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周鸿刚、李进主编，黄刚、何云峰副主编：《理论经纬•2009》，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教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面对教育战线百废待兴的局面，他力挽狂澜，从观念、体制入手，开展了全面的整顿，揭开了教育改革的序幕。邓小平期间形成的教育思想及其系统的教育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本质和规律；精辟地阐述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教育的性质和方向、培养目标、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其教育思想是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占主导地位，对于新时期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引领作用。
　　
（一）拨乱反正，揭开了教育改革的序幕
　　
　　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纪要》全面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并做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四人帮”把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两座大山。不推翻这两座大山，拨乱反正就是一句空话，更谈不上把科学、教育搞上去。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面对教育战线百废待兴的局面，他力挽狂澜，从观念、体制入手，开展了全面的整顿，揭开了教育改革的序幕。
　　1．公正评判十七年教育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文革”结束后，经过一小段曲折，终于“顺天理、从民心”，邓小平再次复出，他主动要求分管“文革”重灾区、最急需拨乱反正的教育科技工作。1977年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专门讲了“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他率先冲破禁区，旗帜鲜明、态度坚定中肯地提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他又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1977年9月，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重点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他明确指出：“《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问题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他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2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推倒“文革”中关于教育事业的不符合中国教育战线实际的“两个估计”，在当时情况下，极其大胆又极富实事求是精神、最切中阻碍中国教育拨乱反正要害，为教育拨乱反正创造了前提条件。
　　尊重教师，充分肯定教师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为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他千方百计为教师正名，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还在“文革”期间，1975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要解决教师的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3他认为政治的信任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作用。他复出不久，首先就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对广大教师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为社会主义服务给予高度评价，他赞誉到：“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4并号召全社会尊重教师、尊重教师的劳动。这些指示解除了广大教师身上的精神枷锁，极大地鼓舞了教师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积极性，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以恢复高考为突破口，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邓小平提出要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在创新中实现教育的发展。1963年邓小平就提出“教育制度要作适当改革。”51978年他又强调必须“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6
　　“文革”全面爆发后，各类正规国民教育学校，小学、中学、大学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1966年至1969年，中学、大学长期以来实行的招生考试制度被废止，还一度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师进“五七干校”，高等院校名存实亡。1970、1971年在少数高校进行招生试点工作，1972年大专院校恢复招生，招生制度改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新招生制度。即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招收“工农兵学员”。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参加2年以上生产劳动者，才有申请读大学的资格，由所在的单位“推荐”，由招生学校“选拔”。在“学校复审”层面，组织文化课考试，但1973年张铁生“白卷”事件后，废止了文化课考试。对于考生的“推荐与选拔”，重在考察考生的“表现”，而且重在政治思想表现，还比较注重出身，根正苗红者优先，出身不好者只能走“可教育好子女”一条窄窄的路。考评权主要集中在单位领导人手中。如果所有掌握大学招生的推荐与选拔“生杀大权”的人都能出于公心，而且具备发现人才的眼光，识别人才的手段，把那些经过实际工作锻炼、在各项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有文化、有知识、有才干又有实际工作能力、各方面表现出色的青年推荐到大学里深造，这对于人才培养，提升人力资源，培养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无疑是具有极为创新性的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建筑在“人治”上，寄希望于主持者出于公心，具备伯乐精神和伯乐的境界、眼光，太过主观随意性，缺乏客观操作性。结果，大学招生便演化出“托关系”、“走后门”的歪风邪气。使一些具有真才实学却又找不到、或者不会找关系的青年被拒在大学门外，这种招生制度，不利于人才选拔，不利于人才培养。
　　1972年周恩来就曾提出： “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7。但是，在当时氛围下，这一观点没有转化成现实政策。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他对当时大专院校招生制度和办学水平太低忧心忡忡，提出先在军队中办一所科技大学，直接招高中毕业生，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大专院校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从而提高高校办学水平。非常遗憾，这些主张没能实施。
　　1977年5月，邓小平复出前，就“质疑”：招生和学校教育，“不考试怎么行？”8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国务院领导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9此后，他反反复复地强调他这一观点和主张，以期引起各级领导同志重视。他提出必须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尤其是招生制度，他态度非常明确地强调，政策调整必须重点关注两点，即：“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10邓小平说：“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11邓小平强调，招生只有通过考试，才能真正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他还提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12
　　同时，邓小平认识到由于“文革”的不良影响，基础教育教学质量非常差，“中学水平低，（大学）完全从中学直接招生不能保证质量，还需要从社会上招收努力自学的青年”13。他极其重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认为他们中间有成千上万的“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他还说：“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14他还建议，恢复高校招生，当年从中学直接招生的比例不能太大，大体30%左右，以后随着中小学教育的加强，中小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再逐步增加从中学直升大学的比例15。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主抓“文革”遭受损害最为严重、又对国家建设和发展承担极为重要使命的科学与教育工作。他排除阻力，把积极推进教育、科学工作的拨乱反正，推动国民教育体系走向正规的着力点和突破口选择在恢复高考制度上。其时，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方案已经出台，基本上依据原有方针政策，但也做了一些改良，一是申请者资格要求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的文化水平，二是试招4000到10000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读大学，三是对考生进行文化考察。但“推荐选拔”的原则不变。邓小平本来已经同意这一方案，他也认为全国恢复高考确实需要一个准备期，他要求当年积极准备，从第二年（1978年）开始恢复招生考试制度。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专家畅所欲言，建议当年就改变高校招生方法。邓小平向教育部主管官员了解确认推迟招生的话当年改变“推荐”招生方法还来得及，就果断地当场“拍板”：“坚决改”。随后，教育部召开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发生严重意见分歧，会期一拖再拖，开了一个多月仍然不能形成决议。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明确表态支持当年就进行招生改革。他还对教育部负责人说：“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16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终于促成新招生方案正式出台。
　　邓小平还对原招生方案中的“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原则提出疑问：“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他建议取消“单位同意”17。他对招生方案中的招生条件还作了修改，关于“政审”，他强调“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8
　　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青年报名参加高考，当年全国高校共录取新生27.3万人。高考改变了中国，给中国青年带来了希望，给中国人民送去了信心，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人才和知识重新得到了尊重。正如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的那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发现了一批勤奋努力的、有才华的优秀青少年。……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辉煌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19。
　　　此外，在规范学制、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邓小平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反复强调，精心部署。随后，在邓小平的建议和直接过问下，又先后恢复了学位制度、教师技术职称评审以及一系列奖惩制度，推动了教育领域的制度建设。

（二）高瞻远瞩，推动全党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先的战略思想
　　　
　　　作为一名战略家，邓小平研究解决任何重大问题时总是把它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范围和世界形势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在教育事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后，邓小平从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格局出发，认识和估计到教育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及时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新观点。形成了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依靠教育，教育是基础、是根本的思路。鼓励人们牢牢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先”的思想。最终形成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想。
　　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时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20知识、人才，只能靠教育。随后他与科学院、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成了一句空话。”21 8月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大量的科研人员只能靠大学培养，“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行。不抓中小学，好的苗子从哪里来？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22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教育和科学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这是党和国家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随后，邓小平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23 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24不难看出，邓小平提出教育优先发展是有充分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上的失误造成了知识缺乏，人才缺乏的现状，另一方面是科技与教育密切的内在联系，教育具有效应滞后和周期长的特性，决定了教育必须优先发展。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落实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邓小平抓了以下工作：
　　第一，要求各级领导重视教育。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工作，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的重视，教育的战略地位就会落空。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下决心说：“教育要狠狠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25他不仅亲自抓教育，而且要求“各级领导要象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他还多次强调：“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26 “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27并且号召全党通力合作，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多作贡献。1985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成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第二，强调增加教育投资。教育的大政方针决定后，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投入。尽管国家财政比较困难，他也一再指示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1980年，邓小平针对经济与教育发展比例失调，教育经费太少的现状，提出：“非要大力增强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今年因为财政困难，只能首先照顾到重点，但从明年，至迟后年开始，无论如何要逐年加重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28在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中，中央明确规定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且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这是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是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并科学预测教育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两个增长”的原则还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当中，使教育投入在法律上有了根本保障。为了使教育真正居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针对中国比较贫穷、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实际情况，邓小平甚至指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29
　　毋庸讳言，在教育投入方面，我们说的与做的还并不完全一样。邓小平的构想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尽管总投入增长很大，但是《1991——2000年教育发展纲要》提出的教育经费要占GDP的4%,一直都没有达到，长期徘徊在3%左右。这对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我们应该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以真正实现邓小平加大教育投入的的遗愿。

（三）坚定办学方向，努力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和人才在我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但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一些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受到“西化”、“自由化”的影响而发生异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共产主义理想淡漠。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不讲礼貌了，也不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娃娃中有这个问题。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30他还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31纠正这种失误，必须狠抓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
　　针对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对提高人的素质、对素质教育，提出了更明确、更具体化的要求。同时将之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措施和目标，使其有了更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他说“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在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培养一代“四有”新人以确保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标，也是贯穿于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邓小平“四有”新人的人才标准，是提高新时期中华民族全民素质的新要求，也是新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目标。按照这样的目标， 1987年中央作出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强调高校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当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进入21世纪，我们党把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更加突出位置。2004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之后，又连续出台《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等多个文件，这些文件对规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趋成熟，已形成“德育为先、学生为本、合理育人”的工作理念，“重在引导、贵在坚持、实在养成”的运作思路，“精心培养、规范管理、政策导向”的队伍建设措施。已呈现“全面育人成体系、全程育人有网络、全员育人见机制、坚持主渠道、拓展渗透层”的局面，并在教育途径上实现知行统一，将认知、心理和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

（四）尊重人才，注重教师队伍建设
　　
　　十年浩劫使我国知识分子队伍青黄不接，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就必须建立一支巩固的具有较高政治和业务水平的教师队伍。启动教育改革，邓小平深切地认识到，“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32。教改的关键在于教师。但十年“文革”造成了严重恶果，各类学校“教师缺乏”33，教师水平偏低。这是必须面对的严峻局面，为了推动教育走向正规，他建议，从科学研究队伍中抽调一批人从事教学工作，以应眼前之急。又强调要加紧培养教师，建议破格招生、培养研究生，留用一部分做教师。还提议教师必须加强自学，教师之间实行传帮带，教学水平高的教师，带教学水平差的教师，帮助他们提高教学水平。利用电化教学手段，条件差的利用录音，由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授课，由一般老师辅导。尽一切可能扩大师资队伍，提高师资水平，以多招学生，提高教学质量。
邓小平不仅注重扩大教师队伍，还极其注重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教师积极性，除了思想政治工作外，他非常强调关心教师，爱护教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也表现了邓小平特有的对于人才的态度。他在实际的教育举措中，也处处体现出了这样的人才观。
　　一是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指出，要全面关心教师，首先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对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搞好教师“安居工程”，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对业务骨干要优先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问题。要给教师消除疲劳、思考问题、总结经验的时间，搞好劳逸结合，不能占用他们的假期。1983年，邓小平在视察江苏等地时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34
　　二是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邓小平非常关心教师在业务上的提高，并把它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培训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养师资。1977年，邓小平在会见杨振宁时说：“关于恢复‘臭老九’名誉的问题，我们正在做。当然要做许多工作，要具体解决许多问题，只讲恢复名誉，不给工作条件不行。” 35并提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                                                                                                     
　　三是注重选拔拔尖人才。邓小平认为，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他曾说：“有才干的年轻人要上去，学术界才能活跃，光靠老同志还不行。论资排辈的状况一定要改变，”又说：“对少数尖子人才的待遇可以高一些。应该向尖子人才提供较优厚的待遇。对有才能的人应该破格评级提升。”36并提出大专院校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技术职称。

（五）放眼世界，推动中国教育由封闭走向开放
　　
　　20世纪8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再次席卷全世界，给世界各地的教育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3年，美国教育质量委员会在一封题为《处境危险的国家》的公开信中疾呼：日趋严重的不求进取，腐蚀着美国社会的教育基础，威胁着美国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要保持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尚存的微弱竞争优势，必须致力于教育制度的改革。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等国学者也在纷纷探讨教育如何适应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问题。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把眼光投向了21世纪，投向了未来，因而更加重视作为智力开发重要手段和社会发展基础工程的教育事业。邓小平始终着眼国际教育发展变化，不断提出一系列战略思想。
　　1．倡议“走出去、请进来”
　　1977年5月，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研究队伍落后的状况十分清醒。他认识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但是，他依然充满信心，鼓励大家奋起直追，认为发达国家“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37。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推动大力振兴教育事业。他主张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邓小平曾经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38 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中学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三个面向”就是邓小平开放思想在教育上的创造性运用，是我国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碑。这个方针的提出，直接带来了中国教育大开放、大发展的新局面。
　　教育面向世界，就是扩大对世界各国知识和文化的了解，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曾说：“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39 
　　1977年7月，他就率先提出：“可以多选送一些人出国留学。高中学外语学得好的，一部分选送上大学，一部分可以选送到外国留学。还可以请外国专家来讲学。”40
　　他始终坚持向外派遣留学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波，他始终坚信一点，即向外派遣留学生，总会有一批人学成回国，效力国家建设，那么正效应就远远大于负效应。邓小平十分重视海外留学生的引用，指出：“我们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41他还说：“最好的人才不用才是真正的损失。要努力争取在国外学习的人回国，并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回国后能发挥专长。”42于是，在国内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还有一个是办高科技中心的办法，把人才吸引回来。邓小平推动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海外学子归国工作的政策，无论是在工作条件还是生活待遇方面，都给予优惠和帮助。改革开放30年来，在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引导下，121万名学子负笈求学遍布100多个国家，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约32万人，成为国家建设的生力军。
　　国家、地方、学校，多层面、多形式地聘请海外专家学者来帮助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百废待兴，聘请海外专家更多的是为了引进、消化、吸收先进实用的技术、技能和方法。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海外人才引进的规模逐渐扩大，层次不断提高，结构更趋合理，聘请专家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累计引进外国专家约281万人次，港澳台专家约149万人次。
　　2．实行“拿来主义”
　　邓小平对长期以来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名搞闭关自守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成果。”43他认为，必须打破陈腐观念，大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科技成果，实行“拿来主义”。
　　邓小平一再提到要实行“拿来主义”，其用意就是要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去追赶世界最新的发展动向。如果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一切自己从头干起，中国将很难达到世界高峰。这是邓小平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中一个闪光的亮点。
　　邓小平十分重视教材建设，提出要更新教材，要求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主张有计划地进口一批教材。1978年，他在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上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44并建议教育部要抓几个学校，搞点示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内容不可。”45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9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页。
3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4 《邓小平的实在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
5 《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7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
8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9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0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8页。
12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3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14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5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16《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17《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18《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2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21《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2《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30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32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33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35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36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37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39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40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41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42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43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44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45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