的价值，如果沙盘推演的虚拟战争并非游戏，虚拟历史亦如是。
研究历史是要处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并非为资料而资料，目的是以史为鉴。对虚拟历史的研究可以扩大视野，开阔思路，探索各种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至于浩繁资料的处理，利用电脑和联网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过去不敢想象的事现在能办到。
“虚拟历史究竟有什么用？”用处多得很！在自然科学中常用模拟方法，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进行模拟，目的在于找出规律以指导实践。虚拟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只要有助于找出规律，就有大用处。例如前述克里斯托夫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思辨，至少说明了闭关锁国是错误的，这对当前的改革开放有正面的现实意义。
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忽视了必然性，就否定了历史的规律性；忽视了偶然性，就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的规律性是通过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体现出来的，在所有的学科中，历史是最富偶然性的。不错！自然科学中也具有随机过程式的充满偶然性的对象，但比起历史学来还是小巫见大巫。问题在于作为历史研究对象事件样本太少，许多研究随机过程的行之有效的统计方法很难用上。这种情形过去如此，于今为烈。在古代由于交通和通信手段不发达，世界的各个部分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历史学家还可以在不同地区找到几个样本作比较研究。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高度发达，世界已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球村，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极而言之，摆在现代史学家面前的只有一个样本——整个人类社会。这种情况使得科学方法中惯用的“可重复性”检验规则难有用武之地。不久前我问纽约市立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历史是不是一门科学？”他回答得很干脆：“不！历史是艺术。”说历史是艺术当然是开玩笑，但他的否定回答是值得深思的。
研究历史不承认偶然性是绝对行不通的。不信吗？说不定明天报纸上就有你从未料到而大吃一惊的新闻——不带引号的新出炉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学家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摘自沈致远：《虚拟历史》，《文汇报》2000年7月29日“笔会”）
其实，不仅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如此。没有单纯的偶然性，也没有单纯的必然性。人类认识的目的就是要从偶然背后去寻找必然。而主体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客体本身包含着必然性，有自身内在的规律；二是主体有特殊的理性思维能力。在认识过程中，人的理性因素指引着主体去追寻客体的客观必然。
所谓人的理性因素，也就是人的各种智力因素的总和；非理性因素就是人的各种非智力因素的总和。从认识活动的进行来说，智力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非智力因素起着催化作用。但除此之外，还有环境因素的辅助作用。只有当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都达到最佳状态的情况下，认识活动才能以最高的效能进行。因此，认识活动主要是一个理性思维过程，但并不仅仅是理性过程。
智力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行动所达到的水平，是人的各种能力和知识的总体。智力是认识主体进行认识活动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条件。离开起码的智力水平，主体就不可能获得关于对象的正确认识。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又主要取决于主体的智力状况。智力决定着认识的最高限度，但智力的最大限度发挥却需要非智力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协助。
认识主体的智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许多具体因素构成。其中包括认识能力和知识结构两大部分。
作为主体的人不是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所有的人在器官、内部组织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十分明显的差异，但作为现实的、社会的人则全然不同，彼此之间的智力、能力、观点、立场、习惯、嗜好等都会有很大差别，甚至同一个人也会因时因地因环境而改变。人与人的差别最主要的就在于各自能力不同。但作为认识主体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们具备较高的组织思维活动和操纵思维过程的认识能力，其中包括用感官感受、知觉对象的能力、搜集与整理经验材料的能力、分析能力、综合与概括能力等等。
认识能力决定着主体发动的思维活动的性质，即认识主体总是按照自己的能力趋向去发动思维活动。所谓能力趋向，指的是主体所特有的力所能及的认识方向和研究领域，它一般取决于主体自身的专业兴趣、知识结构、性格特征、习惯嗜好等等。认识能力还决定着主体认识事物的深度和广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整个思维过程的“流速”和质量。当主体的认识能力完全发挥出来时，他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将是最高的。所以，认识能力作为主体内部智力系统的构成因素，对认识活动及其运行、对认识结果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光就认识能力而言，能力是一个非常广泛、难以规定的概念。例如认识能力可以指组织思维过程的能力，其中既包括搜集材料、进行实验、观察的能力，又包括加工、分析、概括这些材料的能力；同时它也可以指主体的理论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等。总之，凡是主体所直接参与的思维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存在着主体认识能力高低的影响。如果主体的认识能力不符合要求，则即使他苦干若干年，甚至终身进行该项研究，也可能得不到惊人的成果。例如第谷曾经获得大量的精确的天文观察材料，但因为他理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结果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属于他的科学发现，后世无不为之惋惜。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我们可以把认识能力划分为七个方面：观察力、记忆力、科研能力、思维能力、想象力、认识操作能力、创造力。它们各自在思维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观察是一种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感知活动，它通常与有意注意结合在一起。许多认识活动都开始于观察。无论是直接观察与间接观察、自然观察与实验观察，还是短期观察与长期观察，在人类认识活动中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不可缺少的前骤，没有周密细致而深入的观察，人们就难以深刻地认识事物。人们观察事物的能力称为观察力。观察力的高低，可根据主体观察敏锐性、准确性和全面性三个方面去评价。观察作为认识活动的起点，它对主认识过程有着重大的影响，有时对辅认识过程也有影响。如果观察不全面、不深刻，就无法掌握到丰富的感知材料，认识活动就不能有效而迅速地开展。在许多情况下，观察不足或不及时、不准确，认识过程都会对错目标，导致思维结果的真理性极其低下或思维速度缓慢，也可能导致主体走弯路，浪费时间，耽误甚至错过做出巨大发现的时机。
记忆是对事物的认识、保存、再认与再现。记忆能力高低在认识过程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任何思维活动都是在前人的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当主体以无知的状态投入到认识当前事物之时，他事实上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经验。完全的无知或“白板”，不可能认识事物。而为了获得科学知识与经验，就得学习。学习必然离不开记忆。记忆是为认识活动准备条件的必然过程。更为主要的是，认识过程本身也与记忆过程密切相联系。这是因为，思维过程是一个阶段接一个认识阶段地循序渐进进行的。当主体在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认识程序时，前一阶段的许多认识成果必须以记忆的形式贮存在主体大脑里，这样随时可以提取，以便进行思维深加工。如果主体的记忆能力低下，就必然影响下一阶段的进行速度，从而影响整个思维过程的运行节奏。在记忆过程中，如果出现差错，对思维结果的质量也会产生严重的负作用，妨碍思维过程的正常运行。认识主体的良好记忆力在创新意识的导引下，还能提高创造性思维和想象的广度和速度。认识主体的记忆能力高低，可以从记忆速度、记忆准确性、记忆的牢固性、记忆的联想能力四个方面去评价。这每个方面都会对整个认识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产生作用。
科研能力也就是进行思维活动的操作技能。从事任何活动都必须有一定的技能作为前提。为了从事思维活动，主体也必须具备相应的思维技能。主体的思维技能是否熟练、全面，对认识过程有重要的影响。思维技能实际上相当于认识主体操纵思维过程的能力，包括搜集材料的能力、分析材料的起码技巧、文字组织能力、各种思维活动经验等许多方面。
思维能力是整个认识能力系统的核心，它在思维活动中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思维主要指的是抽象思维，即概括地、间接地反映客观现实的活动，它是对观察、实验材料进行加工、分析、综合的能力。理性思维活动包括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等类型。在主认识过程中，观察、实验、搜集材料都不是认识的真正目的，它们只不过是为理性思维加工准备原材料。认识过程的真正完成主要靠的是理性思维加工阶段。思维能力既影响理性思维过程的运行节奏，又影响思维结果的质量。思维能力高低主要由思维广度、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敏捷性、独立性和思维分析、综合、抽象、比较、概括等能力构成。
想象力在认识过程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任何思维活动都是想象力发挥作用的结果。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想象力比知识还要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1]。在认识过程中，面对着认识客体，主体对它的本质和规律毫无所知或知之极少，所以，很难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或模式帮助人们思考。人们只能靠猜测、想象或“试错”去发现和揭示对象的本质。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猜测、想象或“试错”是认识主体的一种特殊本领，它是有根据、有理由的设想和思考，而不是随意的瞎眼摸鱼，凭空瞎想，胡思乱编。认识主体的这种特殊想象本领是在其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形成并依赖于不断地训练和有意识的培养而得到发展的。思维活动离开了想象就不可能进行。想象力的高低以想象的迅速性、准确性、丰富性、新颖性等方面为标志。牛顿说得好：“没有大胆的猜测，就作不出伟大的发现”[2]。
任何活动都不是一个纯认识方面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它同时又是一个活动方面的问题。许多认识过程不单单是一个理性思维加工过程，它也需要有一定的实验操作过程。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是实验设备、技术中介越来越发达，各种先进的观察、实验仪器、电子计算机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信息获取和处理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主体使用仪器、操作仪表、计算机的能力就会对整个思维过程的运行速度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操作能力的高低可以从操作的准确性、操作速度、操作的灵活性、协调性等方面去评价。
认识结果的深刻程度及其新颖性主要取决于认识主体的创造力。创造力指的是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创造新理论、提出新观点、新见解的能力。它体现在认识结果的新颖程度和深刻程度上，依主体的创造意识是否强烈、创造的敏感性、创造的胆识等方面而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主体是否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总之，主体的认识能力是一个系统，它有许多具体的能力形式。每一种能力都对思维过程有重要的影响，它既影响思维活动的速度，又影响思维结果的质量。在认识过程中，能力是最核心的智力因素。不仅每种能力有高低之分，而且各种能力之间构成一种关系，它们相互结合形成主体特有的认识能力系统。主体的能力结合方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种能力的组合形式（排列方式）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各种能力的高低状况。这两方面都对认识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
认识能力系统的状况主要是由主体的知识结构决定的。能力不等于知识，知识也不同于能力，但两者之间无疑有着必不可分割的联系。一般来说，知识是能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但有了知识之后，还必须向能力转化。知识偏重于理论，能力偏重于实践。在认识活动中认识能力是决定性的智力因素，但知识结构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主体的知识构成及其组合方式来看，主体所拥有的知识种类及各种知识的数量比例，将影响主体适合于从事什么方面的认识活动及其活动领域的宽狭，也影响主体的认识能力高低，从而影响认识活动的运行。任何主体都应有一定的知识，称之为“背景知识”。主体所拥有的背景知识状况首先是由其知识种类决定的，其次取决于各种知识的多少。如认识主体掌握了多少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有多少理论性知识和实用知识，特别是有多少经验（直接知识），这都是主体知识结构中最主要的构成成分。
其次，新旧知识的配备方式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主体获得知识之后，不能一劳永逸，必须不断更新。主体的知识从总体上可分为前沿知识与基础知识。所谓基础知识，就是本学科或本专业里基本的原理、概念之总和。而前沿知识则是主体感兴趣的领域或学科所产生的各种最新信息、最新认识成果（如学术信息）。相比之下，基础知识更稳定，其更新速度较慢，而前沿知识则更新较快，有时候甚至更新得非常快。但无论前沿知识还是基础知识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更新。当主体的各种知识需要更新时，其原有的知识就成为旧知识，如果主体不及时地进行这种更新，则新旧知识之间便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一旦产生，就会影响（阻碍）主体有效地开展思维活动。
认识的更新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基础知识的更新。它主要表现为前沿知识向基础知识转化。当新的前沿知识大大向前发展，旧的前沿知识被有关的人们广泛地接受和普遍运用时，它就会转化为基础知识。如果这种知识与原来的基础知识相冲突，便要求主体抛弃原来的基础知识，用新转化来的知识取代之。二是前沿知识的更新。它主要表现为不断汲取各种新信息，掌握思维“前线”的动态。当新的前沿知识出现，旧的前沿知识便失去其“前沿性”或者“前沿性”不足，这时必须立即用新的前沿知识代替它。
当旧的基础知识或旧的前沿知识需要更新时，主体不及时地加以更新，新旧知识就会产生矛盾。这种旧的知识就可能对主体以后的认识起消极作用，限制他的新思想萌芽。如果固守旧理论、旧立场，就必然犯错误，从而影响整个思维过程的顺利进行。科学史上有不少例子说明坚持旧的观点，死守旧知识，必然阻碍思路。
其三，主体的观念和价值系统。主体是现实的人，并不是单纯的认识者。现实的人既要认识事物，又是一个拥有特殊的观念系统的个体，是一个价值个体。人们对事物的各种认识和看法，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变更，而价值和观念系统又对主体的认识活动有制约作用。例如一个缺乏现代化观念或者现代性不强的人往往看待事物也会趋于保守。这样，价值、观念系统本身的构成怎样也会对主体的思维活动及其质量具有重大的作用。
主体的知识构成、新旧知识配备方式、价值观念等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主体特有的知识结构，并与其能力构成状况相对应，成为主体内部智力系统的重要构成因素。知识和能力决定着主体的认识水平，是认识主体的理性思维之限度的规定者，也是理性思维得以进行的决定性条件。所以，知识和能力共同构成主体的理性（即智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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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4页。
[2] 宋立军等：《科学探索之路》，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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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