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布里奇曼和海伦．凯勒都是美国著名聋哑盲学者。其中海伦．凯勒（1880-1968）更是西方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任务。她一岁半就丧失视力、听力和言语能力。但她从七岁起，在她的教师沙莉文小姐的教育下，通过十四年的刻苦学习而一举考上著名的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女子学院，并成为掌握五门语言、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她一生著有十四部著作，其中自传《我生活的故事》（1902年）风靡一时，被列入英语文学经典之林，销数至今不衰，印刷版数已不复计算（仅1961年至1980年即达24版之多）。1959年联合国曾专门发起“海伦．凯勒世界运动”。《我的生活故事》在我国也已经由北京盲文出版社出版（1981年）。
海伦．凯勒的老师沙莉文小姐在教育海伦的时候，做勒大量的记录。卡西尔在研究人的问题时，引用了沙莉文小姐的记录，以此来说明人是符号化的存在物。下面是沙莉文小姐记录的海伦真正开始理解人类语言的意义和作用的情况：
“今天早晨我必须给你写几句，因为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勒：海伦在她的教育中迈出勒第二大步——她已经知道，每一见东西都有一个名称，而且手语字母就是她想要知道的每一件东西的秘诀。
……今天早晨，当她正在梳洗时，她想要知道‘水’的名称。当她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的名称时，她就指着它并拍拍我的手。我讲勒‘w-a-t-e-r’（水），直到早饭后我才把它当回事。……我们走出去到了井房，我让海伦拿杯子接在水管喷口下，然后由我来压水。当凉水出来注满杯子时，我在海伦空着的那只手上写了‘w-a-t-e-r’。这个词与凉水涌到她手上的感觉是如此紧密相联，看来使她大吃一惊。她失手跌落了杯子，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脸上开始显出一种新的生气。她拼了好几次‘water’。然后她跌坐在地上问地板的名称，又指着问水泵和井房棚架，突然她转过脸来问我的名字，我拼了‘teacher’（教师）一词。在回家时她一路上都处在高度的兴奋状态中，并且学着她碰到的每样东西的名称，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她的词汇量增加到30个。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她像个快乐的小仙女，轻快地一会儿走到这样东西旁，一会儿走到那件东西旁，问着每件东西的名称，并且高兴得连连吻我。……现在，每件东西都必需有一个名称了。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她都热切地问着她在家里还没有学到的东西的名称。她焦急地教她的朋友们拼写，并且热心地把字母教给她所碰到的每一个人。一当她有了语词来取代她原先使用的信号和哑语手势，她马上就丢弃了后者，而新词语的获得则给她以新生般的喜悦。我们都注意到，她的脸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富于表情了。”
（摘自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页）
从信号和手势的运用到语词亦即符号得运用，这是人的认识能力发展的决定性环节。人的真正思维活动正是从人学会理解符号开始的。所以，卡西尔把人理解为“符号化的动物”。卡西尔强调语言符号、注重文化因素的作用，这基本上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对人及其认识能力的理解倾向。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纷纭，但一涉及到认识主体时，他们基本上都承认科学活动主体的集体性质。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科学家共同体（科学组织形式）看作是现实的认识主体。例如，M·舍勒尔曾用“听众”和“共同体”来表示认识主体。F·日纳涅茨基（F·Znaniecki）引进“社会圈”的概念来说明认识主体的组织网络问题。他认为，一些专门的知识界人士联合起来，构成特定的群体，这个群体才是真正现实的认识主体。其中，任何个体都不能离开其它个体而单独发挥作用。
如果说舍勒尔和日纳涅茨基还有很多的心理主义色彩，那么，科学哲学的一些代表如波普、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等则完全是反心理主义的。他们从认识论主义立场出发去考察认识活动及其主体。波普认为，完全不应该谈论新知识的产生问题，这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科学的哲学只考察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发生。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把“世界3 ”看成是客观的知识领域，其中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从客观知识的增长角度看，应该彻底肃清个体的和心理的“夹带”。在这种情况下，“承认个人的创造性，认为个人与他人的工作之间的互相作用是极其重要的”[1]。所以，他一方面承认个体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另一方面又认为知识的增长是全人类努力的结果。因此，知识的现实主体是个体与人类的统一。但波普没有看到认识主体本身的复杂层次及其社会历史因素。继波普之后，库恩提出“范式”、拉卡托斯提出“研究纲领”、费耶阿本德提出无政府主义的多元论。他们都把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看成是科学活动的现实组织形式。
与波普等人的反心理主义相似，S·图尔明（S·Toulmin）用理解主体的多样性来解决认识活动及其主体的问题。图尔明在他的《人的理解》一书中（Oxford, 1972）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解”学说 。该书第一卷研究集体理解，第二卷研究个体理解，第三卷研究两者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个体理解的前提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稳定的理解原则（这是集体主体活动的结果）。而集体理解只能通过个体的活动而实现。个体理解凭借认识的社会背景而起作用。因此，理解性认识活动的主体是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相互作用的组织网。
到了胡塞尔和卡西尔等人那里，人们对认识主体的研究已从认识论转向文化主义。胡塞尔和卡西尔不谈认识主体，而谈文化主体。其中包括文化对主体本身的作用。从文化主体的角度看，任何活动主体既是个体，又是社会性的个体，或者如卡西尔所说的，是“符号化”的动物。文化主体正是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一般主体的有机统一。
认识论主义（波普等人）、理解原理（图尔明）、文化主义（胡塞、卡西尔）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不同于过去哲学家的研究认识主体组织的新倾向。他们基本上都把主体划分为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认为任何认识活动主体都是三个层次或其中两个层次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或孤立的个体。
由此可见，整个哲学史关于认识主体的理解基本上都是从组织网络的角度去研究认识主体的。无论哪一种倾向都承认，认识主体具有复杂的层次性：现实的直接主体是具体的个人，但在他背后总有集体和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的间接主导。所以，现实的认识主体应该是个别、特殊和一般相互交织的网络。
综观历史上的认识主体理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
（1）不是一般地讨论包罗万象的主体组织问题，而是讨论具体的主体形式（如文化主体、历史主体、知识主体、理解主体等）。他们尚未从具体中升华出来。
（2）不能正确地阐明个别、特殊和一般三个层次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更多地只看到个体主体与特殊主体、或个体主体与一般主体的统一，没有把三者同时有机地统一于现实的活动当中去。
（3）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相分离，拒绝研究主体的形成问题。所以，任何层次的主体都被看作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
（4）不能更深入地揭示各个主体层次的内在内容，只停留于表面上。要知道，这每个主体层次都不是简单的个体主体或特殊主体，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必须全面深入地揭示这些内容，才能正确地解决主体的组织网络模型问题。
--------------------------------------------------------------------------------
[1] 转引自夏基松：《波普哲学述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
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