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之后，越南人似乎也自我筑起了一道将后人与先辈隔离开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围墙。一些词汇如律、例、契约、判官等等，现在只在书本上才偶尔见到，现代的越南人大多数已很少能感受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哲理和精神价值。” ——范维义
   
历史上,中越两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秦汉开始，汉字就传入越南，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中叶以前，汉字一直是越南通用的官方文字。各级政府的文件告示，文人学者的诗文著述，乃至平民百姓的日用文书，一般都使用汉字书写。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嗣德帝（1848~1883 年在位）曾经说过：“我越文明至士燮（东汉时期交趾太守）以后，盖上至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 这段话，真实地描述了越南历史上长时期普遍使用汉字的状况。汉字是儒家经典的载体，与儒学（儒教）同步传入越南，所以汉字被越南人称为“儒字 ”（chu nho）。
   
自汉代至唐代数百年间，越南陆续出现了一些笃学明经的儒生士子，他们的汉文水平可与中原文人并驾齐驱，不分轩轾。唐代的姜公辅、姜公复兄弟以及廖有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三人先后考中进士，在朝为官，而且都有诗文传世。姜公辅曾担任唐德宗的宰相，有“唐朝名相” 的美誉。后被贬福建泉州，卒于该地，葬九日山，称“姜相墓”。生活在中国的姜公辅后裔，每年清明节都聚集九日山给其先祖扫墓。在姜公辅故乡越南安定县，则建有“状元祠”，姜氏后裔每年也都在那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姜公辅所撰作品大部亡佚，遗存至今的只有一赋一策，即《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两篇。前者系文学作品，辞藻华丽，摇曳多姿；后者乃政论文章，旁征博引，雄辩滔滔。廖有方与柳宗元交好，柳宗元曾赞叹廖有方“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可见其汉字造诣之深。其后越南人文蔚起，甲科相踵，仿佛邹鲁之邦，汉字在当地的传播与影响日益广泛深入。仅河内文庙中，就立有82块进士碑，刻着1442年至 1779年间考中的1306位进士姓名。
   
公元10世纪越南建立自主封建国家以后，历代王朝一直提倡汉语汉字。1010年，李朝开国皇帝李公蕴下诏迁都升龙(今河内)。他用汉字撰写的《迁都诏》，简洁典雅，文采斐然。1285年陈朝名将陈国峻写的《檄将士文》，1428年黎朝重臣阮廌写的《平吴大诰》，都是情辞并茂的汉文作品，《平吴大诰》更被誉为“千古雄文”。
   
越南各个朝代的史学、文学、哲学以及宗教著作，绝大多数用汉文写成，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例如，前黎朝的佛教领袖吴真流（933~1011年），受皇帝之命为宋朝使者制曲饯行，即席作《王郎归》一首，云：“ 祥光风好锦帆张，遥望神仙复帝乡。万重山水涉沧浪，九天归路长。情惨切，对离觞，攀恋使星郎。愿将深意为边疆，分明奏我皇。”文词优美，感情真挚，语言流畅。把对使者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对大宋皇帝的无比仰慕，以及决心维护边疆安宁的意愿，表达得深沉婉转而又淋漓尽致。历代用汉文撰写的《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全书》、《大越史略》、《越史通鉴纲目》、《历朝宪章类志》、《大南实录》等典籍，均中规中矩，粲然成章，堪称佳作，传之永久，成为后人研究越南历史的必读文献。
   
在越南语言文字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一种叫做“字喃”（也叫“喃字”）的土俗字。利用原有汉字，通过会意﹑形声﹑假借的方法构成新的方块字。例如“巴（左）三（右）”一字，读音为“巴”，意义为“三”，左边表音，右边表义。这和我国壮族的土俗字造字方法完全一样，只是字形字义不同罢了。由此可见，字喃其实还是来源于汉字。但字喃比汉字更加繁杂，也没有统一和固定的规范写法，所以始终未能取代汉字成为越南通用的文字。
   
字喃始创于何时，今天已经无法查考。但字喃出现在10世纪以后，则可以肯定。新旧《唐书》都记载韩愈曾经写过《鳄鱼文》驱赶鳄鱼的故事。《大越史记全书》也记载陈仁宗四年（1282年）刑部尚书阮诠为文投江解除鳄患的故事。仁宗以其事类韩愈，赐姓韩，因此阮诠又名韩诠。韩愈、韩诠写文章驱赶鳄鱼的故事，荒诞不经，不可置信。韩诠祭鳄鱼文是用汉文写的，他精通汉文自无疑义。他同时又是越南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使用字喃创作诗赋的人，其后起效仿者代不乏人，史不绝书。韩诠还把唐诗的格律应用于越南语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越南文学史上的“韩律”诗体。韩律成为越诗的基本诗体，为越人所喜闻乐见。虽然不能说韩诠就是字喃的创始人，但他对字喃的推广应用确有重大的贡献，是运用越南民族语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先驱。
   
从16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越南传教。他们学会了越南语，并用拉丁字母记录越语的读音，以后又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直到上世纪40年代，拉丁化文字才开始在越南普及，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拉丁化越文是一种拼音文字，读写基本一致，所以很容易普及。上世纪50年代，越南民主共和国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北方范围内完成了扫除文盲的任务。
   
越语新文字的通行，在形式上扫去了汉文的痕迹，但实际上越语中有60%以上的词汇来自汉语。这类词汇，叫做汉语借词。有许多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的古汉语词汇，却仍然保留在越语当中。例如，寮(小茅屋)、椟(柜子)，铳(枪)、铜壶(钟表)、生员(大学生)、举人（学士）、进士（博士）、翰林（院士）等等，均来源于汉文古字古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同时，汉字在越南当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非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以往遗留下来的儒、佛、道寺庙宫观，里里外外的楹联牌匾，几乎都用汉字书写。即使是新近修建的庙宇，也是如此。笔者多次考察过越南的新兴宗教高台教（创建于1926年，现在越南国会中占有4个代表席位）庙宇，所见楹联牌匾和神灵牌位，均用汉字书写。这些楹联牌匾，潇洒飘逸，对仗工整，蕴意深刻，令人惊叹。在越南全国范围内，人们在举行婚庆典礼的时候，都要张贴红色的“喜喜”字。每年春节，也有贴汉字对联的习俗。各地商店酒家，常常可以看到“福禄寿喜”、“招财进宝”、“如意吉祥”等汉字条幅。不少日用品和食品，例如名闻遐迩的越南绿豆饼、椰子糖、咖啡的外包装，也加注汉字，以至于有些顾客误以为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因此，会讲汉语、会写汉字的人，在社会上很受人们的尊重。
   
拉丁化越南文从诞生到今天，仅有300余年的历史，成为国家正式文字也不过60余年；而越南历史上使用汉字，则长达两千年之久。胡志明、黄文欢等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还能够熟练地用中文写作，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但现在70岁以下的越南人，如果没有专门学过汉语，一般就不会中文了。这就造成了越南人阅读、研究本国历史文化典籍的困难，因为越南古籍大多数是汉字书写刻印的。仅仅依靠翻译，会遇到种种不便，在解读古籍文义时还难免有所偏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废止汉字对越南继承传统文化是一个不小的损失。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深入和中越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十几年来越南的学汉语热经久不衰，汉语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热门外语。报考大学中文系的考生年年爆满，社会上汉语补习班到处都是。正是基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传承这一重大问题的长期反省和抉择，以河内国家大学法律系教授范维义为首的十多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在2007年联名向越南教育部上书，建议在全国小学和中学实行必修汉语的制度，并建议教育部制定教育大纲，规定学生于小学中学毕业时必须达到的汉语程度标准。