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个新命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新的命题，为我们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着重从方法论角度谈谈对这一理论体系的一点粗浅认识。具体来讲，其方法论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务实性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而且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全党确立的，它曾经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党的领导工作不同程度地背离了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以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但是，受林彪、“四人帮”大搞禁令和制造迷信的影响，不少人的思想依然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而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成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思想障碍。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它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在理论层面上，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于经济建设初期的重大实际，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这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帮助人们鉴别、摒弃各种教条主义思想，也摒弃了超越我国历史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和政策，充分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在实践层面上，邓小平正确分析中国实际，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中，邓小平讲求实效不搞争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指出：从事生产活动“要重视提高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值的增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他又系统地提出了检验实践效果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这种勇于实践，勇于在实践中求发展的精神，正是邓小平求实性思维的独特风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体现着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特点。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概括。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实际。江泽民认为，“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发生的一些严重失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脱离了这个实际。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二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符合了这个实际。”2。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根据新时期新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的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世情、国情、党情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给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正是在回答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中形成和发展的。最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注重实践效能。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止步于依据实际做出的各项科学论断，而是更注重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实效如何。江泽民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最终实现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目的。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彰显着实事求是的思维特色。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中国新实际的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凸显，例如：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严重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良性发展。因此，胡锦涛强调，“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3。党中央全面把握形势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是着眼于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成果。胡锦涛强调，“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紧密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坚持以求真务实精神去抓落实，并在抓落实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坚持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4
　　务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论特点，其核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又立足于我国实际、着眼于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开放性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背景下，我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开放相对于封闭而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从而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开放性的视野和方法论特点。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科学总结经验教训，依据客观需要，顺应世界发展趋势，从开放性的思维视角构思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放理论。邓小平讲到开放时经常讲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外开放，二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对内搞活，实现国内市场“一盘棋”。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水平低下，中国各地彼此封闭，统一的国内市场无从谈起，这无疑给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造成障碍。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打破国内各地区间的封闭状态，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国内环境。这就为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外开放，就是要打开国门，大胆地“引进来”。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5他还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6他积极主张大胆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文明成果。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邓小平还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统一，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8，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开放性的思维方法，把改革开放大业继续推向前进。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江泽民一再强调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开放的内涵。江泽民认为，实行对外开放，既要向国外开放我们的市场，同时又要开拓国际市场，只进不出和只出不进，都不是完全的看法。他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9随着我们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加迫切，这是更好地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选择。胡锦涛结合当今时代特征，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要求。他强调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并指出：“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10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设想，并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互赢的开放战略”11。很显然，这些都是开放性视角下的理论成果。
　　另外，从整体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2。一方面，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是彼此孤立、封闭的，而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接力关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开拓了这个体系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13以发展理论为例，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发展是第一要义”，可见这一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继承中不断深化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今后还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拓展和完善。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立足于现实、与时代发展同进步、根据实践的新发展不断创新，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三）人民性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民性的思维特征从历代领导集体的重大思想中可窥一斑。
　　邓小平热爱人民，尊重群众，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处处关注国计民生问题。首先，邓小平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并认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 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14因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传家宝。……丧失了力量源泉，就一定要失败。”15其次，邓小平总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关注国计民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他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落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作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之一；将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之一。再次，邓小平认为人民是社会主义事业成效的最终评价者。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落脚点，将是否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一些，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一些，作为各项政策、步骤和措施效力的重要检验尺度。这种人民性的思维方法贯穿邓小平理论的始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执政为民作为其本质要求，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作为价值取向，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民性”的时代内涵。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江泽民多次强调要“以人民群众为本”，坚持执政为民，注重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次，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利益，是“三个代表”中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要求。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立党为公的，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并认为“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广大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众谋好利益。”16再次，“三个代表”思想将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绩效的最高衡量标准。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各项发展事业是非得失的一条根本标准。最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江泽民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7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是科学发展观的人民性方法论特点的集中体现。首先，“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的真实写照。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就是以人为本，说明人既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主体，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力量源泉。正如胡锦涛所说，“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18我们既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又要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其次，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强调一切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要着眼于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总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传的理论思想。表明我党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党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性的方法论特点。
　　
（四）辩证性
　　
　　唯物辩证法是一种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辩证性是邓小平理论方法论中的最突出的特色。首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个方面的关系而言，邓小平认识到中国要实现全面进步，就必须辩证地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我们始终不能动摇发展经济的核心地位。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大工程。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19要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间的关系上，邓小平理论涵盖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环境论、目的与步骤论、动力论以及条件论等诸多内容，无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以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为例。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邓小平科学运用辩证思维，在现代化建设中“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20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将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因；又重视外因，鼓励开放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辩证性方法论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并正确把握了“三大文明”的辩证关系。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江泽民认为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并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21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利益要求日趋多样化，“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仅有经济物质利益，也蕴含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因此，江泽民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另一方面要支持人民群众积极参政议政，更好地实现政治权益。其二，“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江泽民认为，先进生产力为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奠定物质基础；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动力。其三，提出了许多具有辩证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提出“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在对外关系中，提出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维护世界多样性相统一等思想，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辩证性的光辉。
　　科学发展观是重点性和全面性、科学性与价值性辩证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精确阐释和科学定位，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2。这就要求我们在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前提下，既注重宏观布局，又注重内在协调，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的良性互动。报告还提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23因此，我们既要正确处理城乡、地区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涉及全局的重大关系，又要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西部大开发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薄弱环节，最大限度地兼顾到各个方面。统筹兼顾方法论既揭示了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特性。由此出发，党的十七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要建设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布局。科学发展观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抓住经济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人民主体效益等主要矛盾，真正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物质利益与文化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统一起来，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性方法论特点。
　　
（五）策略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发展的每一段历程，都是我们党全面把握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战略策略指导原则的历程。
　　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极具策略性的方针政策，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发展战略理论。其中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发展是硬道理”等战略思想，无不是运用策略性的思维方式的光辉典范。特别地，邓小平认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与实际出发，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推动了香港、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的指导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以极具策略性的眼光，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同时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峡工程和西部大开发、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以及继续推进党的建设等重大战略决策。对于西部大开发，江泽民强调立足现实，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积极进取、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步实施；对于党建工作，提出了“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三个代表”的总目标和“四个一定要”的总要求。他还多次强调要注意改进工作方法，认为“现代领导工作要做到决策科学化，不研究掌握科学的规律是不行的”24，既有明确的目标方向，又有科学灵活的方法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社会呈现出多方面的阶段性特征。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制定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策略，特别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战略构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例如，针对城乡地区差距、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等现象，党中央提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再如，对于“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党中央大力倡导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旨在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以及公平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等。这些思想无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性方法论特点。
　　
（六）创新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也包括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无不是坚持创新性方法论的理论成果。
　　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搬。所以，他要求人们敢于冲破旧的思想框框的束缚，敢于创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的理论成果。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特别是其中关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步走”战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一国两制”等思想，都是创新性思维的显著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创新思维在实践中运用的最伟大成果，它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创新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江泽民反复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2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面对新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如何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既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纲领和历史使命，又赋予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江泽民还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这不仅赋予理论以强劲的生命活力，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动力，更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也永无止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改革创新的思维方式，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内容。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了对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性的飞跃，是我们党在发展指导思想上的创新，表明我党关于发展的思想、对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6他重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建设创新性国家的宏伟目标；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新论断；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重大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石书臣、孙燕）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28～729页。
4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31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9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7页。
1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8页。
1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3 姜作培：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性，《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16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17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18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2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2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2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24 江泽民：各级领导干部要研究领导科学，《现代领导》1995年第1期。
2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摘自何云峰、苏令银主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科发展研究》，黄山书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