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人与自然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蒙昧阶段，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阶段，生态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阶段。人与自然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不懈探索，其中不少思想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启迪作用。然而，当前的我国，从总体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和谐。那么，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和原因有哪些？人与自然和谐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什么价值？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途径有哪些？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资源
　　
　　1．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天人合一
　　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施韦兹在对西方人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进行反思时，对中国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思想家追求天人关系的和谐一致，“强调人通过简单的思想建立与世界的精神关系，并在生活中证实与它合一的存在”表示由衷的敬佩与赞赏。他认为，这种哲学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的生态智慧，称赞它“伦理地肯定了世界和人生”，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1。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生态智慧的一部分2。它的“合理内核”及其生态伦理价值表现在：“天”与“人”合而为一，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高扬宇宙生命统一论；“天道”与“人道”合一，坚持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提倡尊重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辅相天地之宜”，把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趣和人生理念。
　　第一，“天”与“人”合一——宇宙生命统一论。“天人合一”思想的首要涵义是肯定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来自大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道家以“万物一体”思想表达宇宙生命统一论异曲同工，儒家则是借助“性天同一”思想论证“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统一论。程颢强调“人与天地一物也”。朱熹也指出：“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3王阳明也明确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4对于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统一论思想，张载在《西铭》中有极其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和表述。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说，人是天地氤氲变化而产生的，天地犹如人的父母。充塞于天地之际的气，是宇宙万物的统一体，它构成了天地的实体，也构成了我的身体；统帅天地变化的是天地的自然本性，它也是我的本性。民众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宇宙万物都是我的亲密朋友，人与天地万物有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第二，“天道”与“人道”合—：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天道”，一般指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人道”一般指人类行为的客观规律和人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自然规律与人类的道德法则具有内在统一性，遵循自然规律的根本要求，是确立道德法则，评价人的行为的是非、善恶的基础。儒家的“与天地合其德”，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以天为法”，都是强调“天道”与“人道”合一，
　　第三，“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尊重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张载把兼爱万物，“民胞物与”作为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他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5不论是程颢的“万物生意最可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还是朱熹的“人物之生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都是儒家坚持“天人合一”，尊重生命价值，仁爱自然万物思想的生动体现。
　　维护自然界整个生态体系的内在平衡。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物我兼照”，“衣养万物”’的超我的仁爱观念，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先声。施韦兹把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6中国先哲的“继此生理，即是善”的思想，所高扬的正是“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
　　第四，“相辅天地之宜”：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中国先哲倡导“辅相天地之宜”，“曲成万物而不遗”，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的伦理价值目标。在中国先哲看来，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系统，人类只有和自然环境互相融合，才能共存和受益。人与天地间的生命万物有着基本的生存联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万物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追求人类“和自然共存”的生存大智慧。尽管带有某种朴素的直观、顿悟的性质，但毋容置疑地具有“奇迹般深刻”，一再为现代生态科学的发展所证实，被人类的道德认识的深化所认同，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思想来源。
　　2．以深生态学为代表的西方的环境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肯定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的价值、部分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的现代“人类中心论”，和充分肯定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价值平等的“非人类中心论”（Anti-Anthropocentric）。后者包括“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而深生态学继承和发展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又借鉴现代人类中心论的一些观念，成为独树一帜的前卫派环境伦理思想。7本文以深生态学为例介绍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说明以深生态学为代表的西方的环境伦理思想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来源。
　　1973年，纳斯在《浅层与深层，一个长序的生态运动》中，对“浅生态运动”（The Shallow Ecology Movement）和“深生态运动”（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作了区分。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浅生态学运动：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中心目的：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质上的）富裕”。而深生态学运动的特点在于：（1）“以互相关联的全方位思想，反对人在环境中的随意想象”；（2）“生物圈平等原则”；（3）“多样性和共生原则”；（4）“反对等级的态度”；（5）“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6）“复杂而不混乱”；（7）“区域自治和分散化”。
　　纳斯对浅生态学运动与深生态学运动的区分是极其鲜明而深刻的。两者的区别牵涉到是否承认人在自然界的平等位置、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权利、保护自然的目的、资源利用的方式等许多重要方面。深生态学家认为，深生态学运动与浅生态学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不同。澳大利亚哲学家瓦韦克·福克斯（Warwick Fox）简洁地表述了深生态学的核心直觉：“这种观念表明，我们在存在的领域不能作固定的、本体论的划分，在人类与非人类的实在性上不存在分叉，……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的视野囿于各种界限，我们便是缺乏深生态学的意识。”8从这一最基本的深生态意识的视角出发，阿恩·纳斯为深生态学理论创立了两个“最高规范”（ultimate norms）或“直觉”（intuitions）：“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和“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
　　1984年4月，乔治·塞逊斯和阿恩·纳斯提出了深生态学的著名“八大基本原则”9：（1）人类与非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繁荣具有自身内在的、固有的价值。非人类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们对于满足人类期望的有用性；（2）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有价值的，并有助于人们认识它们的价值；（3）人们除非为了满足生死攸关的需要，否则无权减弱这种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4）人类生活和文化的繁荣是与随之而来的人类人口的减少相一致的，非人类生活的繁荣要求这种减少；（5）目前人类对非人类世界的干涉是过分的，并且这种过度干涉的情形正在迅速恶化；（6）因此，政策必须改变，这些政策影响基本的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事情变化的结果，将与现在的情形有深刻的区别；（7）这种观念的变化主要在于对“生活质量”（富于内在价值情形）的赞赏，而不是坚持追求一种不断提高着的更高要求的生活标准。人们将认识到“大”（big）与“棒”（great）的巨大差别；（8）同意上述观点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地或间接地去努力完成这个根本性的转变。
　　深生态学的上述两个“最高规范”和八个基本原则，集中反映了深生态学理论的本质特点。深生态学家肯定人类为满足人类“生死攸关的”、“基本的”需要而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某些影响，而坚决反对人类为满足自身“边缘的、过分的、无关紧要的”需要，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
　　深生态学提倡“手段简单，目的丰富”，是要通过个体与世上万物和谐共荣的方式寻求自我的实现。深生态学倡导“手段的简单”，是要求人们尽可能地尊重自然万物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尽可能地减少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目的丰富”，是要求人们把“生态的自我”的实现，当作追求的重要目标，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看作是人类道德精神的重要进步。
　　深生态学向我们揭示的最重要的现代环境价值观念是10：（1）生态“大自我”的环境整体主义观念；（2）“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的观念；（3）“生命物种平等”观念；（4）“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观念；（5）“物质上的足够使用和再利用”观念；（6）“恰当的技术，非主宰的科学”观念；（7）“控制人类人口增长”观念；（8）“手段简单，目的丰富”的观念。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深生态学的基础是“自我的直觉与经验”，因而在理论的认知层面上依旧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深生态学关于所有的自然物和生命形式具有他们自身的、内在的、固有的价值的观点，如果从与人类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和认识，是有益而合理的，但如果完全抛开人的主体性，从纯“自然主义”的角度来阐述“自然价值”，难免陷入认识论的误区。又如，“平等”是一个受具体历史条件制约的社会性概念，深生态学的“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则具有抽象的、过于理想化的认识倾向。
　　传统哲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外在的主客体关系，因而人被视为价值的中心，是唯一的价值主体。所谓价值，11就是事物对于人的功用。某一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在于它对人是否有用，是否符合人的利益，能否满足人的需要。这样，环境就被认为只是一个工具，自然的价值就归结为工具价值；离开了人，自然便无所谓价值可言。
　　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变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人对自然价值的认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提出，人类历史有两个主要过渡的时期：第一个过渡时期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至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在这一时期，表示人类在生物学方面获得了提升，自然却降格为人类的工具，只具有外在的价值。第二个过渡时期是向“新意识的过渡”时期，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意识。在他看来，人类正处于向“新意识的过渡”时期，而该时期的关键就在于确立以承认“自然界的价值”为关键的环境意识。
　　我们从人类对自然价值认知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哲学关于自然价值的新认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工具价值的新认识。自然的工具价值即它的外在价值，是它作为客体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有用性。首先，自然的工具价值体现着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其二，自然的工具价值不仅是对于人的有用性，而且是对于所有生命的有用性。其三，改变评判自然的工具价值的标准，扩展了工具价值的内涵。自然的工具价值就不仅仅是对当代人的经济价值，而是对整个人类生存和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种外在价值，包括科学价值、娱乐价值、基因多样性价值、历史价值、医疗价值以及哲学、道德和宗教的价值，等等。
　　二是关于内在价值的拓展。自然的内在价值即它的非工具性价值，是以自身为目的，独立于人而存在的价值。在传统哲学中，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反映和表述了人作为万物之灵所固有的最高价值。将内在价值赋予自然实体和生态系统，是环境哲学重新认识自然价值的一个重要努力。
　　尽管在自然价值的问题上还存在不一致的意见，环境哲学对自然价值的新认知，尤其是自然的内在价值的提出，从更全面更深远的意义上深化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人与自然物之间形成的工具性价值关系只是价值关系中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人的尺度不再是价值评价的唯一依据。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是当今世界学者们公认的提法。这一提法的产生应当归功于罗马俱乐部。针对严重的全球问题和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特别强调了：“人类必须开始对自然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它必须建立在协调关系之上而不是征服关系之上。”12
　　3．马恩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1）对生态危机的认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过一段精辟的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13可见，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要注意认识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不要破坏生态平衡，否则，我们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人们的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下一代乃至人类更长远的发展。根据这种情况，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要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同时，他还主张对人类生产行为所产生的这种较远的自然和社会影响进行“控制和调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明确提出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合理调节”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2）对人与自然关系内在统一性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密切相联、相互制约的。就是说，人与自然界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又相互作用，二者的关系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人与自然界一起发展。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史首先是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由自然动物变为社会动物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4
　　第二，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也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5，“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自然是“人的存在的基础”17。马克思认为，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1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9这些观点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伦理理念把人看作是生态体系的一员、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环境保护观点基本一致。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有机身体——血肉之躯，一个是无机身体——外部自然界。“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0
　　第三，自然界对于人的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从人类生产角度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源泉，“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界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制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已的劳动，在其中开展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1，自然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是生产力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内在统一关系的中介，人与自然是在人的实践基础上统一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还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指出，在人类的生产实践中，自然界日益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在自然不断地向人化自然转化。人类史与自然史都是二者相伴相随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2。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时候，人和自然才能达到和谐。
　　（3）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理想目标
　　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一样，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马克思不仅把人作为人化的自然来把握，指出了“人的自然的本质”23 “人的自然主义”、“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把人拟物化；而且把自然作为人化的东西来把握，指出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24、“自然的人道主义”，这实际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5。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人类整个进步”及“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更”，即他心目中所追求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6，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这两个方面。马克思强调，只有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即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7。马克思这种“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然主义”的统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共产主义中的统一，是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伦理理念的重要思想源头。
　　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与中国古代所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今天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消费理念不谋而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提供了指导。
　　
　　（二）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原因
　　
　　1．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表现
　　本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人口爆炸性增长、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等问题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多年来为了推进经济的迅猛发展， 人们总是把自然界当作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然而现实是，“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28。尽管这里水龙头只是资源衰竭的一个隐喻，污水池则是污染的一个隐喻。
　　“十五”期间，我国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在资源消耗和污染物产生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减缓，部分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取得初步成效，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工业产品的污染排放强度有所下降。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成绩应予充分肯定。
　　然而，从总体上说，当前的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并不和谐。温家宝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指出：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醒。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代环境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集中表现。
　　2．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原因
　　环境污染严重，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不当的发展观、政绩观，政府与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主要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一些地方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只顾当前，不计长远，考虑局部利益多，考虑全局和整体利益少。由于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环保欠账过多，不少地方环境治理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该治理的不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环境保护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第二，是环境保护执法不严，监管不力。近些年来，我们重视环境法制建设，加强了环境管理。但是，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对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些地方对环境保护监管不力，甚至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有的地方不执行环境标准，违法违规批准严重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有的地方对应该关闭的污染企业下不了决心，动不了手，甚至视而不见，放任自流；还有的地方环境执法受到阻碍，使一些园区和企业环境监管处于失控状态。这种状况不改变，环境污染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治理。
　　第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资源消耗比较高，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比较大的环境代价。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
　　第四，不和谐消费。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境首脑会议签署的《21世纪议程》指出：“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这种模式。”环境危机是全人类的危机，而“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的核心”。人类消费的过程是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如果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与自然资源，毫无顾忌地排放废弃物，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比如，消费主义导致大量自然资源被消耗，使环境恶化表现为：（1）奉行消费主义的人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上会互相攀比、模仿，产生“大量消费”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大量生产”模式应运而生，给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2）奉行消费主义的人追逐消费时尚，人为地提高了产品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废弃物的增加。（3）奉行消费主义的人过分看重商品外观和和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导致包装过度，浪费大量的资源。
　　第五，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更深层原因：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人的理念、价值观等。传统哲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外在的主客体关系，因而人被视为价值的中心，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只承认自然的工具价值、否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的哲学，导致自然被排除在人类的道德关怀之外，人们以不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事物和自然环境。与此相关，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然的价值在于它是人类进行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源仓库，任何人都可以无须付出代价地开发利用，这就导致了对自然事物的掠夺和破坏，即哈丁所谓的“公有地的悲剧”现象。
　　196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百特（Lynn White）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他认为，西方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即人类应该“统治”自然，把自然视为异己。近代西方人在天人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对立的二元论，片面强调人类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做自然的“主人”，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盲目开采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三）人与自然和谐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构建和谐社会”不是相互孤立的，和谐社会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
　　1．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也明确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并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胡锦涛同志在关于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主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 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确保生态环境的质量和安全。社会和谐是全面系统的和谐，既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和谐社会内在地包涵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社会是难以维持的。
　　2．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概括起来，和谐社会即要实现两大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和谐社会构建与发展的基础。胡锦涛同志在关于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关系……与和谐社会的要求相配套，基础层是必须有一个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和谐社会必须在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中才能保持发展，没有平衡的生态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便不能生存和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会变成空中楼阁，没有存在的基础。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这是由于：第一，人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并且是以自然界尤其是以人类生态环境向着有利于人类及其社会的方向演化发展为前提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对抗为主还是以和谐为主，决定着人类的祸福安危。第二，自然不是外在于社会，而是作为一种恒定的因素出现在历史过程中；社会的需要归根到底只有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能实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社会。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也是人与自身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都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中得以实现。
　　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会影响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反方面来说，人与自然不和谐会严重妨碍和谐社会的构建。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这些矛盾已经并正在深刻地侵蚀着社会和谐的基础。如果生态环境恶化，人们会没有干净的水源、清洁的空气、放心的食物，资源能源供应会高度紧张，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还会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谐；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将逐渐失去美丽的家园，中华民族将失去生存的空间，其他一切和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将无从谈起。具体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会产生如下严重影响：
　　首先，生态破坏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破坏人们的生存条件，甚至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如巴比伦王国和楼兰。古往今来，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一些曾经璀璨的文明古国消失、迁都、移民的事件屡见不鲜。五六千年前，在西亚地区建立起来的古巴比伦王国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随着人口增加，为了大量增产粮食，古巴比伦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地区大量砍伐森林，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两河的中下游地区平原淤积，河道堵塞，洪水成灾，大面积土壤变成沙地。到公元前4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落，到公元前2世纪，便成了废墟。还有，在丝绸之路上，深埋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下的楼兰王国曾经辉煌一时，各国考古专家发现楼兰古国的消亡与生态环境改变从而导致缺水有关。面对历史的沧桑巨变，我们更加感受到环境对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长远发展着想，必须加强环境保护，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也有不少地区历史上曾经山清水秀、林草丰茂，由于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如今土地荒漠化、石漠化日益严重。我国许多地方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很低。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土地退化、沙漠碰头”等现象。生态破坏迫使部分地区大量移民。内蒙古自治区将在未来10年内被迫迁移20万生活在恶劣生态环境下的贫困农牧民。山西省因大量的山庄散落在广袤而又贫瘠的干石山区和黄土高坡，干旱少雨、土地匮乏，自然条件极差，将被迫在5年内生态移民40万。如果再不重视保护环境，今后治理的成本会更高，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环境将更难以恢复，我们就可能犯难以改正的历史性错误。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保护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
　　其次，环境污染诱发一些严重疾病，威胁人类健康。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近年来，一些地方空气质量下降，水源受到污染，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例如，几年前，SARS的流行也与破坏环境有关。近年中国科学院提交的环境与健康报告中显示，在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高危病种的发病因素中，因环境污染而患病的占75%。
　　最后，环境污染诱发并加剧社会矛盾。在我国，某些个体或群体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在生产和消费中过多排放污染物，环境事故频发，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老百姓反映比较强烈，有关环境问题的投诉和纠纷明显增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如2004年7月初，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和陕西省潼关县太要镇的多家无证经营选金企业非法排污和堆砌尾矿，造成清河口严重污染和河道堵塞，淹没农田一百多亩，严重影响清河口下游群众生产生活；8月份，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经济开发试验区东简镇南坑村由于受无序养殖影响，地下水受污染，导致部分群众饮水困难；9月份，浙江省余杭区、绍兴市两地发生死鱼事件，等等。受害群众对这些事件频频上访，矛盾十分尖锐，部分跨流域污染甚至引起了群众斗殴，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着两大矛盾，其中之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矛盾，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关系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徐铁光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参见施韦兹：《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27页。
2王正平：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生态伦理价值，《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
3 《中庸首章说》。
4 《阳明集要?大学问》。
5 《正蒙?证明》。
6施韦兹：《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7王正平：深生态学——一种新的环境价值理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8 Pojman, Louis P.(ed.)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Boston: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Inc.1998. p.145.
9 Devall,  Bill & Sessions, George. Deep Ecology: 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 Salt Lake City: Peregrine Smith Books, 1985. .See Pojman, Louis P.(ed.)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Boston:  1998. p.147.
10王正平：深生态学:一种新的环境价值理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1 王正平：环境哲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之思，《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2 梅萨洛维克等著：《人类处于转折点》，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1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第1版，第16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374-37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2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2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26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3页。
2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28詹姆斯·奥康纳著，唐正东、藏佩洪泽：《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