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作者：杨廷强1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生态文明，是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所处的具体世情、所面对的具体国情、所要实现的具体任务相结合的体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又一创新和丰富，是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的更高要求。它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含义
所谓特色，指的是一个事物或一种事物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形式，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具体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是其所属事物独有的。中国特色这一规定性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既要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要真正做到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从当代中国现实所达到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水平出发，从当代中国现实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高度和样式出发。当然，这种现实的国情也不是从天上来到人间的。它不可避免地带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烙印。所以，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从时间维度上看，必然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也内含着对中国未来的走向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从空间维度上，当然应该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在生态建设上的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同时，更应该将考虑的重点放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之上。而从时空上立体地将二者连接和架构起来的桥梁则是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国的现实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出发点，它内在的规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么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些基本的问题。也只有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才能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有效地建设好生态文明，并使二者在实现途径与实现形式上都具有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相区别开来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什么是社会主义？自1827年社会主义的概念出现以来，历史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多种多样的解析。1924年英国社会科学家格里菲斯写了一本书《什么是社会主义？》，书中汇集了从1827——1924年百余年间出现的260余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而从1924年至今，期间又出现了近百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真可谓众说纷纭，五花八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做了科学的界定。但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局限，他们还不可能从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论述社会主义，而只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把握中，对社会主义的一般性预测。他们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是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那么，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无政府生产”和“按资本多少分配”这些特征，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公有制”、“有计划生产”和“按劳分配”。
列宁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在领导俄国进行七年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积极有益地探索。列宁从实践出发，对社会主义有了很多新的认识，由马恩时代所提出的一般认识发展到了具体认识。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构想和新的观点，并把一些具体认识科学地上升到一般理论，如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等。但由于实践与认识的局限，没有能够完整、全面、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他从本质的高度让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概念中最深刻、最稳定的层次。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现实，从一般到具体，从表象到本质的过程。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空前尖锐，人与人之间，各种团体，或者称之为系统之间的利益分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的贬低。”2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试图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缘木求鱼，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内在地要求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真正地超越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和冲突的内在根由——以资本增殖为固有运行规则的资本逻辑和以其为基础的社会建制。社会主义是对前此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占有和学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而是从根本上对资本逻辑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利益才能从根本上统一起来，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得到真正的和解，使人脱离动物式的“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的野蛮和自发阶段，上升到真正自觉和理性地“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来，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阶段，从而达到专属人类的文明的高度。这是社会主义内在的必然要求。
所谓生态，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摆脱野蛮和愚昧的标志。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学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规范性表述。在当代西方生态思想中，对于生态文明，主要有生态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生态现代化、后工业文明等几种不同的提法。在国内，学者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本文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可以认为：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对前此一切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和超越，它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以尊重自然为核心，以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进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的一种全新的文明类型。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变革人的现实世界的生存样式，生态文明唯有通过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才能使自身得以实现。生态文明内在地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的理性与控制，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它致力于通过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合理形式的过程，实现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上述三个层次，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中国特色”强调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唯有如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是具体的和生动的，否则将会流于一般和抽象；“社会主义”揭示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高度统一，为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奠定基础；“生态文明”作为承载人类的美好理想和未来的的新型文明，将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和结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宏大命题之中，统一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
在新的历史起点，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图景之中，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创新和实践创新。当然，作为一种重要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提出，有着悠远深厚的历史渊源，有着它的思想源头。虽然不同时代这种思想的形态因其具体历史情境的不同，在表述形式和存在形态上会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了解其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进而为生态文明的发展更好的开辟道路。
人类诞生之初，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人还没有完全割断与自然界母体之间的“脐带”，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类此时除了奴隶般的顺从之外，就只有顶礼膜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做了正确的分析，他们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已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3。人类被迫依赖于自然界生活，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对自然界乃至于对那些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力量和速度或者其它动物的尊重和崇拜。可以说，尊重自然的思想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尊重自然、崇拜生命是远古人类对生活的一种基本态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都强调人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老子就曾经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谋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强调尊重自然的同时，也强调人也不只是消极地顺应自然，而是在遵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采取积极的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系辞下传》）。这种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核心的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为大多数哲学家所接受、遵从、宣扬和发展，成为代表中国哲学基调的思想。可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它成为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渊源。
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是建立在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上的。在西方的传统哲学中，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而未曾考虑过人类主体之外事物的价值，从而自然界被剥夺了它固有的价值，它只有作为工具的价值，自然界只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发展的一种资源而已。因此只需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西方的传统哲学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实地构成了近代西方大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它只承认人的利益和价值，不承认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利益和价值。因而实质上是一种“反自然”的观点。
近代以来，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和缺乏深度思考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人类更是开始大规模向自然进攻，并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的辩证法开始发挥人类始料未及的作用，在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一些工业城市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作为人类活动结果出现的生态危机使人自身陷入困境，使人类在地球上生存有了危险。由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对近代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人统治和主宰自然的思想提出质疑，认为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扩展到其他生命的探索，揭开了现代意义生态文明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人与自然观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清晰而完整的图景。西方近代以来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所进行的原因追寻，无论是“人口超载说”，还是“技术造成说”，抑或是“人性贪婪说”，都是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剥离出来的结果。虽然某些认识具有局部真理性，但远非深刻和根本，所提出的解决思路和方案也只能是抽象的，因而是无力的，只能是空中楼阁。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5。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必然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马克思的思想伟大和深刻之处恰恰就在于，他在每一个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地方，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制约性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产生或多或少的决定作用。可以说，没有抽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总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客观价值论”、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以及人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存在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本质依赖于社会关系。这些重要思想必然成为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来源。 （三）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提出背景
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具体的历史情境。这个历史情境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自身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交流与碰撞中达到一定高度，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或比较低的阶段上，人类为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加之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一个由不知到知之甚少，再到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认识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在这样的阶段上，出现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是占第一位，从而对自然界杀鸡取卵式、竭泽而渔式的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的现象。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弯路”。因此，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上，“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在这样的阶段上，人类是不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这一命题的，历史的发展也还没有提出这样的任务。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巨大发展，“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7，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获得巨大发展。与时同时，人类发现在自己创造的成果中，竟然包藏着危害和威胁人类自身存在的东西。人在陶醉于做自然界主人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头上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法籍奥地利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在其著作《走向天堂之路》（Path to Paradise）中写道：“‘工业主义’已经达到再不能前进的阶段，被其自己制造的障碍所封锁……”。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恶化、资源枯竭，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生态危机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忍无可忍的大自然已自己的方式警告着人类。如果人类不深刻反思，并及时做出彻底的调整，那么，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就将同时也是人类自身走向灭亡的过程。
同样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开始积极思考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呼吁采取措施应对愈来愈严重的生态危机。“应对这次的生态危机需要做出的变化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把所需要的变化称为创造一种新文明也不算太夸张吧。”8对生态文明的呼吁，最初是叶谦吉1984年在前苏联，然后是1987年在中国，接着是1999年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在美国，正如他们呼吁的那样，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与以往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不同的“生态文明”。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工业文明产生的技术进步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并把人类统一在一种文明之中，然而，相对于所有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言，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产生了。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做更加深入的思考。而也正如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就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的弊端的一样，“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9就成为历史性的任务。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生态文明之所以重要，与其认为它是对人类思想进程的一种响应，不如认为它是对现实世界的响应。以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和要求。
就当代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愈来愈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由于长期实行主要依赖投资和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增长很快，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日益突出。有外国学者就认为，一方面，可以理解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更大的发展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国的发展虽然是“经济奇迹”，但中国的增长也导致了生态灾难。比如：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的煤炭消耗量超过了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之和；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中国占16个；中国的耕地受到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的侵害，导致粮食产量每年减少约400亿千克；中国四分之一国土是沙漠，戈壁和沙漠每年扩展1900平方公里，到了距离北京150英里以内的地方；大约660个城市缺水，110年城市严重缺水，而抽取地下水导致城市下沉，华北平原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河北省每年下降10英尺，北京为取清水，深水井已达1000米10。这些状况与全国人民过上“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碧水青山”的期望相去甚远。这也历史地构成了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现实背景。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也是党坚持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必然选择。 （四）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要求和走向
中国特色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如果离开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不可想象的。当前来看，我国最大最基本的国情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在自然条件上，虽然具有幅员辽阔，资源总量大，种类多的优势，但更应该看到，博而不富是我国自然资源的一个重要特点。我国的国土资源可直接利用的优良资源是有限的，在我国土地总面积中还有1/3是沙质荒漠（60万平方公里）、戈壁（56万平方公里）、寒漠（15万平方公里）、永久积雪和冰川（5万平方公里）等难以利用的土地。加之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地力减退、海岸侵蚀以及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也使可利用的土地不断减少。所以，我国国土资源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此外，我国人口众多，增长速度快，这使得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都现实地构成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依据。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在现有的基础上，不仅要充分重视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应该思考如何改善那些不易于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加强资源环境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
中国特色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向。从社会性质上讲，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要建设和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前提。否则，由于人们利益的分化和不一致，人类就只能处于“自发形成的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它内含着在人们之间利益统一基础上的对前此一切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属性。作为代替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言，它是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两大和解”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1可见，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是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真正前提，而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走向和趋势。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就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利益真正统一起来，从而使人与自然真正统一起来。在当前中国，由于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特殊国情，完全拒绝资本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利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合理限制资本的活动场域。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性地位的现实中，搞好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统一与和谐，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的解放和发展。
中国特色要求我们必须尊重生态文明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中全新的文明类型，它理应是传统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后继者。生态文明的精神和理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远见，这种远见的意义足够重大，视野足够广阔。尽管目前人们对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内涵尚未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全新的文明必须立足于占有一切过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这是历史地审视生态文明而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么，我们就应该这样来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应该是对工业文明中的和农业文明中的最好的东西进行充分的整合。恩格斯在分析如何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时提到：“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12这里所揭示的对待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旧科学和旧事物的方法，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同样是适用的。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决不能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所有成果视为坏东西，将其简单地抛在一旁。企图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这些曾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文明成果，是不符合生态文明内在的发展规律的。我们能做的唯一正确的事就是，从文明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们。我们应该认识到，作为一种全球文明，生态文明只能从一种被工业文明统一起来的世界秩序中产生，但它将超越并彻底改变这种文明。这种超越和改变力度是如此之大，但是，它必然要保存前此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
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统一与和谐。所以，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方向，根本上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共进。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得人类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有着高度一致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而言，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身承载着深沉厚重的历史责任。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一定时代生态文明的发展，必然和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相关联。并且这种关联往往会呈现异常复杂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在当今全球化不断加强的大背景下，人类自身世界中的利益分化不仅没有消失，某种角度上还有扩大的倾向。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存在的现实世界中，每一个国家在考虑制定政策，应对问题——即使是生态危机这一类全球性问题——时，仍会坚持以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从而使得人类在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上举步维艰。2009年末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在一番吵吵吵闹闹后，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无果而终，就是明证。这也充分说明，没有抽象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只有现实的具体的生态文明的推进。在现阶段，若离开了具体的世情和国情，一味地提全人类利益上的生态文明，是抽象的，从这个角度看，生态文明甚至成了扮演遮蔽意识形态功能的角色。因此，抽象地提建设生态文明，对我们正确的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有理由认为，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的一种担当。当然，在坚持历史地和具体地把握问题的前提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要转变我们的观念；二是要转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同时，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下，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努力参与应对和处理一些具有全球意义的事务，比如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当代中国青年作为代表中国未来的新生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既要积极热情地参与，又要时刻保持清醒冷静理智的头脑。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因而是具体的有效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因而代表人类未来的，更是生态文明的因而是和谐的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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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44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2页。
4 《道德经》第25章。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8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第10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03页。
10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65页。
1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本文已公开发表，见李进、何云峰主编：《理论经纬·2010》，安徽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4月第1版，书号：ISBN 978-7-5461-174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